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现世的、神秘主义的冥思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七 逃离现世的、神秘主义的冥思

另外一种情形是,特殊的救赎财既不是一种行为的积极性质,也不是执行神之意志的意识,而是一种独特的状态性(Züständlichkeit)。其中最特出的形态为:“神秘主义的开悟”(mystische Erleuchtung)。此种形态唯有少数被赋予特殊资质的人,也唯有透过“冥思”(Kontemplation)这种特殊的体系性活动,才能成就出来。为了达成其目标,所谓冥思,往往必须断绝对于日常事物的关怀。根据教友派信徒的经验,唯有当人身中被造物的属性完全沉寂之时,神才能在灵魂中发话;这种说法——即使用词有异——是从老子、佛陀到陶勒(Tauler)[10]等所有冥思性的秘主义者共同一致的经验。其结果可能就是绝对的逃离现世(Weltflucht)。此种见之于古代佛教,以及(就某种程度而言)几乎所有亚洲与近东固有之救赎形态中的、冥思性的逃离现世,与禁欲的世界观看来虽类似,但两者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分。

拒斥现世的禁欲,在我们此处所指的意义上,主要是以积极性(Aktivität)为其取向。唯有特定种类的行为能够帮助禁欲者获得他所争取的特质,而另一方面,此种特质则又是一种出于神的恩庞的行为能力。禁欲者意识到,他所具有的行为动力是来自拥有中心的宗教救赎,并且他是以此行动力来侍奉神;由此,他总是不断地能够赢得一己之恩宠状态的保证。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神的战士,不计其敌人为何、用以征战的手段又为何。因此,在心理上,所谓逃离现世,根本就不是逃离,而是对那些日新月异的诱惑的一场历久弥新的战斗,换言之,对那些诱惑,他总是得一再地积极奋战不懈。拒斥现世的禁欲者至少还与“现世”保持一种否定性的内在关系——一种不断征战的关系,因此,吾人宜乎称其为“拒斥现世”(Weltablehnung),而非“逃离现世”(Weltflucht),后者毋宁更适合说明冥思性的神秘主义者的特征。

相对的,冥思主要是在神那儿、也唯独在那儿“安歇”的追求。不行动,推到最终的不思想,将一切会令人想起“现世”的任何念头都空无化,要言之,绝对地极小化一切外在与内在的作为,这是达到拥有神且享有与神神秘的合一(unio mystica)的内在状态之不二法门。此种内在状态,乃是一种特殊的感情状态,似乎在媒介某种“知识”(Wissen)。以此,就主观而言,情形可以是较偏重于此种知识之特殊的、异于平常的内容,也可以是较着重于此种知识之拥有的感情色彩;客观看来,后者才是决定性要点所在。

神秘的知识,愈是具有这种特殊的性格,就愈是无法传达的;虽然如此,其特出的性格却恰在于其之以知识的身份出现。它绝非一种对任何事实或教理的新认知,而是对世界有一种统一的意义的掌握,并且,在此种意义下的“知识”一词,正如神秘主义者在其无数的阐释中此词所呈现的意涵,实为一种实践的知识。就其核心的本质而言,此种知识毋宁是某种“拥有”(Haben),从那儿可以得出对于世界的一种实践的、新的取向,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获得新的、可以传达的“认知”(Erkenntnisse)。不过,此种认知是对于世界之内部的价值与无价值的认知。此处,我们对其细节并不感兴趣,我们所在意的是,一切冥思所固有的、与禁欲——就我们对此字的用法而言——相对反的、对于行为的否定的作用。

毋庸置疑地,此种(禁欲与冥思的)对比——虽然还有待深入探讨,但此处应该已可用明白强调——一般而言,正如同拒斥现世的禁欲与逃离现世的冥思二者间的情形一样,并非完全截然二分的。因为,逃离现世的冥思首先至少得有相当的程度与体系性理性化的生活态度联结在一起。事实上唯有如此方能导致对于救赎财的专注。然而,这只不过是达到冥思之目标的手段,并且,理性化在本质上是消极性的,是为了回避由自然与社会环境所带来的障碍而产生的。依此,冥思绝非必然就变成是一种消极的沉溺于梦想,或单纯只是一种自我催眠——虽然实际上有可能趋近这种状态。相反的,进入冥思的独特途径,是一种对某些“真理”(Wahrheiten)相当集中心力的投入。此时,对此一过程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并不是这些(在一般非神秘主义者)看来通常是相当简单的真理之内容,而是这些真理之被强调的方式,以及,在整个世界观之内据有一个中心的立场并加以统合的影响力。(例如)在佛教里,没有人会因为明确地把握住佛教中心教义中表面上看来极为琐碎的诸命题,甚或因为洞视了中心教义的真理性,而成为一个开悟者。思考的集中,以及其他可能的救赎方法的手段,只不过是通往目标的途径。开悟这个目标本身,毋宁是单独构筑于一种独一不二的感情特质之中,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构筑于知识与实践心志之感情的统一之中,而这对神秘主义者而言则提供了其宗教恩宠状态之决定性的保证。

对禁欲者而言,感性与知性地把握神圣事务,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只是禁欲者的这种感知,可以这么说,是受到“来自原动力的”(motorisch)制约的。换言之,此种感觉只有当他意识到自己已透过完全以神为取向的、理性的伦理行为而成为神的工具时,才会产生。然而,这种伦理的——无论其为积极的类型或消极的类型——奋战,对于冥思性的神秘主义者而言——绝不可能是神的“工具”,而只愿意是、也只可能是神的“容器”——只不过像个不断将神圣事物表象化的边缘性功能罢了。以此,古代佛教即劝导人,维持恩宠状态的先决条件在于:不行动,至少要将一切理性的目的行为(“针对某一目标的行为”)当作最危险的世俗化形式而加以回避。但在禁欲者看来,冥思性的神秘主义者无非是怠惰的、在宗教上一无所成的,就禁欲的立场而言是该受鄙弃的自我放纵,同时也反映出沉溺于自我造设的感情之中的被造物神格化。

就冥思性神秘主义者的立场看来,禁欲者由于其自虐与奋战——尽管是超现世的,更由于其现世内的、禁欲一理性的行为,只使得自身始终纠缠于被造物的生命重担之下,在强制与善意、现实与爱之无以化解的紧张性之中挣扎。其结果是,永远远离与神的合一,并且被迫陷入无法得到救赎矛盾与妥协。但是,从禁欲者的立场看来,冥思性的神秘主义者之所思,并不在于神及增进的国度与荣耀,以及积极地实现神的意志,而完全只思及自己本身。因此,只要他是活着的,他就无可避免地要顾及自己生命的维持,正因为此一事实,他也就难免生存于始终无法首尾一贯之中(特别是当冥思性的神秘主义者生活于现世及其秩序之内的情况下)。在某种意义上,逃离现世的神秘主义者可说比禁欲更加“依存”于现世。后者可以保持自身为一隐逸者,同时借着为此目的所做的劳动来确证自己的恩宠状态。但冥思性的神秘主义者,若是首尾一贯按其理念过活的话,他只能仰赖自然或人类自愿地提供的东西来维生——林中草莓(并不是随时都够的)与施舍。事实上,印度最为首尾一贯的沙门正是如此(以此,拿取任何非出于自愿的施舍之物,是所有印度的比丘戒律所特别严格禁止的)。

总之,冥思性的神秘主义者是靠着现世所能施予的任何东西过活,一旦现世无法持续进行(被他们认为是罪恶的、远离神的)劳动时,他们也没办法活下去。佛教僧侣认为农耕是所有职业里最该受指责的,因为那会粗暴地杀伤地里的生物。不过,他们所得到的施舍却主要是农作物。在此情况下,神秘主义者便将现世之事委诸所有未开悟者以及未能完全达到开悟的人(对这些人而言,现世终归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例如对于佛教的一般信徒而言,其中心的、根本的唯一德行,即在于礼敬只属于教团的僧侣并善加施舍。正由于神秘主义者的这种态度,其教团乃强烈地呈现出神秘主义之无可避免的救赎贵族主义(Heilsaristokratismus)。然而,一般而言,任何人总免不了有所“行动”,甚至神秘主义者亦不例外。不过,他总是要将行动压制到最小的限度,只因为行动并不能给予他恩宠状态的确证,并且说不定还会妨害他之与神的合一。相反的,禁欲者却认为唯有透过本身的行动才能确证其恩宠状态。

这两种行动模式的对比,在拒斥现世与逃离现世的最终极结论尚未被导引出来的情况下,最是清楚。禁欲者,当他愿意在现世之内行动,换言之,实行现世内的禁欲,那么他必定会为此所苦:以一种“幸福的顽迷”(glückliche Borniertheit)的方式来面对任何关于世界之“意义”的问题;但是他也必须丝毫不以此为虑。无怪乎现世内的禁欲会以加尔文主义最为首尾一贯,其基础即在于:神是不在任何人类的判准之内,神的动机则是完全无法探究的。因此,现世内的禁欲者即是个既存的“职业人”(Berufsmensch),他对自己在整个世界内——对这世界整体负有责任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神——即事的(sachlich)职业活动之意义,既不问,也不必去问。因为,对他而言,透过他个人在现世内的理性行为来执行神的意志——其最终极的意义是他所无法探究的——这样的意识即已足够。

相反的,对冥思性的神秘主义者而言,世界之“意义”的观照(Erschauen),才是问题所在。但是,他无法以理性的形式来“掌握”此一意义,因为,在他的理解下,世界之意义是一个在一切经验真实之彼岸(jenseits)的统一体(Einheit)。神秘的冥思并不一定总是以逃离现世——意指回避与社会环境的任何接触——为归结。相反的,神秘主义者也可以要求自己,将维持恩宠状态与现世之秩序对立起来,以作为恩宠状态之确定性的保证。如此,对他而言,在此秩序内的地位,也变成了“职业”,只不过与现世内的禁欲所谓的职业走的是完全另外一个方向。

这样一个现世,既不被禁欲也不被冥思所肯定。禁欲者所拒斥的是:现世之被造物的性格及其在伦理上非理性的、经验的性格,以及,现世的快乐,诸如享受世界的喜乐、安稳于世界的所赐等伦理的诱惑。但另一方面却又肯定自己在现世之秩序内的理性行为是其恩宠确证的课题与手段。相反的,对生活于现世的冥思性神秘主义者而言,行动,特别是在现世内的行动,纯粹只是一种诱惑——对于他必须坚持的恩宠状态而言,是非得加以抗拒不可的一种诱惑。因此,他将自己的行动减到最低的限度,“顺应”如此之现世的诸秩序,并在其中隐姓埋名,也就是说,像那些任何时代皆有的“田间隐者”一般,因为,神反正是这样制定了:人必须存活于此世。某种伪饰以谦虚色彩的、独特的“脆弱”(Gebrochenheit),刻画出冥思性神秘主义者之现世内行为的特色。他总是希望自现世行为中逃离出来,进入神交的寂静之中,事实上他也一再如此。(https://www.daowen.com)

禁欲者则反之,当他心志合一地行动时,他是确信自己为神之工具的。因此,如果表现出自身之作为被造物的义务的“谦虚”(Demut)来,反而往往令人怀疑其纯正性。禁欲者之行为的成就即是神本身的成就;是神惠予他有此成就,或者,至少此种成就是神之祝福他及其行为的一种特别的表征。但对于纯正的神秘主义者而言,其现世内的行为成果,连一点救赎的意义也没有;在现世内保持纯正的谦虚,对他而言,事实上是他的灵魂不被扣囚于现世的唯一保证。当他愈是陷身于现世之内时,一般而言,他对于现世之态度的“脆弱”程度就愈高——这与基于超脱现世之外的、尘世的冥思所形成的高傲的救赎贵族主义,恰成对比。

对禁欲者而言,救赎的确定性总是确证于理性的、具有明确之意义、手段与目的的行动中,并且有原理与规则可遵循。相反的,对于确实拥有救赎财并将救赎财当作一种内在状态来加以掌握的神秘主义者而言,这种内在状态的归结,可能恰好就是无规范主义(Anomismus):换言之,是以某种感情状态及其特异的性质,而非任何作为及其行事方式、所显示出来的感情(das Gefühl)——完全不再受任何的行为规则所束缚,无论其作为为何,救赎总可确证。此一归结(penta moi eksestin:凡事我都可行)[11]正是保罗所必须对抗的,而且也是神秘主义的救赎追求(在许多情况下)所可能产生的结果。

对禁欲者而言,神可以进一步对被造物提出要求,要求现世无条件地臣服于宗教德行的规范下,以及为达此一目的而对现世进行革命性的转化。此时,禁欲者将步出远离尘俗的修道院而成为对立于现世的先知。但他总是会因此要求——相应于其本身之讲求方法的、理性的自我修炼——一种在伦理上理性的现世秩序及其规律化。就此而言,神秘主义者或许也会遭遇到类似的局面,换言之,他在与神密接之孤独的冥思之中,保有神的神赎财的那种长期的、静默的病态快感状态(Euphorie),可能会一转而为一种被神附体或者拥有神——神在他体内且透过他说话——的激烈情感。准此,一旦人们能像他(神秘主义者)本身一样,为神在地上(亦即在他们的灵魂之中)准备好位置,那么,他便会立刻现身,并且带来永恒的救赎。此时,神秘主义者就像个巫师,让人在他的力量中感受到神与魔,并且,就实际结果而言,可说变成一个秘法传授者——实情多半如此。或者,当他无法步上此种路途——可能的原因,我们下面还会再提及——而只能透过教说来证示他的神时,那么,他向现世之革命性的讲道,将会是千禧年一类的非理性的[12]——鄙弃任何在现世有一理性之“秩序”的思想。对他而言,他本身之普世的、无等差主义(akosmistisch)爱的感觉之绝对性,不仅于己完全自足,并且也是在神秘主义革新下的人类共同体之唯一的、合于神意的基础——因为唯有这样的感觉是源自神。这种从逃离现世的神秘主义到千禧年的、革命的态度之转换,经常出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16世纪时洗礼主义者的革命派。与此相对反的现象,则以约翰·利尔伯恩(John Lilburne)之改宗教友派为其典型[13]。

一个现世的救赎宗教若是以冥思性的特征为准时,其一般的结果(至少相对而言)是不关心现世的,但无论如何总是谦虚的、接受既有的社会秩序。一个陶勒型的神秘主义者,在做完白日的工作后,即于晚上寻求与神冥思性的合一,而于次晨,如陶勒愉悦的陈述的,在正确的内在心神状态下,迎向他日常的工作。老子则教人:辨认一个人是否已达到与道合一,是看他在人前的谦虚与自抑。路德教派的神秘主义要素——其于此世的最高的救赎财,究极言之,即为神秘的合一(unio mystica)——(与其他种种动机一起),是其所以毫不在意传播福音之外在组织的原因,也是其反禁欲的、传统主义之性格的原因所在。

总之,典型的神秘主义者从来就不是个会采取活跃的社会行动的人,也根本不是一个基于讲求方法的生活态度(以外在的成就为其指标)来寻求理性地改革尘世之秩序的人。举凡以纯正的神秘主义为基础的共同体行动出现之处,刻画出此种行动之性格的,即为神秘主义之爱的情感的世界无等差主义。在此意义下,神秘主义便可衍生这种心理的效果——尽管有违“逻辑的”可能演绎——来促成共同体构建(Gemeischaftsbilden)。

东方基督教会的神秘主义核心理念,即在于确信:基督教的兄弟爱——当其十分强烈且纯粹时——必然会将一切事物导引成一致,即使是在教义的信仰上。换言之,充分地彼此相爱的人们——使徒约翰意味下的神秘主义的爱——所思所想也会相同,并且,正由于此种感情的非理性,使得他们行为同心且合于神意。基于此种确信,东方教会可以省去那不可或缺的、理性的教说权威;同时,此一概念也正是斯拉夫民族之共同体概念——不管是在教会之内或教会之外——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此种思想亦通行于古代基督教。穆罕默德之认定形式的教说权威为不必要,乃至于原始佛教(连同其他动机)之将修道僧团的组织缩减到最低限度,无非都是奠基于此种思想。

相反的,现世内的救赎宗教若特别是带有禁欲的特征,那么它往往就会发出实践的理性主义的要求。换言之,要求理性行为的高扬,诸如:外在生活态度之讲求方法的体系化,以及,地上秩序——无论其为修道士共同体之类,或神权政体之类——之理性的即事化(Versachlichung)与组织体化(Vergesellschaftung)。

以此,主要分布于东方与亚洲的救赎宗教与主要是行于西方的救赎宗教,二者之间在历史上的决定性分野即在此:前者在本质上是导向冥思,而后者则归于禁欲。虽然此种区别是有流动性的,更进一步说,虽然神秘主义的特征与禁欲的特征之各色各样、一再反反复复的结合——例如西方的修道士宗教——在在显示出原本为异质性要素之结合的可能性,然而,凡此皆不足以改变此种区别——就我们纯粹为经验性的考察而言——本身的重大意义。因为,我们所关注的是行为的结果。

在印度,即使像耆那教的僧侣那种禁欲的救赎方法论,本身也都还是以一个纯粹是冥思的、神秘的终极目标为其最高追求;在东亚,佛教则成为特别独具的救赎宗教。反之,在西方,如果略去那些近代才出现的几个特殊的寂静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计,那么,本身带有鲜明的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往往重新转化到积极的、当然多半是禁欲的德行中去。或者,更进一步说,在内在的动机选择的路途上,优先指向某种积极的行为——多半的情况是禁欲——并付诸实践。不管是圣罗贝尔教派的冥思,或圣方清教团的灵性主义的冥想,或者是洗礼派、耶稣会士的冥思,甚至亲岑道夫(Zinzendorf)的感情耽溺,皆不足以妨碍教团与(往往是)神秘主义者自身之将行为与透过行为的恩宠确证一再地列于优位,虽然程度上各有不同——从禁欲的精纯表现,到冥思式的断断续续等相当不同的认定程度。以此,麦斯特·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dt)最终要将马大(Martha)置于马利亚(Maria)之上,尽管这有违主耶稣之意[14]。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行为的强调,即为基督教自始以来所固有的。在早期,一切非理性类型的卡理斯玛型精灵赐物,即已被视为神圣之决定性的表征,虽然如此,基督教护教论(die Apologetik)还是得回答以下这样的问题,亦即:吾人如何可知基督与基督徒之灵的成就(pneumatische Leistungen)是来自神,而非来自什么恶魔或恶灵?答案是:基督教对其信奉者之道德性的显著影响,即确证了其神圣的由来。没有任何一个印度人是会如此回答的。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