政治团体的神与地方神
不管哪儿,只要存在这种家族与氏族团体的宗教性链接,只有两种更具包容性的结合体关系——特别是政治性的——才可能出现。其中之一是由实在的(或者虚拟的)氏族团体所形成的宗教性目的的联盟(Konföderation)。另外一种则是以一种弱化的家父长制结构进行王室家政对“子民”(Untertanen)家政之家产制的支配。不管何处,只要王室家政的家产制支配有所发展,此一最有力量之家族的祖先、神祇、守护神或人格神就会在子民家中与其家神同受供奉,从而使得支配者的地位得到宗教性的认可。这是远东(如中国)的例子,在那里,身为最高祭司长的皇帝独占了有关最高自然神灵的祭典。罗马元首(Prinzeps)之身为“守护神”(genius)的宗教角色——由于大众普遍地将皇帝包括在一般性的宗教祭典中——也是为同样目的而设计的。
当发展的方向趋向一个宗教性的联盟时,即会出现一个政治团体的特别神(Sondergott),就如耶和华的例子。他是部族联盟的神——根据传统说法,这是犹太人与米甸人(Midianites)[13]之间的结盟——并为此联盟带来宿命性的结果。以色列人在誓约下接受了耶和华,同时也接受了政治的部族联盟以及遵守神圣秩序的社会关系;因此,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是一种“圣约”(berith)[14],一种由耶和华所赐予,而为以色列人顺服接受的契约关系。以此,在人的这一方即出现许多仪礼的、圣律的及伦理义务,而在神的那方也给予相当明确的承诺。人只要是在全能之神所赐予的、被视为适切的范围内,即可要求神保证他们的不受侵害。这就是以色列宗教里独特的约束性之性格的最初根源,类似的特征固然亦可见于他处,但绝无如此之强烈者。
另一方面,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是,政治集团的形成即意味着(其中的各团体之)服属于一个团体神(Verbandsgott)。古地中海一带的“聚落”(Synoikismos)[15]永远是在一个“城邦”(polis)神祇护佑下的、重组的(就算不一定是新创)祭祀共同体。“城邦”当然是政治性的“地方神”(Lokalgott)此一重要现象的古典担纲者,虽然绝非唯一的一个。相反的,每一持续性的政治团体皆有其专司神(Spezialgott),负责保证此一团体政治行动的成功。在成熟发展的情况下,此一神祇是彻底排外的,原则上他只接受其团体成员的献祭与祈求,或者至少他被认为应当如此。然而,由于人们对这一点实在无法肯定,因此,可以有效影响神祇的方法通常是严格禁止泄露的。对某一团体而言,陌生人不但是政治意味的,同时也是宗教意味的。即使当另一个团体的神祇拥有与自己团体同样的名字与属性,他仍然被认为有所不同。因此,维爱人(Veii)[16]的天神朱诺(Juno)并非罗马人的那一个,正如对拿坡里人(Neapolitan)而言,每个教堂里的圣母玛利亚都有所不同;他可能会崇拜这个而责怪或唾弃另一个——只要她敢帮助他的敌手的话。一个团体可能会设法诱使敌方的神祇背叛,应允(例如说)欢迎他到自己领土来接受崇拜,只要他肯背弃他们的敌对团体(所谓“呼神”evocare Deos)。这种祈求某一敌对部族的神祇背叛其原有团体,以协助另一方的办法,罗马将领卡米卢斯在围攻维伊时曾用过[17]。某一团体的神祇是有可能被另一团体偷去(或用其他方式得到),不过这也不见得就一定会给后者带来好处,以色列人的约柜就给其非利士(Philistine)征服者带来瘟疫[18]。
一般而言,政治与军事的征服也意味着较强之神对被征服部落较弱之神的胜利。当然,政治团体的每一个神也并不就都是地方神——固定居住在此一团体的行政中心。罗马家族的守护神随着此一家族的移动而改变其管辖区;根据以色列人所叙述在荒野中流浪的情况,耶和华是与他们同行且引导他们前进。然而,与此记载相矛盾的是,耶和华也被认为——这也是他的关键性特质——是个“来自远方”的神,是个居住在西奈地区的民族的神,只有当他的子民战事不利时,才会在暴风雨中率领“万军”(Zebaoth)驰援。认为这种独特的“远隔作用”的性质——这是由于以色列人接受一个外来神而产生的——乃耶和华之演进为一个普遍的、全能的上帝之观念的关键,此一说法似乎无误。因为一般而言,一旦一个神祇被视为地方神,或者说他有时要求其信奉者采行排他性的“单神崇拜”(Monolatrie)[19],并不能导致一神信仰(Monotheismus),反而会助长宗教的地方主义。因此,地方神的发展乃特别助长了政治的地方主义。
这点对城邦而言亦为真确,城邦对其他共同体的排斥就如同教会之互相排斥,而且它也截然反对一个统一的、包含各种团体的祭司制度之形成。与我们的“国家”(Staat)——一个被视为强制性的、领土的“机构”(Anstalt)——显著不同的是,由于此种地方主义的影响,城邦本质上仍保持着属于城市神之祭祀伙伴性质的一种个人关系的团体。城邦内部又进一步分化组织成部族神、氏族神、家族神的个人关系的祭祀团体,每一层次的个别祭典都是互相排斥的。再者,城邦内部也排斥那些不属于任何一个氏族团体及家族的特定祭典的人。因此,在雅典,没有“祠堂”(Zeus herkaios)[20]的人即无法出任官职,就像在罗马一个不属于任何有“族长”(Patres)统辖之团体的人一样。特殊的平民官吏(“保民官”tribunus plebis[21])只受到人间誓言的保证(“不可侵犯”sacro sanctus);他无法拥有“宗教命令权”(auspicium)[22],因此也没有正当的“命令权”(imperium),有的只是一种“职权”(potestas)。(https://www.daowen.com)
当某一特定团体的地域被认为对神而言是特别神圣时,团体神与地区地理性的联系即发展到最密切的阶段。巴勒斯坦与耶和华的关系即逐渐如此,如果是传统中描述他要求(虽然住得很遥远,却想要参与且荣耀他的祭祀团体),要有一车巴勒斯坦的泥土带来献给他。
真正的地方神之兴起,不只与永久性的聚落有关,而且也与某些其他条件——显示出地方团体之具有重要政治性意义——有关。一般而言,在城市的基础上,地方神及其祭祀团体才能达到最高度的发展;不过这个城市必须是个独立于王廷与统治者个人之外、具有法人权利的分离的政治团体。这样一种发展成熟的地方神自然是不可能见之于印度、远东或伊朗,在北欧也只有某种程度——以部落神(Stammesgott)的形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自主性的城市范围外,这种发展倒可见之于埃及,这还是早在动物崇拜的宗教阶段,而且是地方行政区划的缘故。从城邦出发,地方神祇蔓延至联邦(例如以色列人与埃托利亚人等)[23],也采取同样的模式。从观念史的角度而言,团体之为祭典的地方性担纲者此一观念,可说是个中介性的链接:介于纯粹的家产制观念的政治共同体行动与工具性的目的团体(Zweckverband)的观念以及机构(Anstalt)的观念——如近代“地域团体”(Gebietskörperschaft)的观念——之间。
不仅是政治性团体,职业的结合体关系亦有其专司神或圣徒。这个现象在吠陀经典的万神殿中仍完全付之阙如,反映出其特定阶段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古埃及的书记之神则说明了官僚化的进展[24],正如出现在世界各处的属于商人以及工匠的各式各样的专司神与圣徒,同样反映出日增的职业分化。一直到19世纪,中国的军队仍坚持其战神的圣化,意味着军人之被视为诸种职业中的一个“职业”(Beruf)。这点恰好与古地中海沿岸地区及米底亚人(Media)[25]对战神的观念形成对比,在那儿,战神一直都是伟大的“民族神”(Nationalg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