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先知与传道者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 先知与传道者

另一方面,先知与传道者(Lehrer)——特别是社会伦理的传道者——之间,有各种过渡的阶段。这些充满新的(或重新发现古老的)睿智的导师,聚集弟子,解答个人疑惑,在公共事务上提供君侯意见,可能还试着说服这些君侯建立一种新的伦理秩序。这些具有宗教或哲学智慧的导师与其弟子间的联络格外强固,且以权威主义的方式来规范,特别是在亚洲的圣法中。不管何处,这种联结都是最为强固的恭顺(Pietät)关系之一。一般说来,巫术及勇士的训练是如此安排的:见习者会被交给一个特别有经验的师傅,或者允许自己去找师傅——就像德国学生社团中,“新生”可以选择“指导学长”(Leibbursche)一样。所有关于娈童之爱的希腊诗词皆来自此种景仰关系;类似的方式亦可见之于佛教徒与儒教徒,实际上可见之于所有修道院式的教育。

这种师生关系最彻底的表现,可见之于印度圣法中“导师”(Guru)的地位。所有出身于有教养阶级的年轻人都得花好几年的时间、无条件地全神贯注于接受一个婆罗门教师有关生活的指导与教诲。“导师”对其学生拥有绝对的权威,对他的服从关系颇类似于西方“助手”(Famulus)与其“师傅”(Magister)的关系,而超越对家庭的恭顺关系。正如宫廷婆罗门(purohita)的地位在官方规定下被提升得非常高[17],远高于西方世界最有权威的听取忏悔的神父。不过,“导师”终究只是一个教导习得(而不光是从启示得到)之知识的教师,这种教导乃基于一种委托关系,而非其自身的权威。

哲学的伦理家及社会改革者,就我们的定义而言,并非先知,不管他们看起来如何相似。实际上最古老的希腊哲人,像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等传说中的人物[18],最是接近先知。他们之中有些人也留下独特的救赎论与生活指导,有些人甚至还可被列为救世主。印度也有这种知识性的救赎导师,而且若就首尾一贯地专注于“救赎”之理论与实践而言,希腊的导师显然是要远为不如的。

真正存在过的“哲学学派”的创始人及领导者,更不可与我们所用的“先知”一词混为一谈,虽然在某些方面他们可能十分接近此一类型。从孔子(甚至皇帝在他庙里都还要叩头)一直到柏拉图等等不同阶级的人物皆属之。不过他们都只是学院教育的哲学家,其间之不同主要是孔子格外关注影响君侯从事特定的社会改革,柏拉图则只偶尔为之。(https://www.daowen.com)

这些人物与先知的主要区分是他们的教诲缺乏先知预言中特有的、生动而又情绪性的布道(Predigt),不管这些布道是出之于口语、小册子或任何其他的文学形式(例如穆罕默德《古兰经》里的章节)。先知的“经营”,比起上述传道者而言,可说是更为接近群众煽动者(Demagogue[19])或政论家。另一方面,例如苏格拉底的活动(他自己也反对辩士贩卖知识的行业)也必须在概念上与先知的有所区分,因为像他那样的行动缺乏一个直接启示的宗教性使命。苏格拉底的“天才”(Daimonion)只针对具体的情况反应,接下来就是劝阻及告诫。这是苏格拉底之伦理的、强烈的功利式理性主义的外在限制,恰如巫术性神占之于孔子一样。以此,苏格拉底的“天才”实无法与纯正宗教理论的“良心”相提并论,更不能被视为一种预言之声。

与以色列先知的这种差异,可见之于包括中国、印度、古希腊、中世纪之犹太、阿拉伯与基督教的所有哲学家及其学派,从社会观点而言,这些哲学学派可说是颇为类似的。就生活态度而言,他们较为接近秘迹祭典式的救赎预言(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或者较近于模范型的救赎预言(例如犬儒学派,有关此种类型之预言,稍后再述)[20],这种类型的预言反对神秘主义的秘迹恩宠以及世俗的文化财,就这点而言,与印度及东方的禁欲教派有某种亲和性。然而,我们特殊意涵下的先知,是不可能缺少由于个人之启示、出而传布宗教救赎之真理此一过程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预言之决定性的判准。

最后,印度之宗教改革者,如商羯罗(Shankara)与罗摩奴阇(Ramanuja),以及其西方的同伴如马丁路德、茨温利(Zwingli)、加尔文与卫斯理(Wesley)[21],都不能归入先知的范畴,因为他们并没有宣称自己要提供新内容的启示,或者自己是奉一特殊神意之指示而来发言。这些倒是摩门教之创始者的特色[22],他甚至连一些技术末节上都极类似穆罕默德;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以色列先知的特征。先知类型亦可见之于孟他努斯(Montanus)、诺瓦提阿奴斯(Novatianus)、摩尼(Mani)与摩奴(Manu)[23],比起较情绪化倾向如福克斯(George Fox)[24]那种类型的先知,他们的预言带有极度理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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