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宗教与仪式主义;仪式主义宗教皈依的各种归结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 巫术宗教与仪式主义;仪式主义宗教皈依的各种归结

(1)纯粹仪式性的祭祀行为与祭典——不管是在崇拜神时,还是在日常生活里。纯粹的仪式主义,于其对生活态度的影响这点上,与巫术并无不同,并且,有时甚至落于巫术宗教之后。因为,当巫术宗教在某些情况下发展出关于再生的一种明确而有效的方法论时,仪式主义(虽然经常但)并非总是能做到。救赎宗教则能够将一个个纯粹形式的仪式行为体系化到一种所谓“皈依”(Andacht)的特殊心态里去;在这种皈依下,仪式被当作象征神圣的事来执行。如此一来,此种心态便真正是活生生的救赎拥有(Heilsbesitz)。不过,此种心态一旦被拭去,那么,所剩者不过是赤裸裸的、形式的巫术仪式主义,而事实上,这也是宗教皈依在日常化的过程里,总是一再不断发生的事。

一种仪式主义的宗教皈依可以得出相当多样的结果。见诸虔诚的印度教徒生活里的那种一心一意的仪式规则、那种对虔信者日复一日的要求——以欧洲人的观点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如果确实严格实行的话,那么,在现世里的典范性虔敬生活,与积极努力的营利活动,想要并行不悖,几乎是不可能的。此种皈依虔信的极端类型,与清教(Puritanismus)处于两极性的对反位置。唯有富裕者,亦即,能免于劳烦的工作重担者,才能够实行这样的仪式主义。

不过,这种结果无论如何总还是可以避免的;相较之下,下述的情况就较为根深蒂固了。亦即,仪式性救赎,特别是当它将一般信徒限制于旁观者的角色,或将这些人的参与限制于简单的或本质上被动性的操作上,并且,特别是当它将仪式的心情尽可能地升华为衷心不二的皈依时,它便会将重点置于虔敬的刹那一刻的“心境”(Stimmungsgehalt)上,而此种心境似乎即确证了救赎。因此,某种内在的状态性(Zuständlichkeit)的拥有便成为被致力求取的目标,而此种内在状态性在性格上是一时的(Vorübergehend),并且由于其特有的“无责任性”(Verantwortungslosigkeit),在祭典过后——好比倾听一场弥撒或观赏一出神秘剧后,其对行为方式的影响几乎总是微不足道的。这就像戏剧的观众,在观看了一出美妙而动人心弦的戏剧后,无论内心受到多大的感动,其日常伦理却没有受到多少影响的道理是一样的。所有的神秘救赎,无不具有这种断续性的性格——期待以一种随机式的虔敬皈依来达成其“因其作为”(ex opere operato)的效果;其中缺乏产生出某种确证要求——有可能保证“再生”的作为——的内在动机。

相反的,当依靠仪式而引发的随机式皈依被提升到持续性的虔敬,并且被试图在日常生活里保住其作用时,那么此种虔敬一开头便带有一种神秘的性格。换言之,其中的转折在于:虔敬导致以内在状态性的拥有为目标。不过,步入神秘主义的禀赋却是一种个人性的卡理斯玛。因此,正如见诸印度及其他东方的那种神秘主义的救赎预言,在被日常化之后,马上又转变成为一种纯粹的仪式主义,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仪式主义所终极追求的心灵状态,会导致直接的背离理性的行动。几乎所有的秘仪祭典皆起如此的作用。其典型的意义即在于“秘迹恩宠”(Sakramentsgnade)的授予:换言之,透过秘法传授的神圣性来达成脱离罪愆的救赎。就像任何的巫术一样,这样的一种过程具有脱离日常生活的倾向,因此也就无法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https://www.daowen.com)

然而“秘仪“也可能发挥其他相当不同的作用,只要其授予是与这样的前提联结在一起:只有那些在神之面前伦理上清白的人才能靠此秘仪得到救赎,除此之外者,秘仪所带给他们的是毁灭。而对着“不信而食者,乃为其本身之终受审判而饮食”这个教说,直至当代之初,广大阶层的人们在面对圣餐礼之时,仍油然心生恐惧不安;并且,在缺乏一个“赦罪”的法庭的情况下——就像禁欲的基督新教所处的状况;以及,在频繁参与圣餐享用——因此而成为虔敬的一个重要的标记——的情况下,这种恐惧不安即对日常的态度产生强烈的影响。所有的基督教教派,皆有在行圣礼之前先行告解的规定,这与上述情形有关。关于此一制度,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在宗教的规定里,能够使圣礼成为有益于参与者而被接受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状态。

在这方面,几乎所有的古代秘仪祭典,以及大部分基督教以外的秘仪祭典,都仅止于要求仪式上的纯净,此外,犯下重大的凶杀罪过,或者各别特殊的罪过,也会被视为足以丧失参与祭典的资格。也因此,这些秘仪大多并不懂得所谓的告解。然而,只要是仪式上的纯净被理性化为心灵上的纯洁无垢之处,那么现在问题的重点便进一步变成:(自我)驾驭的方式,以及,告解所行之处,告解之可能相当多样——相应于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之方式与程度——的性格。不过,这样的仪式,在实际上无论如何都只不过是个传达工具,为的是要影响仪式外的行为,而实质上,一切都要视那行为而定。所以,即使当圣礼秘仪的巫术性格完全失去其价值,并且,依赖告解的一切自我驾驭也完全不再存在之时——两种情况都是清教徒所认定的,然而——虽然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正因为如此——秘仪仍旧能发挥其伦理的作用。

仪式主义宗教可能以别种间接的方法来发挥其伦理的作用:为了遂行仪式诫命而要求一般信徒采取积极的仪式行为(或者在仪式上避免某些行为)。如此一来,仪式的形式主义那一面便会被体系化为一个包容广泛的“法律”体系,而为了能使此一法律体系充分地被认知,就必须要有某种特殊的修炼(Schulung)与教说(Lehre)——犹太教便是如此。正如斐洛(Philo)所强调的,犹太人在古代时,就和其他所有民族形成对比,他们打从幼年时期便不断地被授予知性的有体系的决疑论训练——就像我们的小学教育那样;一直到近世,例如在东欧地区,同样是基于这个原因,唯有犹太人享有体系性的小学教育;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犹太律法的博识主义性格所造成的结果,其实犹太律法早就促使古代犹太的虔信者将律法无知者(Am-haārez)[1]和不信神者等同视之。这样的一种决疑论的知性教育,自然也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被感受到,特别是当其所牵涉的不再仅止于仪式祭典义务的问题——这在印度律法里占大宗,而且包括日常伦理在内的一种体系性规则(Reglementierung)的问题。以此,救赎事业即为相当有别于祭典行为的事宜,而且——特别是,社会的业绩(soziale Leist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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