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伦理与宗教伦理,罪意识、救赎思想
不管何时,只要对精灵的信仰被理性化为对神的信仰,换言之,当强制精灵的手段转变为以祭典来崇拜神时,精灵信仰的巫术伦理也有所转化。此一转化过程是随着下述观念之出现而发展的:不管任何人,只要他敢蔑视神意所制定的规范,他就会遭到特别守护这些规范的神祇的伦理上的不满所报应。这就使得下述说法成为可能:一个团体之被敌人征服或遭受其他灾难,并非由于他们神祇的无力,而是由于他们招惹了神祇的愤怒,因为他们违反了神祇所守护的律则而招来他的不满。以此,如果某些不利的情况发生在一个团体,该受谴责的是这个团体的罪恶;神可能正是要利用这个不幸来表示他要惩罚及教训他所喜爱的人民的意图。以色列的先知永远都能指出当时的以色列人或他们的祖先所犯的过错,而耶和华则以其几乎是无止境的愤恨来报应,正如见诸史籍的,他甚至让他自己的人民受其他民族的奴役,尽管这个民族是完全不崇拜他的。
不管何处,只要神概念循着普遍主义的形式发展,上述观念即以各种可能的样式扩散,形成一种“宗教伦理”而与巫术的规则区分开来,后者只在配合有关邪恶之魔力的观念时才发生作用。此后,违反神之意旨成为一种构成“良心”之负担的伦理性的“罪恶”,更别提其直接的后果了。降临于个人的灾殃是神所指定的惩罚与罪恶的报应,个人只好冀望借由“虔敬”——为神所接受的行为——而得以解脱,从而带来个人的“救赎”。在《旧约》里,曾导致种种重要影响的“救赎”观念,仍然具有解脱具体之祸殃的原初的、理性的意义。
在早期阶段,宗教伦理继续与巫术伦理共有另外一个特性,换言之,它经常是由来自极为分歧之动机与诱因的、异质性的诫命与禁令之复合体所构成。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在此复合体内无所谓“重要”与“不重要”的伦理要求之区分;任何违反伦理的行为皆构成“罪恶”。稍后,这些伦理观念可能会出现一种体系化,此种体系化乃源自理性的期望,期望由于实践令神喜悦的行为而得以为自己确保个人外在环境的安乐,以及认为罪恶乃一种反神的(邪恶的)统一的力量,人若落入其掌握即会沉沦。“善”乃被视为一种导致圣洁之心境,以及由此心境而来之首尾一贯的行为的统合能力。在此一转化过程中,同样也发展出一种救赎的期待,救赎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憧憬,冀望能达到真正的、不为其他目的的“善”,以便得到这种德行之善的意识。
一连串几乎是无穷尽的、极为分歧的观念演化(不断地与纯粹巫术的观念有所混杂),导致虔敬升华为——借着其引发的持续的动机——一种特殊生活态度(Lebensführung)之恒久的基础。这样的一种升华当然是极罕见的,而且在日常性宗教里也只能偶尔间歇性地达到其纯粹化的境界。如果“罪恶”与“虔敬”还被视为一种统合的力量、一种物质的实体,那么就还停留在“巫术”的范围;在此阶段,行动者之“善”或“恶”的性质,是借着比拟毒药与解毒剂或体温的原则来构建的。因此,见之于印度的“塔帕斯”(tapas),亦即个人经由禁欲方式得到并藏之于其体内的神圣力量,原先乃意味着存在于鸟类(由于孵卵而产生的)、造化者(在创造世界时)以及巫师(由于苦行所引发的歇斯底里的状态——可导致超自然的力量)体内的“热”。
认为一个循善而为的人会得到一种特别的、来自神的“灵魂”,以及各式各样的神之“附着于”心灵(稍后再述)的观念,距离上述巫术的阶段已相当久远。同样的,从认为“罪恶”就像存在于罪人体内的毒素,必须以巫术手段来治疗,到认为他是被恶魔所附体,乃至最终认为罪恶是来自一种“根本之恶”的邪恶力量,这个人必须与此危险的力量斗争,否则即不免为其所吞没,其间自然也有一段长远路程。
并非所有的伦理皆跨越过上述路程而达到类似的一些观念。儒教的伦理即没有“根本之恶”的观念,而且一般说来,也没有任何有关“罪恶”之为一种统合的、反神的邪恶之力的观念。这种观念亦不见之于希腊或罗马的伦理。上述这些文明,不但没有一个独立而有组织的祭司阶级,也没有预言此一历史现象,而预言通常会在宗教救赎的观点下,导致一种伦理的统合。印度并非没有预言,不过正如稍后会探讨的,它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性格,以及极为洗练的救赎伦理。
先知与祭司是宗教伦理之体系化与理性化的担纲者。不过在此之外尚有第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宗教伦理之演化的因素——“俗众”。不管先知还是祭司都想从伦理上来影响他们。我们下面即要简单讨论一下三者之间的互动。
[1]以赛亚为公元前8到前7世纪间犹太国的先知。他在乌西雅王崩殁那年(公元前739,或为前747)受神召唤,成为以后数十年活跃的预言者。亚述王辛那赫里布来攻击犹太国时(公元前701),以赛亚预言圣城不会被攻陷,而使犹太王希西家和人民奋起;他并以外敌的入侵是因人民之不信仰神所致,故要求纯正的信仰。《旧约》的《以赛亚书》由三部分所构成。第一部分(第1—39章)为以赛亚之预言与活动的记录。第二部分(第40—55章),所谓〈第二以赛亚〉,则出于巴比伦俘囚期末期的一位无名先知之手,其思想与信仰之深刻是《旧约》全书中的一个顶点。第三部分则是后来才附加上去的。韦伯此处所引用的部分,虽非原文,但可参见《以赛亚书》36章第15节及38章第4节。——日注
[2]即湿婆神(Siva)之前身。韦伯此处称其为“瘟疫之神”,古印度亦有称之为“荒神”(Ugradeva)者。不过其性格并非纯然为恶,有时亦被尊为治人畜之病的神(“治疗者”),Siva之名亦有吉祥、恩惠之意。——中注
[3]保萨尼阿斯在第三回波希战争时,担任希腊联军的指挥,于阿提卡西北方的普拉蒂亚打败波斯军队(公元前479)。其后,进军博斯普鲁斯,占领拜占庭城(公元前478)。因成功而骄心肆起的他,接受波斯的援助而欲登上希腊的王位,后来在被斯巴达召回的不顺遂中死去。——日注
[4]伐楼那是印度吠陀经典中严厉的司法神。玛亚特则为正义与真理之神,负责审判俄赛里斯灵魂的死者审判神之一。
列克斯之名多处均可见到,此处应是指阿提卡王Panteon之子。有名的预言者,阿波罗崇拜的创始者。
黛可,显示“正义”的拟人神,为职司自然季节与人间社会秩序的三女神之一。
忒弥斯,显现确固不变之秩序的拟人神,为宙斯神的第二个妻子。
阿波罗为宙斯之子,司音乐、医术、预言的神,有时亦为光明之神而被视同为太阳神。在希腊人眼中,阿波罗特别是一切知性与文化的代表者,也是法律、道德、哲学的保护者。——日注
[5]Moira原来是“分派”的意思。由于人被分派的最切身之事为寿命,故而与“死”附上关系。其后Moira被拟人化为命运女神,赫西奥德(Hesiod)则分之为分派命运的Lakesis,编织命运绳索的klodo与斩断此绳的Adolopos三位女神。——日注
[6]此为荷马的用语。表示超越moros(定命),亦即超绝一切尺度的状态。——日注
[7]Rita(天则)之原意为物之合于次第秩序者之抽象用语,因此移用为真理、正义等义。依《吠陀》用法看来,此字应用范围极广:流水、晨曦、黑牛之乳常白等,人间之有秩序的行动者,皆Rita之发现。一言以蔽之,凡自然界、人事界之秩序,皆为Rita不同之作用,因此有“自然律即道德律”的说法。人类若破坏人事之秩序,则自然秩序亦破坏,故对Anrita(无秩序、非真理)应严加戒备。此一观念发展至祭典上则要求依法以行祭,否则必招神怒。由此观之,则英语之right(正确)、rite(仪式),与Rita似乎有其印欧语系的同源关系。——中注
[8]Tabu原为英国探险家柯克船长于1777年所发现之波里尼西亚的东加岛上的土语,经宗教学与民族学采用为学术用语后,已被广为运用。在有关宗教观念方面,是指区分出异常与正常、圣与俗、净与不净,而禁止两者的接近或接触,如果触犯这个禁戒,则会身受超自然的制裁;相信这个的个人感觉与社会习俗,总称为Tabu,一般译为“禁忌”。——日注
[9]约书亚(Joshua),公元前1250年左右的以色列指导者,被称为“被智慧的灵充满的人”。摩西死后,约书亚为其后继者,率领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巴勒斯坦)而在此殖民。《约书亚记》即记载其渡约旦河、攻占艾城以来的军事、政治事功的历史。——日注
[10]图腾(totem)一词源自美洲印地安人Osibuwa族的ototeman(“那是我一族之物”的意思)。被称为图腾信仰的风俗与社会制度虽然早就被注意到,但后来自从人们知道从现存于非洲、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的古代民族中可以认出此种信仰的痕迹后,这才成为宗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图腾信仰自弗雷泽、涂尔干、弗洛伊德以来,虽有许多的学者进行研究,但特别以涂尔干之认为澳洲之图腾信仰为宗教的最原始形态的论点最为人所知。——日注(https://www.daowen.com)
[11]《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以下。——日注
[12]什叶派为伊斯兰教内主要是在伊朗境内得势的教派,与正统的逊尼派(Sunnite)相对立,对立的起因在于支持不同的家族之争夺哈里发的继承权。什叶派所支持的是阿里(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什叶(Shiah)即“阿里的同党”之阿拉伯语的省略形——认为阿里才是穆罕默德的真正继承者,而且唯有承其血统的人才具有教主地位的继承权。——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