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型预言与模范型预言
那么,就只剩下两种我们定义下的先知:其中之一最清楚的代表可说是佛陀,另一种则可以琐罗亚斯德与穆罕默德为代表。先知可以主要只是个(就如上述例子)宣扬神及其意志——不管是个具体的命令,还是抽象的规范——的工具;在传道时就像他已受到神的委托,而要求人们把服从他当作一种伦理上的义务。这种类型我们称为“伦理型预言”(ethische Prophetie)。另一方面,先知也可以是个模范人物,他以身作则,指示其他人宗教救赎之道,如佛陀那样。这种先知在传道时完全不提神圣的使命或伦理义务之服从,他只是诉诸那些渴求救赎之人的自身利益,向他们推荐自己所走过的路途。我们称这种类型为“模范型预言”(exemplarische Prophetie)。
模范型预言特别是印度预言的特色,虽然中国(如老子)与近东也有少数例子。另一方面,伦理型预言则只限于近东,虽然其间尚有民族之差异。不管是印度的《吠陀》还是中国的经典——其中最古老的部分是由圣赞者的颂歌与感恩诗以及有关巫术性之仪式与祭典的文字所构成——完全看不出发展于近东、伊朗等地的预言性先知之出现的可能。之所以如此,关键乃在于中国及印度缺乏一个人格化、超越性及伦理性的神祇。在印度,这种神观只存在于晚期印度教的民间信仰中,一种秘迹一巫术的形态。不过,在那些发展出有关大雄(Mahāvira)[25]与佛陀之决定性先知形象的社会阶层的宗教里,伦理性预言的出现只是断续性的,而且一贯地从泛神论的立场来解释。在中国,对社会最有影响力之阶层的伦理中,完全没有伦理性预言的观念。这种现象与此一阶层之(受社会制约的)思想特性到底有何种关联,稍后我们将再讨论。
仅就纯粹宗教的因素而言,不管印度还是中国,一个合理的、有规则的世界之概念乃源自献祭的仪式——一套万事万物都奠基于其上不可更易的秩序,特别是气候现象上不可或缺的规则性;以泛灵论的术语而言,此处涉及的乃是精灵与鬼怪的正常活动与休息。不管是中国正统还是异端的看法,这些秩序的维持是由于政府伦理上恰当的行为——遵守正确的德性之路(道)——而得确保的,舍此之外,无事可成,根据吠陀经典亦是如此。因此,在印度及中国,天则与道分别代表了类似的、超神性的非人格性力量。
另一方面,人格性的、超越的、伦理性的神则为近东的观念。此一观念是如此密切地相应于一个全能的、世俗的君主及其理性的、官僚化的政体,其间的因果联系显然是很难否定的。在全世界各处,巫师最早皆为祈雨师,因为收成有赖及时与充分的雨量(虽然并不需要太多)。一直到今日为止,身为最高祭司长的中国皇帝仍为祈雨者,因为在中国(至少在北方),由于气候的不稳定使得灌溉设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不管这些设施是如何普及。长城及内陆运河的修筑则更具重要意义,它们成为皇帝官僚制的真正基础。皇帝借着献祭、下罪己诏以及实践各种美德,例如消除行政权的滥用、搜捕未归案的罪犯,等等,以避免气候的不稳定。因为鬼神之所以不安、宇宙秩序之所以失常,一般认为乃君主之个人过失或社会失序。同样的,雨也是耶和华允诺给他的信徒的奖励之一,这是较古老的传统中清楚呈现的,当时这些信徒主要还是务农的。神允诺降雨量不致太少,也不会过多或造成洪水。
不过,在美索不达米亚与阿拉伯,收成并非由于雨量,而单只是由于人工灌溉。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系统是王权的唯一基础,这些君主的收益是来自强迫被征服的隶属民修筑运河以及邻近运河的城市,正如尼罗河的统制是埃及王权的基础一样。在近东沙漠与干旱之地,水利灌溉的控制可能是其固有神观的来源之一,亦即认为神自无中“创造出”大地及人类,而非如其他各地的信仰认为人与大地乃由神所生出。这种水利经济的确是从无——荒漠——中创造出收获。君主甚至借着立法及理性的法典编纂创造出正义来,此一发展首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因此,从这样的经验中会导出此一观点——即认为世界之秩序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自然挥洒、超越性而又人格化的神所创制的律则,可说是十分合理的。(https://www.daowen.com)
另外一个可用来说明近东地区世界秩序观念之发展乃反映出一个人格神之运作的补充因素,则为此一地区并没有见之于印度及中国之“无神的”宗教伦理之担纲者的、特色独具的阶层之存在。不过,即使在埃及(那儿的法老王原先也是神),阿肯那顿想要创出一个星辰的一神信仰的企图也受到祭司阶级的破坏,因为这些祭司在当时已经将民间的泛灵信仰体系化,并成为无可匹敌的力量。在美索不达米亚,一神信仰及煽动性的预言之发展,受到古老万神殿的对抗,这种万神殿已被祭司政治地组织起来,并予以体系化;此外,一神信仰及预言的发展,还进一步受阻于稳固的国家秩序。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国给以色列人留下的印象,远较波斯诸王(Basileus)[26]给希腊人的印象要来得深刻——虽然波斯王居鲁士(Cyrus)曾败于希腊人手中,他对希腊人的影响还是极为强烈的,这点从希腊史家色诺芬(Xenophon)将其生活点滴编写为教育用书《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即可了然[27]。以色列人由于(且只由于)得到圣君之助,得以从早期法老王的“为奴之家”解放出来[28]。他们在这之后所建立的地上王国,实际上已被清楚认为是对他们真正的统治者——耶和华——的一个背叛。以色列的预言完全关注于与当时巨大的政治权力——强大的君主——间的关系;而这些君主又是上帝惩罚之鞭,他们首先摧毁了以色列并奴役以色列人(俘囚期),然后由于神意的介入,又允许以色列人重返家园[29]。琐罗亚斯德的视野似乎也是同样以西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地区的观念为导向。
就此而言,最早出现的预言之独特性格(不管是二元论,还是一神信仰),除了某些其他具体历史因素的影响外,似乎是由于比较邻近的,具有高度控制之社会组织的巨大中心对邻近落后民族的压迫而成的。这些民族对于自身所遭遇的无穷劫难——由于附近一些残酷好战的恐怖国家所导致的——则倾向解释为天上之王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