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我、狂迷、病态的快感与合理的宗教救赎方法论
忘我,作为“救赎”或“自我神化”(Selbstvergottung)的手段——此处,我们的关注也仅止于此,可以是较为具有诸如失神、着魔等突发性格的状态,也可以是较为具有慢性性格的状态;后者是指昂扬的特殊宗教态度的持续,此种态度要不是带有高度生命紧张性的意味,就是高度趋向与生命疏离;据此,吾人则可将之区分为较属冥思的(Kontemplativ)或较属行动的类型。毋庸赘言的,招引出单纯为突发性忘我状态的办法,当然不是严整的救赎方法论,而主要是靠将所有生理上的压抑排除掉的各种手段来达成,诸如:借酒精、烟草或其他有毒的物品,或者借音乐舞蹈,乃至于借着性兴奋(甚或三者并用),来导致急遽的陶醉,换言之,即狂迷(Orgie)。或者,人们也可以借着引发那些素来即具有歇斯底里或癫痫本质的人症状发作——此种发作则反过来引发出他人的狂迷状态——来导致忘我。只不过,这些突发性的忘我,在本质上或者意图上,都只是一时的,并没有为日常的生活态度留下什么积极正面的痕迹。并且,其中也并不具有预言性宗教所揭示的“有意义的”内容。
相对的,某种病态的快感(Euphorie)之较为和缓的形态,不管是让人感觉较为梦幻似的(神秘的)“开悟”(Erleuchtung),或是让人感到是较积极的(伦理的)“改宗皈依”(Bekehrung),似乎都比较确实能保证卡理斯玛状态之持久的拥有,并且,产生出与“世界”的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而在实质上呼应某种“永恒的”秩序之价值或某位伦理的神——如预言所宣告的——之价值。
就我们先前所见,除了纯粹突发性的狂迷之外,巫术也已熟知“唤醒”卡理斯玛资质的系统性救赎方法论。因为职业巫师与职业战士所需的,不只是突发性的忘我,他们还必要有持续性的卡理斯玛特质。而伦理性救赎的先知们不只是不需要狂迷式的陶醉,反之,这样的陶醉正巧是他们所寻求的体系性伦理生活态度的一大阻碍。琐罗亚斯德愤怒的伦理理性主义对于这种狂迷陶醉——就中特别是神酒献牲之非人的、虐杀动物的迷醉祭典——便是以背相向,正如同摩西的伦理理性主义之厌恨舞蹈狂迷,亦如同伦理理性宗教的大部分创始者与先知之嫌恶“性放纵”(Hurerei)——狂迷的神殿卖淫——一样。随着理性化的进展,此种宗教救赎方法论的目标总是会逐渐地从因狂迷而获致的急遽性沉醉转移到一种慢性的、特别是由意识所支配的状态。
于此,整个发展还会受到“神”的概念之种类所左右。无论何处,靠着救赎方法论所能达致的最高目标——就突发的形式而言,和狂迷所能助以达到的最高目标一样,自然是指:超感性的存在之肉身化——神的化身为人,或者说,人的自我神化。唯有至此,此种转化才最有可能变成一种持续的状态。救赎方法论也会因而直接以在此世拥有神性本身为指标。不过,举凡有一位全能的、超世俗的神与被造物者相对峙之处,救赎方法论的目标就不可能会是我们上述意义下的自我神化,而毋宁是去获得这位神所要求的宗教特质。换言之,此时,自我神化会被定位于彼世的、伦理的取向,而不是去“拥有”神——因为这是人力所不及的,因而要不是成为神的“工具”(Werkzeug),就是为神所充满。而第二种状态显然较第一种要接近自我神化的理念。此一区别(我们下面会讨论到),对于救赎方法论的类型本身而言,具有其重要性;然而,首先要提的是两者在某些重点上的一致性。(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两种情况下,一般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将日常生活中凡是不似神的部分去除掉,以使自身有可能类似于神。就中,特别是针对人类肉体的日常状态与日常世界的事务,这些天生自然的种种。于此,救世论的救赎方法论直接地与其巫术性的前身联结在一起,前者只不过是将后者的方法加以理性化,并且使之符合于其关于超人的事项之本质与宗教性的救赎拥有之意义等问题的新观点。经验告诉我们,原本就具有特异性质的人,当他们陷于歇斯底里的“拟死状态”(Adtötung)而使得身体毫无感觉或麻木僵直时,是有可能指望他们产生各式各样正常神经状态所绝不可能产生的功能;此外,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一切可能的幻觉及灵的现象都特别容易出现。诸如:有人口出异言、展现催眠力量或其他暗示性的力量;或者,有人体验到导向神秘开悟或伦理改宗的激动,有人则体验到对个人罪过之深刻的苦痛,及与神灵交而产生的喜乐之情;有时,这些状态则彼此激烈地交错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反过来,所有这些异能异象,会因种种纯属“自然的”专注,诸如各人身体的机能与欲求、或足以涣散心力的日常事务关怀等,而再度消失无形。关于对自然的身体性与对日常生活的社会、经济需求,人们会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世界各处无不随着救赎憧憬的发展,而从上述根据经验所得的各种事实里导出各式各样的结论来。
救世论的救赎方法论之特殊的手段,包括其最为洗练的发展,几乎都可在印度找到它们的起源。在那儿,它们无疑地是靠着巫术性的精灵强制(Geisterzwang)的手法开展出来。同样的,此种手段在印度愈来愈有朝自我神化之方法论的方向发展的倾向,而且,此种性格也确实不曾消失过。此一风格之盛行,上可溯自古吠陀时代的神酒迷醉祭典,下则及于两路:一为知性忘我的各种高尚方法,二为见之于最大众化的印度教中的黑天崇拜;直至今日,此种崇拜不管是粗糙的或是洗练的,都还是一种具支配地位的、性爱的狂迷(无论其为真实的,或者是在祭典的幻觉里由内心所酿成的)。洗练的知性忘我,连同与其对立的修道士狂迷——当其为较和缓的形式——也透过苏非教而被带到伊斯兰教里;时至今日,甚至远及波斯尼亚(Bosnia)[2]地方(根据法兰克博士数月前一份可信的报告)[3],印度人都还是其典型的担纲者。
历史上宗教理性主义最大的两股势力,西方的罗马教会与中国的儒教,对于这种忘我与狂迷,在其疆界内都始终一贯地加以压制,要不然即将之升华为圣罗贝尔派[4]那种性爱的神秘主义的形态,或者狂热的玛利亚崇拜、反宗教改革的寂静主义(Quietismus)[5]或亲岑道夫(Zinzendorf)式的感性虔敬主义(Gefühlspietismus)[6]等诸形态。显而易见的是,所有狂迷的祭典,特别是所有性爱的祭仪所具之特殊的非日常性的性格,就其对日常生活之毫无影响力,或者根本也无法及于高度理性化与体系化之意义而言——正如见之于印度教及(一般而言)伊斯兰教修道士的——对于形成一种日常生活态度的方法论,只具有负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