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穆斯林游历印度和中国的记述》
我认为，此书的译者是雷诺多教士。参见我的《地理》（一）中关于《耶稣会士书简集》第21辑第451页的摘录。有人说，这两个阿拉伯人从未到过中国。
最古老的关于中国的比较可靠的记述，是马可·波罗的那部书。
这位努比亚地理学家[9]谈及的关于东海航行的大部分内容，都来自这两位阿拉伯人的记述。
记述中没有说明精确的地理位置，这是阿拉伯地理学家的通病。我们从中获得的最主要知识之一，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过去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这些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是从巴士拉和希拉夫起航的；与此同时，这部记述也告诉我们中国人来到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航路。卫匡国神甫[10]等人推测，中国人依靠罗盘航行到锡兰岛，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另外一些学者如泰弗诺、伏西乌斯[11]等人则认为，阿拉伯人应该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了这种用处极大的发明。但是，我们的著述家们认为，印度和中国的船舶不曾到达过比希拉夫更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船舶经受不住大洋上的巨浪。非但我们的著述家根本没有提到罗盘，而且那时的航路也充分证明当时尚未使用罗盘，若是那时已经使用罗盘，这条航路就不会因被视为太艰险和太长而放弃。
*[12]这是因为，中国人把罗盘仅用于陆上旅行。请参阅我关于杜赫德神甫的中国纪年的评述。[13]
卫匡国神甫说，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曾易名，因而常常造成误会。
在这部书的作者所生活的年代，印度人依然是偶像崇拜者。那时非洲沿岸、印度和中国的穆斯林，都是以商人身份进去的，他们如今依然以商人的身份生活在中国。
这两位作者关于中国基督教徒人数的记述非常值得注意，他们所说的在一次革命中发生的大屠杀，证实了那块中国叙利亚碑刻[14]的真实性。碑上的一个城市名字克姆丹一直困扰着读者，如今被两位作者破译了，那就是帝国从前的首都。克姆丹不是中国人对这个城市的称呼，也不是南京，而是长安府。参阅《耶稣会士书简集》第21辑。
开封是中国穆斯林的主要聚居点。中国商船把货物运到希拉夫和巴士拉，回程把商品送到开封。
作者依据自己的偏见，说什么中国皇帝认为天下共有四位大王，排名第一的是阿拉伯王，他最富有、最优秀，因为他是一个大宗教的首领。中国皇帝排名第二，此后便是希腊王和巴尔哈拉或耳朵穿孔者之王。
中国人的腰带以刻画在动物角上的图案为装饰，所以很贵，一条腰带价值两千到三千金币。
中国有大小城市两百多座，在这些城市管辖下还有另外一些城市，每座城市都有君主或总督，此外还有一个宦官或总管。
中国的司法处置非常迅捷。当有人不愿接受某项十分明晰的要求时，法官就会对他说：“说说对方没有权利向你提出这项要求的理由，但是，如果这项要求证明了你所否认的事实，你就要接受杖击二十下的惩罚。”这项刑罚十分厉害，受此刑罚的罪犯没有不被打死的。
中国没有土地税，但征收人头税。年满十八岁开始纳税，八十岁停止纳税。此后不仅不纳税，而且可从国家财政获得一笔资助，因为他在年轻时纳了税。
中国的妓女很多，她们骑在毛驴上，面部被遮住，在城里游街。和尚嫖妓十分常见。据闵明我[15]说，此类罪犯从前被送去修筑长城。
中国人忌酒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理性。
某位省督犯了罪，于是被绞死，被吃掉。中国人通常把死囚吃掉。
印度的幅员比中国大，但中国的人口比印度多。
作者谈到一个中国反贼。此人把流浪汉组成为一支队伍，决心主宰中国，率军向开封挺进，并将开封团团围住，此时是回历纪年897年。他把所有居民斩尽杀绝；有人确信，在此地经商的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祆教徒，共有两万余人遇害。他还砍伐了所有桑树以及其他树木，疯狂蹂躏的结果是丝绸短缺，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几乎完全停顿。摧毁开封后，他又领军杀向首都克姆丹。皇帝在慌乱中逃到与西藏接壤的哈姆都。反贼接着进攻其他城市并加以摧毁，杀死大部分居民。
绝望中的皇帝向突厥斯坦的塔加斯卡国王求援，交战数次后，反贼被击溃。皇帝回到克姆丹，但是，妃子和将领之死以及一路艰辛使他十分虚弱；重新掌权后在重压之下不得不只做一些臣民让他做的事情。中国此时的状况恰与大流士死后的亚历山大相似（*莫如说是在亚历山大死后），他将国土分封给王公们，王公们各自建立小王国。每个王公都设法结盟，不经皇帝允准就向某一位王公开战。强者击败弱者后，在战败者的土地上恣意蹂躏，把敌国的臣民统统吃掉，甚至在公共场所出售人肉。这种残忍的做法竟然为他们的教律所允许。*史书上没有这类记载。
阿拉伯商人在混乱的局面下遭遇不公正的对待，于是放弃了航行，转而成群结队去往希拉夫（*很显然，中国人于是不得不自己经商）。
中国有一些妇女不愿意结婚，向官员陈述对婚姻的厌恶和想做妓女的意向。官员将她们以及她们的家具登记在册，把国王的玉玺挂在她们的脖子上，给她们一张条子，上面写明她们的妓女身份。这样，她们就能每年领到一些钱。倘若有人竟敢娶她们为妻，就会被处以死刑。另有一些更加为人不齿的女人没有被算作上面这些女人，她们晚间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露着脸，向任何一个外邦人兜售自己。中国人则将她们带回家，直到早晨才看见她们走出来。
管理城市的官员都有权决定征税。
有一些人曾在边界上被俘，随后变为阉奴，也有人被父亲下手变成阉奴，再被当作礼物送给皇帝。这些阉奴掌管主要事务，他们像王爷和高官那样，时不时在公众面前大摇大摆，这时就听到传言，说是太监或是王爷要过来了，于是乎，站在门旁的赶紧进屋关门，街上顿时空无一人。这就是他们为了让百姓害怕，让自己高不可攀而惯常所做的事情。
印度和中国的所有国王都相信灵魂转世说。(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人说，第一个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印度哲人释迦牟尼，他生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怪不得我们的两位作者说，中国人的灵魂转世说是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大约是在公元65年。释迦牟尼成佛之后就被叫作佛，他的这个教派分为两支，其一持外在灵魂转世说，认为人死后，灵魂就从死者肉体转到另一个人身上；信奉这一派的人不吃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另一派持内在灵魂转世说，认为人的情欲就像身上的各种野兽，试图离开人的肉体。印度人相信灵魂转世说与毕达哥拉斯派不一样。阿拉伯人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持灵魂转世说。这种灵魂转世说导致中国人在无力养活自己的孩子时，就亲自动手把他们杀死，而且毫不犹豫。
译者认为，此书的两位作者在此处所说中国人吃人肉的事，源自他们所讲述的中国古代罪犯被切割成许多块的酷刑。在中国古代史中可以读到，中国的尼禄——纣王的王后也吃人肉。不过，这位译者相信，这种事例并未在中国继续发生，因为中国的生活必需品非常充裕。近代人撰写的记述从未提及吃人肉一事。……据说扣除一切花销之后，中国皇帝的年收入是六千万。
书中谈及麒麟，说是有人亲眼见过这种动物。我们这两位阿拉伯人[16]还说吃过麒麟肉，这一说法颠覆了当代人的说法，当代人不认为世界上有这种动物存在。
本书作者是最早提到茶的人，不过他说，茶对于中国人来说绝非新鲜事物。
据叙利亚教会的必备读本记载，埃塞俄比亚人和中国人都是在圣托马斯的教化下皈依基督教的。基歇尔神甫[17]从中获得巨大启示，由此推算出圣托马斯前往中国和返回印度的路线；圣托马斯最终遵循马拉巴尔教会的传统，在那里成为殉教者。圣托马斯皈化了叙利亚人，叙利亚人后来去往中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是圣托马斯。因此，他在马拉巴尔教会的必备读本中受到称颂是当之无愧的。
柏应理神甫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那块有名的碑刻[18]所记载的年代之前，基督教就已经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了。据那块碑刻记载，阿罗本于公元636年前后抵达中国。
译者试图对这通碑刻中的疑难之处做出解释，并驳斥基歇尔神甫的意见，他用以解释这通碑刻的方式，旨在让我们相信这通碑刻的权威性。碑文的作者是一位来自著名的城市巴尔克的教士，当时是克姆丹的主教之一，被誉为对东方宗教了解颇深。据他说，文中谈及的教主就是聂思脱利派的教主，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述。这是一个叙利亚传教团。
一位新教徒从碑文中提到的圣体上找到了有利于新教的说法，文中没有一个字体现了非流血祭献的意思，然而，碑文并非神学论文，五十项东方宗教仪式谈到了非流血祭献。有了这样一个论据，就可以认为，罗马教会不相信圣餐变体，因为弥撒经中没有这个词。
据说，唐太宗在位时，一个名叫阿罗本的僧人从大秦来到中国。基歇尔神甫认为，大秦指的是犹地亚地区，也笼统地指叙利亚。
柏应理神甫声称，此碑刻的权威性为中国史书的若干段落所证实，但有人不支持这种说法。
从这通碑刻可知，基督教从636年传入中国后，一直活跃到制作这通碑刻的780年。
戈里乌斯[19]在他关于阿富汗的记述中说，有一位受天主教教长派遣的僧人于987年从中国返回，此后再也没有聂思脱利派的神职人员被派遣到中国去。不清楚基督教在中国式微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是由于没有传教士到那里去。因为，史书没有任何关于迫害基督教的记载，至少直到葡萄牙人进入中国的1517年，中国也只有偶像崇拜者。
闵明我神甫[20]说，中国的摩尔人将近五十万，他们进入中国只不过是五百年前的事，但是婚姻使他们的人数很快增多。
利玛窦神甫说到了一个中国犹太人，此人认定自己是以色列人而不是犹太人。贝尼埃[21]引用的一封北京来信中写道，中国的一些犹太人依旧保存着犹太教和旧约，但不知道耶稣已经殉难，甚至想把他奉为教主，只要他不吃猪肉就行。据此可以认为，他们来自十个部落。凡是读经参加科举的人，都遭到中国犹太人的排斥。
这两位穆斯林旅行家说，中国人没有任何科学知识，此书的译者支持这种说法。中国人没有用以表示“Dieu”[22]的词，以致在那里的叙利亚人只能在祈祷时使用叙利亚语“Ahloo”，这种情形与到美洲去的西班牙人被迫使用“Dios”一样。
中国人说，从蛋里生出来的彭祖是他们的祖先，也是第一个人。这一说法并不能给中国人带来荣耀，因为伊洛魁人也有类似神话。在他们的头脑里，从天上掉到呼隆斯湖边的一个蛋砸碎后，蛋黄变成人，蛋白变成海狸。
对于中国人有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说法，不能不予以重视。
中国人在使用草药治病方面，没有超过美洲未开化人的水平。至于他们在身上多处号脉，即使书中所说属实，那也不妨碍我们说，号脉只不过是医学中的一个不起眼的部分。至于他们的干支纪年法和天文观察，卡西尼[23]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天文观察结果始终与第谷[24]星历表相符一事表明，计算者是欧洲在华耶稣会士而不是中国人。我们的天文学家对于恒星在天体中的位置，很难在同一分找到一致。众所周知，在第谷的星历表和黑森侯爵的星历表之间有几分的差异，而中国人的观察与第谷的观察却在同一分上。请看，钦天监的那些官员们屡试屡错，尽管他们既有声誉，又工于心计，依然不得不放手让传教士来负责天文观察，而这些传教士并非这方面的行家，他们在欧洲从未被视为数学家。
古代中国人从世界初始计算年代，在这点上他们远远超过伽勒底人和埃及人。
作者对中国的政治和道德评价极低，认为中国人对品德的认识和实践，都与令人生厌的礼仪相关。作者极端鄙视中国文化，而伏西乌斯却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都很不完善，但是若与汉字相比就不算什么。这还不是全部。中国人为了彼此沟通，不得不拿笔写字，金尼阁[25]神甫说，字形虽然不同，但读音却相同，因而找不到一种言语更加含混不清，可能产生更多的歧义，以至于无法把听到的写下来，也无法听懂朗读，除非面前有一本正在朗读的书，帮助耳朵辨清那些难以分辨的声音。即使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先生，也往往不得不重复他刚刚说过的话，甚至要写在纸上才行。
八万汉字算不得丰富，希腊语如果算上各种方言以及动词和名词的各种变化，数量就会超过五十万。
至于中国人的音乐，他说，任何民族，纵然是一个野蛮民族也都有自己的诗歌，都认为本民族的诗歌胜过其他民族的诗歌。来自北方的学者不都称颂北欧的诗歌和冰岛的诗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