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巫师、祭司对立的“先知”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 与巫师、祭司对立的“先知”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何谓“先知”?此处我们暂且先不考虑布莱吉希(Kurt Breysig)[1]所提出的有关“救赎者”(Heilbringer)的一般性问题。并非任何拟人化的神皆被崇奉为救赎者,不论是外在还是内心的救赎。也并非所有提供救赎的人皆成为神或救世主,虽然此一现象倒是相当普遍的。

我们必须了解“先知”一词实乃意指一纯粹个人性之卡理斯玛禀赋的拥有者,他基于个人所负使命而宣扬一种宗教教说或神之诫命。在“宗教改革者”(他传布一种古老的启示,不管是确存还是虚构的)与“宗教创始者”(他宣称带来一种全新的启示)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划分。两种类型彼此皆相重叠。无论如何,一个新的宗教共同体的形成,并不一定得是先知说教的结果,因为非先知的改革者的行动也可能导致此一结果。此处我们也不想处理下述问题:一个先知的信徒到底是为他个人(例如琐罗亚斯德、耶稣、穆罕默德)所吸引?还是为他的教义(例如佛陀、以色列的先知)所吸引?

就我们主旨而言,“个人”的召唤是决定性的因素,先知与祭司即以此区分。祭司乃因其在一神圣传统中的职务而要求拥有权威,而先知则基于个人的启示与卡理斯玛。几乎没有一个先知是出身于祭司阶级一事,实非偶然。印度的救赎导师通常不是婆罗门,以色列的先知也不是祭司。琐罗亚斯德可说是个例外,因为他可能是来自一个祭司贵族家庭。与先知截然对立的是,祭司是基于职务而施与救赎的。虽然也可能有个人卡理斯玛的成分,不过主要是祭司的宗教职位授予他正当的权威,而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救赎之经营的成员。

至于先知,就像巫师,纯粹只靠个人禀赋以发挥力量。与巫师有别的是,先知布达清楚确定的启示,他传道的主题乃教说或诫命,而非巫术。不过,表面上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分并非那么清楚:巫师经常是个博学的占卜专家,而且有时就只擅长此道。在此一阶段,启示还是维持着神谕或梦的解说的功能。在初民社会,如果没有事先征询过巫师的意见,有关共同体关系的新规范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一直到今日,在澳洲的某些地区,巫师从梦中所得到的启示仍然要提交氏族长会议,以供采用;此一措施的消失则象征着“世俗化”的一个迹象。

另一方面,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一个先知才可能不靠卡理斯玛式的——实际上也就是巫术的——确证而成功地建立其权威。至少“新”教说的担纲者确实永远需要此种确证。我们不要忘掉,耶稣自己之天命的整个基础,以及他所宣称的、他(且只有他)能知道天父,而且也只有信他者才得以接近上帝,实际上乃一种他感觉内在于自身的巫术性卡理斯玛。无疑就是意识到这种力量——较之于其他因素——使得他能踏上先知的道路。在基督教早期的使徒时代及其后,流浪的先知是个常见的现象。这些先知经常被要求证明自己拥有圣灵特别赋予的禀赋、拥有特殊的巫术性或忘我的能力。(https://www.daowen.com)

先知经常为人占卜、执行巫术性治疗及诊断。例如《旧约》——特别是先知诸书与《历代志》——中经常提到的“先知”(nabi,nebiim)就是如此[2]。不过,我们所讨论的先知与这些“先知”主要的差异是经济性的,换言之,先知的预言是不图利的。以此,阿摩司(Amos)愤怒地拒绝nabi的称呼[3]。服务是否免费,也是先知与祭司差异之所在。典型的先知传道就只是为了“道”本身,而非报酬,至少绝非任何明显的或规则化的报酬。此种无报酬性的先知传道方式是以各种方式来提供的,早期的基督教团即用心地发展出下列的规则:使徒、先知或者传道者绝不能以其宗教布道来谋生计;他之能接受信徒款待的时间也有所限制。基督教的先知习于靠自己劳动维生,或者(如佛教徒)只接受自愿性的施舍。保罗书简中一再强调这些规定,佛教戒律亦然(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不作不食”的格言乃行之于传道者的。总而言之,预言之不收取报偿的确是先知传道之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利亚(Elijah)的时代可算是较早的以色列先知时期[4],当时近东及希腊一带皆出现活跃的先知传道活动。各种形式之预言的兴起(特别是在近东地区),大概与亚洲大规模世界帝国之建立,以及中断已久的国际贸易之再兴有所关联。彼一时期之希腊亦弥漫着来自特雷斯(Thrace)的酒神(Dionysus)崇拜[5],以及极端多样化的预言。除了半先知型的社会改革者外,某些纯粹的宗教运动也深入影响了自荷马时代以来祭司所习于的素朴的巫术与祭典的传统。激情的祭典、基于“异言”(Zungenrede)[6]的情绪性预言以及受到高度评价的陶醉忘我,打断了神学之理性主义(如赫西奥德)的发展,并妨碍了宇宙创成论与哲学之玄思以及哲学性神秘教义与救赎宗教的萌芽。这种激情性的祭典之发展,是与下列两个现象并行的:海外殖民事业的开拓,以及(尤其是)以市民军队为基础之“城邦”(polis)的形成与转变。

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叙述希腊在公元前8及前7世纪的这些发展(其中一部分甚至延伸到公元前6甚至前5世纪),因为罗德(E.Rohde)已经有过精彩的分析[7]。它们是与犹太、波斯及印度之先知运动同一时代的产物,也可能与孔子以前的中国伦理之构建同时,不过,关于这点我们所知不多。这些希腊的“先知”,在有关他们行业之经济的判准,以及是否持有一个“教说”的观点上,是各有不同的。希腊人也在职业性的(赚取生计的)教导与不图利的传道之间划出界线,就如苏格拉底的例子所显示的。再者,在希腊,唯一真正教团型的宗教(亦即奥菲斯信仰及其救赎的教说)[8],与所有其他类型的预言与救赎技巧(特别是那些神秘主义者)之间,是有清楚区分的;区分的基础乃在于奥菲斯信仰之体现为一纯正的救赎教义之特征上。我们首要的工作是分辨各种类型的先知与其他各式各样包办救赎者(不管是否为宗教性的)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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