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救赎宗教与西方的救赎宗教之差异
以上这些根本的区别,有其诸多的缘由,此处,我们即列举以下数点:
(1)一位超乎世界的、无限、全能的神的观念,以及由此神于无中创造出的世界之被造性的观念,是产生于近东,而为西方所承受的。基于此一观念所衍生的救赎方法论下,通往自我神化与纯神秘主义之拥有神(Gottesbesitz)——至少就此字原本的意涵而言——的途径,即被视为渎神的被造物神化,而被封闭;同样的,通往泛神论终极归结的道路,也是闭锁的,并且,这样的途径往往被视为异端。所有的救赎都必须历久弥新地具有在神之前的一种伦理的“义认”(Rechtfertigung)的性格,并且,最终唯有靠某种积极的行为来达成并加以确证。要“确证”神秘主义的救赎拥有,(从神秘主义者本身的法庭看来)真的具有神的性质,甚至也是唯一的途径。其结果则是,给神秘主义本身不断带来矛盾与紧张性,以及断绝了与神终极的合一。这种情形在印度的神秘主义里是看不到的。西方的神秘主义者的世界——和亚洲人的世界不同——是一个“作品”,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连同其中的秩序也不是)就这么永远既存的、因此,在西方,神秘主义的救赎,完全看不到那种与最高睿智的“秩序”——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绝对合一的意识;另一方面,出自神的作品(世界),也绝不可能成为如同亚洲人所谓的绝对逃离的对象。
(2)此种对立更与亚洲救赎宗教之为纯粹的知性宗教(intellektuellenreligion)——从未放弃经验世界之“有意义性”(Sinnhaftigkeit)——有关。对印度人而言,通往开悟之道与通往“知”(Wissen)行合一之路,是可以透过在业报因果之终极归结里的“洞察”(Einsicht)来打开的,因而也就对以下这种宗教的任何途径永远关闭,亦即:面对着绝对的悖理(absolute Paradoxie)——由一个完美无缺的神来“创造”出一个说什么也不完美的世界——所成立的宗教,换言之,在此种宗教里,对世界加以知性的支配,并不是导向趋近神,而是偏离神。从实质的观点看来,纯粹是以哲学为其基础的一些西方的神秘主义与亚洲的神秘主义是最为接近的。
(3)就实践的契机而言,以下数点特别是重点所在:出于某些我们下文还会加以解释的原因,在全世界中,只有西方的罗马发展出理性的法律并加以保持。在西方,人与神的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变成一种可依法律界定的从属关系。事实上,救赎的问题可以借着诉讼的程序来决定;这个办法,后来由坎特伯雷的安塞姆(Anselm von Canterbury)[15]杰出地发展出来。这样一种救赎方法论的转换,绝非东方的宗教所能产生出来的,无论其为某种非人格性的神力,或者是一个内在于世界而非超越于世界——依据业报因果而自我规制的永恒的世界——的神,或者是道教的道、或中国皇帝之于天上的祖灵,甚或所有见之于亚洲的民族神。以上这些信仰,其最高的虔信形式往往是转向泛神论,而其实践的原动力则转往冥思的方向。
(4)救赎方法论之理性的性格,在另一方面,有部分是源自罗马,部分则源自犹太人。在希腊人的世界里,尽管都市贵族阶级对酒神的迷醉祭典怀有很深的疑虑,但是,忘我,包括神圣迷醉的突发性狂迷类型,以及主要是由律动与音乐所引发的病态快感的和缓形式,还是被当作对人内在最具神性的那一部分的察觉,而加以珍重。事实上,希腊人当中的支配阶层自幼即生长于这种和缓的忘我形式之中。自从重装步兵纪律取得支配性地位之后[16],希腊即不再有一具有社会威望——像罗马的官职贵族所拥有的那种社会威望——的阶层存在。社会关系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较不那么封建。相对于此,罗马的贵族,以其为一个理性的官职贵族层,在逐渐壮大的基础上,最后终于以各个家族之被保护民化而占有了整个城市与领土。他们完全拒斥忘我,对他们的贵族荣誉感而言,那是高贵人士所不取的,同时也是不合身份的。这点可见之于他们在术语上将希腊的忘我之转译为“迷信”(superstitio)。同此,舞蹈也在忌避之列。祭典舞蹈,只见于最古老的祭司团体,而轮舞——就其原意而言——也只见于阿尔互列斯神官团(fratres arvales),并且别具特色的是,要在离开集会之后,关起门来做。除此之外,罗马人总认为舞蹈是不入流的;甚至音乐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人在音乐方面一点成就也没有。同样被视为不体面的,是在竞技场(Gymnásion)——创始于斯巴达的练兵场——上的裸身格斗。对酒神戴奥尼索斯的迷醉祭典,则为元老院所禁止。
支配世界的、军事的罗马官职贵族之拒斥一切忘我的类型,拒斥一切对个人的救赎方法论的沉迷(与此相应的则为儒教官僚主义之强烈地敌视任何救赎方法论),因此成为彻底以实际政治为取向的、严格切事的理性主义的泉源之一。当基督教教团在西方发展之际,这种(鄙视忘我的)理性主义即被认为是所有可能出现在罗马本土之上的宗教所具有的特性;以此,罗马的基督教团[17]特别有意识地,并且首尾一贯地将之继承下来。从卡理斯玛预言,到教会音乐最大的革新,罗马教团从来没有主导性地将非理性因素加入到宗教或文化里。罗马教团永远都比希腊化的东方和哥林多(Korinth)的教团来得贫弱,不只是在神学思想家这方面,就文献所得的印象,在所有类型的“灵”(Pneuma)的发现这方面都是如此。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之实际的、冷静的理性主义——教会承自罗马的最重要遗产——对于信仰之教义的、伦理的体系化,无论何处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https://www.daowen.com)
救赎方法论在西方的发展,也是沿着类似的路线。古老的本笃会清规与克吕尼(Cluny)改革中所见的禁欲要求[18],依印度与古代东方的规定来衡量,是相当简约的,并且适合那些出身上流阶级的修道者。然而,另一方面,劳动(Arbeit)在西方却成为本质性特征,而且是保持健康的一种禁欲的手段。这点在西多教团之组织性地要求最为理性的、简朴的教规中[19],强烈地表达出来。乞食修道团则在成立不久后,即(与印度托钵僧形成对比的)被迫加入服侍教会位阶制度的行列,并为各种理性的目的效劳,诸如:有组织的慈善工作——在西方最后发展为切事的“经营”(Betrieb)——以及传道或异端裁判等。最后,耶稣会会规则将包含在古来的禁欲中不合于健康要求的诸要素扫除尽净,而成为对教会目的而言最完美的理性律则。不过,此一发展很明显的是与下面这一点有所关联。
(5)西方的教会是包含了君主与中央集权的信仰统治在内的一个统一的、理性的组织。因此,为首的,除了那位人格性的、超越世界的神之外,还有一位具有无上权力而能积极规制其臣民之生活的、现世内的支配者与之并立。这在东亚的各宗教里是没有的,部分原因来自历史,部分则由于其宗教性的缘故。喇嘛教虽是严格组织化的一种宗教,但正如我们后面会谈到的,那并不是像官僚制组织所具有的那种严密性。亚洲的宗教里,诸如道教的教主,或是见诸中国与印度各种教派中的世袭性教长,往往要不是秘法传授者,就是人物崇拜的对象,要不然,就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那样,是带有巫术性格的纯粹修道僧宗教的首长。唯有在西方,修道僧变成理性的官职层级制内的一支训练有素的军团,而修道僧之出世的禁欲则逐渐地被体系化为一种达成积极、合理之生活态度的方法论。同时,也唯有在西方,理性的禁欲更进一步地被(禁欲的基督新教)带入世俗的生活里。
在伊斯兰教里,靠着现世内的托钵僧团所发展出来的救赎方法论,尽管有各式各样的差异,但终究而言,无非是苏非教徒之神秘的救赎追求取向。此种源自印度与波斯的救赎追求,在性格上可能是狂迷的,也可能是性灵的,或者是冥思的,但其本质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禁欲的”——就我们对此字的特殊用法而言。甚至远及波斯尼亚一地,印度人都率先加入这种托钵僧狂迷的行列。托钵僧式的禁欲,并不是像禁欲的基督新教伦理那样的一种宗教性的“职业伦理”(Berufsethik)。因为,托钵僧的宗教事业往往和世俗的职业要求没有一点关联,顶多不过是在救赎方法论上有种纯粹外在性的关联罢了。当然,任何救赎方法论都可能会间接地对职业生活产生影响。作为一名职工(在其他的事上也一样),素朴而虔敬的托钵僧总是要比那没有信仰的人值得信赖,同样的,虔敬的印度袄教徒(Parse)以其信奉严格的真理诫命之故而成为成功的商人。
然而,现世内的职业伦理与宗教上的救赎确定性之联结为一个在原则上与体系上皆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在全世界里,唯有禁欲的基督新教的职业伦理才做到。对基督新教的职业伦理而言,现世尽管背负着被造物之永恒的原罪,但也唯有现世能作为人遂行其义务——依据那绝对超越的神的意旨,透过理性的行为来实践——的对象,因而具有其宗教的意义。这种理性的、清醒的、具有目的取向性格而不为世俗所淹没的行为,以及基于此种行为所获得的成就,是有神的祝福在其中的表征。西方这种现世内的禁欲,所要求于行为的,不是纯洁——像修道士一般——而是排除一切性爱的“欲求”(Lust);不是清贫,而是避免一切利息所得的享乐与夸示封建性的逸乐富裕;不是带着修道院色彩的禁欲生活,而是在理性的统治下清醒的生活态度,并且避免任何对于现世之美、艺术、或个人的情绪与感情的耽溺。此种禁欲之单一明白的目标,即在于生活态度之规律化与方法化,“职业人”(Berufsmensch)即其典型的代表。因此,社会关系之理性的切事化与组织化,是为西方现世内的禁欲——与世界其他所有宗教相对照的——之特殊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