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刑罚
犯了重罪的人被罩在烧红的铁钟下面；或是千刀万剐，究竟割多少刀，由审判官随意决定。最多可割成六十段，罪犯应在割最后一刀时才咽气，倘若早死，刽子手就要被处死。第一刀和第二刀割死囚前额的皮，让皮耷拉下来盖住双眼。
纣王的妃子妲己发明了一种新刑罚，后来废除了。这种刑罚是让囚犯搂抱一个烧红的铜柱。这些中国尼禄们一天之中就用这种刑罚先后处置二十二个官员。这些官员都曾任阁老；每个阁老主持一个拥有十三名官员的机构，每天都朝见皇帝。阁老的任务是指出皇帝和内阁的过失。这个官职在鞑靼皇帝治下依然存在，被皇帝处死的阁老走向刑场时，就像殉教者一样。
我相信，中国人越被人认识就越糟糕。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迷信的民族之一。他们不看风水就不敢建屋修坟。不管做什么事他们都要查黄历，对黄历深信不疑。对于文人来说，受命编制黄历是个了不起的职务。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钦天监监正耶稣会士闵明我神甫竟然是星相家的首领，这些迷信读物上都署着他的名字。
科农主教颜珰[27]在福建省首府福州买了一所房子，准备改建成教堂。为了与另一所非教徒的房子有所区别，他把大门扩大，使之大体上像我们这里的教堂大门那样，并漆成红色（红色被认为具有避火的功能），可是，红色是中国皇帝和庙宇专用的颜色。不久就发生了骚乱。居民们聚集起来大声叫嚷，说整条街的福气都让这几扇大门吞噬了。他们朝这所房子扔垃圾，高声咒骂，闹得不可开交，改建工程不得不停下来。此时有一位耶稣会士受皇帝派遣途经此地，科农先生请他在自己的住所下榻，趁他在此居住期间，终于把这所房子改建完成。*我觉得他欠考虑，且不说偶像崇拜者们所喜欢的红色完全不适合这座教堂，他竟然为了一点小事而让众人觉得讨厌，因为，教堂高矮无关宏旨，像不像西方教堂也不是什么大事。此外，何必借助皇帝的红人耶稣会士的威望呢！错了，借助人际关系达到目的，忘了宗徒们所坚持的道路。进步快慢相差很大，这用不着吃惊，因为，不能头脑简单到相信传说中的耶稣会士们创造的奇迹，那些东西纯粹是臆测。他们说有许多人在他们劝说下皈依基督教，这更不能相信。中国的基督教徒不足十万，其中大多数都是偶像崇拜者，他们只不过把对道和佛的迷信改成对圣沙勿略、圣方济各、圣母的迷信罢了。
传教士的重要成果是为许多尚不懂事的孩子临死之时施洗。他们到那里去的身份是医生。
中国人的衣着。鞑靼人入侵之前，中国人的衣着依地位而定。例如，商人不得享用丝绸。如今，人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着装。
中国人的坟墓。坟墓都非常漂亮，大多做成扶手椅形状。通常有一个石雕的马、狮子或其他动物。有的坟墓占地可达四五亩。
中国人的家庭，财产共有。中国有两种财产，一种为个人所有，另一种为全家所有。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到先祖坟前祭奠，在这个场合认亲戚，凡参加这个集会的人都可参与家庭财产的分割。家中若有人犯了大逆罪，就要满门抄斩。有迹象表明，来到中国的初民就这样分割财产，这样一来，家庭就既不增多，不分开，也不相互有别，而是始终与原来一样。
中国人的语言。中国话非常容易学。动词只有原型一个时态，与法兰克语相同。名词只有一个格，由冠词限定。有一些字的发音确实非常困难。其中有一个发音实在让我们无法忍受，发音时气从胃来，就像我们这里的车夫吆喝马匹站住一样：吁，在谈话中不时地使用这个音节，是一桩非常时髦的事。
汉字。学会认字十分困难。汉字大概有八万个。实际上，只要认识一万八到两万个字就够了，因为，其余大多是各种手艺的专门术语用字，例如航海、砌墙等；这些字出现频率很低，借助字典就可认得。我相信，一个欧洲人在三年之内就可流利地进行阅读。这种在我们看来很可笑的书写方法，却有其优越性。中国的近邻，如日本等国，尽管语言不同，却也使用汉字。中国有三四种方言，但是，只要认识汉字，就可阅读各种书籍，因为在日语中表示马的字，也就是表示马的那个汉字。这情形就像我们使用的数字，无论是德国人、西班牙人或法国人，都能认得。
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汉字的发明者是一些不愿与普通百姓交往的文人，就像现在我们这里解释《旧约全书》的神学家一样；汉字的使用是逐渐扩展到整个东方的，我这样说的理由是，这些汉字并非它们所表示的物品的图像。老百姓若想创造文字，本应像西印度的某些民族那样画画，而不是写字。为了表示男人，他们就画一个人，为了表示围城，他们就画一个圈圈，把城围在当中；围城如果持续三个月，他们就画三个圈；为了表示一场在山边进行的战斗，他们就画一座山，再在山边画两把剑。可是，汉字却不是这样，它与它所表示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只有人字例外，这个字看过去，多少有点像人，尽管不很像。汉字有214个偏旁，草头字最多，共有1432个。立人旁的字包括行为、信仰、品德、善良、狡诈等等。齿部的字包括啮咬、咀嚼等。
相反，不使用字母的汉字也有其缺陷，那就是，汉字没有考虑到喉头、舌头和上腭各自特有的运动方式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的字母却能区分这些不同的运动方式。就汉字与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形象而言，两者的关系更加不完善，写起来更长，更难以分清类别，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因为，许许多多东西和字都无法用图像来表示，例如副词、大多数动词、心灵的感受和变化等，然而，大多数词却是由这些字组成的，而且，一种语言是否具有魅力，是否美，往往就在于此。
汉字由偏旁和笔画组成，认字时首先看偏旁，接着数笔画，这样做相当困难，因为除了习惯，没有别的规则。任何字都不超过三十二笔或三十三笔。
鞑靼人的文字与汉人的文字不同，鞑靼人的文字数量没有那么多，原因大概在于鞑靼人相当野蛮，没有大量的事物需要表示。
我们的文字有三个层次：一是事物，二是表示事物的声音，三是概念。他们只有两个层次：事物和概念。从我以上所说可以看到，汉字表意而不表音。
为了让大家正确理解汉语的结构，我把黄先生教我的一首歌转录在下面，曲调一点也不陌生，我早就听到我们乡下的女子唱过，那是在收获季节和采摘葡萄时。奇怪的是，同一首歌也在中国唱，而且在同一时候唱，也就是说，每逢五月姑娘们去采花时唱这首歌。
正月的采花是新年，
抱石的投江钱玉莲，
绣鞋的脱在江边口，
大喊的三声王状元。
中国歌通常只是讲述故事，很少有深层的发挥。上面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官员的妻子的故事。她的丈夫在朝中做官，她独自留在乡下；丈夫的一个亲眷殷勤地向她求婚，步步紧逼，为了保持贞节，她只得投江自尽。纵身跃入江中之前，她大喊了三声丈夫的名字。[28]
下面是中文《天主经》：
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尔名见圣，尔国临格，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我等望尔，今日与我，我日用粮，而免我债，如我亦免负我债者，又不我许陷于诱惑，乃救我于凶恶。亚孟！
由此可见：一、所有冠词都是不定冠词；二、只有一个格，那就是U；三、词都很短；四、歌词的每一句末尾都有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例如上面这首歌中的ne和you；五、汉语中的音不多，一个音可以表达若干不同的意思，只有声调才能将它们分清，在上面这首歌中，chi既表示“石”，也表示“是”；tsai既表示“采”，也表示“在”；hien既表示“见”，也表示“显”；ngo既表示“恶”，也表示“我”；还有，我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复数，为了表示“我们”这个意思，我们传教士不得不另造一个字；此外，这些字的发音如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只有几个h例外，为了加强送气，我在这些h上面加了’记号。
耶稣会士在他们的记述中说，汉语有将近四百个音，这个说法不对，实际上汉语有一千二百多个音，加上声调变化，一共就有六千。其余的字靠上下文和前后字辨别意思。
中国人的小说。中国人很喜欢小说，不过，我不相信他们的小说能得到我们的喜爱。小说有两种，一种是神怪小说，比我们的阿玛迪斯[29]和西班牙抒情诗更加不可思议；比如，有一个女巫，一眨眼就让一支军队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眨眼又让同样一支军队从地底下冒出来；在层出不穷的奇迹中，她用巫术控制了大自然中的一切。前一种小说有多么荒诞不经，另一种小说就有多么平淡无味。妇女就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男女之间没有什么交往，所以，艳遇少而又少，几乎很难出现，除非千方百计想主意，否则骑士就休想见到美女，要想搭上话，非得四五年时间不可。男女主角的感情和遭遇都令人不敢恭维，读着读着读者就会不耐烦。
中国人的性格特别温和。与中国人吵架时，一定不能像法国人那样气急败坏；中国人表示不同意见时和颜悦色，反驳时也心平气和。罗萨利[30]先生比颜珰先生更适宜于同文人讨论学问，前者成长在上流社会，后者出身于普通学校，养成了言辞激烈、好激动、锋芒毕露的习惯。
有人指控颜珰先生，说他以祈祷为借口，把一些妇女弄进了他的住所。担任审讯的官员来到他的住所，因为，他被视为来自欧洲的文人，而出于对文人的尊重，审讯通常在被控者的家里进行。文人还享有另一种优待，那就是他们不必像普通百姓那样下跪，站在官员一旁即可。官员面前放一张案子，官员和案子都神圣不可侵犯。官员问颜珰先生，对他的指控是否属实；他回答时怒气冲冲，使劲摇动案子，还伸长脖子说，如果指控属实，只管砍他的头好了。官员见颜珰先生这副张狂的模样，就像见到了野人那样吃惊地看着他，立即中断审讯，打道回府。
谁若比另一个人地位高，就可以打那个人，而那个人是不敢还手的。据说，康熙皇帝年幼时，杨光先[31]指控传教士煽动造反，致使传教士们被驱逐出境。皇帝颁布这项敕令那天，皇宫发生火灾，北京发生大地震。皇太后是位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十分迷信，当即下令，把她认为会给她招来天灾的那些官员召回来，被当局没收的房子和教堂都归还原主，只有福建省的福州例外，那里的一名中国官员把占用的一所房子改成了马厩。闵明我神甫受皇帝派遣前往欧洲，绕道途经福州，所有官员都前去迎接。走过那条街时，他问眼前这所大屋是什么建筑，恭候路旁的基督徒回答说，此屋原本是教堂，被一位武将占有，改成了马厩。闵明我神甫立即下令把此人找来，亲自用皮鞭抽了他一百下，令他立即把教堂腾出来。品位稍低的官员对没有官品的人也可以如此行事。只有文人首领才能惩治他。
汉人皇帝当朝时，仅从进士中挑选官员，如今不是文人也能当官。1700年，中国有六个传教士在朝中当官，闵明我、徐日升和另外四人，钦天监监正始终由一位耶稣会士担任。与我们这里相似，文人分为三等：秀才、举人和进士。每年在每座城市里举行一次考试，一名官员被派来担任主考官。每座城市每年都有若干秀才名额，大城市六十名，中等城市四十名，小城市三十名。所有想要得到功名的人都被关在一个大厅里，进门之前先搜身；从典籍中抽取一段作为题目，考生们围绕题目写成一篇三页的文章，每页的字数有规定。
第二年，皇帝向每一个省城派遣一名考官，全省的秀才都到省城来赶考，与第一次一样，考生们被关在一间厅堂里，照样发给他们一段典籍，他们应该据此写成一篇七页的文章。接着，考官审阅考卷，考得好的人可以参加下一轮考试，其余的人就被淘汰了。下一次考试与这次相同，以同一个题目再做一篇七页的文章。被录取的人可以参加下一次考试，再做一篇七页的文章。考得最好的360人被录取为举人。值得注意的是，谁若写错了一个字，功名就会被剥夺。(https://www.daowen.com)
下一年进行进士考试，也就是说，每个等级的考试都相隔三年。想要考上进士，还得从头再来一遍。全国的举人都来到北京，先祭神灵，请所有的复仇鬼神都来作证，把不配当进士的罪人指认出来（考举人时也举行这个仪式），随后举行考试。考中进士前十名的人属于最优秀，比其他进士高出一头，他们往往被任命为高官。360名进士随后参加殿试，皇帝亲自主持，并从中挑选三人，给予更大荣誉。他们常常被皇帝招为驸马，或担任皇子的侍读，或到各部任职，或进入翰林院。
武科的选试程序与文科大体相同，通常以论述堡垒或其他作战题材为试题。值得注意的是，武官不如文官显赫。
这个帝国延续时间虽然很长，但并非始终如一，曾有过无数次的分裂。我相信，想要对中国皇帝有所认识的人，必须首先摆脱先入为主的成见，摆脱通常对中国政制的仰慕，这种仰慕使我们产生了错误观念，以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有人说，中国既然历史如此悠久，必然有其高明之处。如果从古至今始终是同一个帝国，此话当然有理，然而，只要读一下他们的史书就可知道，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分裂从未停止过。有一个时期，这个国家竟然同时有三个国王。众所周知，它曾两度遭受鞑靼人入侵，至今仍在鞑靼人的统治下呻吟，汉人的政府虽然没有被彻底废除，却已面目全非，最圣洁的律法也已被践踏。大家知道，皇帝在各个时期拥有的权力不尽相同，他们的权威经历了逐渐发展的过程，一步步达到了今天的程度。没有一个帝国的内战比中国更多，一个又一个家族走马灯似的你上我下，先后夺取帝位，新的篡位者把在位的皇帝赶下台，全国到处是不和与混乱。
如果能注意到这个国家的地理形势和辽阔的疆域，就不会对它的历史悠久感到惊奇。它的周边是一些被沙漠阻隔的小国，或是一些人迹罕至的国家；除了鞑靼人，没有别的力量能损害中国人。中国内部倘若没有争吵和分裂，长城本来是可以保护它免受蛮族侵犯的。不妨这样说，这个国家是与世隔绝的，除了中国人，没有别人能统治它。
欧洲如果始终在欧洲人的统治之下，波斯帝国如果上溯到它的先驱居鲁士，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帝国与中国同样悠久。
如果中国政府真如人们所说那样优秀，鞑靼人怎能只用一天时间就成了它的主人呢？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神速征服的先例。没有一个地方抵抗过入侵者，入侵者如入无人之境，除了在台湾，从未遇到抵抗。
让我们抛弃成见吧，我们对他们说了那么些好话，太奉承他们了，而他们却从来不奉承我们。这个自负的民族自以为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国就是中央之国，它四周的国家都被视为野蛮的国度。中国政府善于维持国内安定，远胜于抵抗外侮。由于轻视武装，中国人在一个主要之点上有缺陷。
我要对中国政府的内部结构做一番审视。君主享有无限的权力，集教权与俗权于一身。因为皇帝是文人教派的首领，所以，臣民的财产和性命都捏在皇帝手中，反复无常的暴君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置。
每个省只有三名官员有权向朝廷呈递奏折，其他人若想奏闻朝廷，必须首先将折子送交审查。因此之故，那三个有权呈递奏折的官员想整谁就整谁，受指控的人无法为自己辩护。普通百姓极易受他们凌辱和欺压，他们的呼声永远无法达于皇廷。
中国刑庭的不公和血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者。我不想说那些残酷的刑法与法拉里斯[32]的发明异曲同工，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无辜者与罪犯同样受到惩罚。某人若犯了大逆罪，他的所有亲戚就得与他一起受戮，不管关系有多远，哪怕已经出了百服，母系亲属同样不能幸免。
贪污犯的妻子以及所有直系亲属，不管是上代还是下代，统统问斩，兄弟姊妹也不能幸免。
需要分清受害者是谁，倘若是君主的财产被侵吞，刑罚如上所述；如果百姓的财产被侵吞，只有罪犯本人受惩处。
一个人若犯了杀人罪，他的亲属就得赶紧逃走。受害人的亲属可以占有罪犯的亲属的所有不动产，并且对他们拳脚相加，用各种方法伤害他们。我不否认，这种律法能产生某些效果，引起互相负有责任的家长们的重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然而，这种刑罚多么不公啊！
这个民族虽然彬彬有礼，却也免不了有一些野蛮的东西。下面举一个例子。先帝驾崩后，当朝皇帝就盖一座新宫，宦官和宫女通通换掉，代之以新人。全国范围内某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全都被征召，对他们进行手术后便送进后宫。各省的少女全部集中起来，挑出其中最有姿色的，送往后宫。先帝的宫女们让出位置之后，被装上车子，除非已有孩子，否则一律送到市场作为奴隶出售。买主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将会如何，买到的宫女是不是漂亮，因为，完成交易之前，买主是见不到宫女的，而且不管是花季少女还是半老徐娘、漂亮或丑陋，她们的售价都一样。在这一点上，鞑靼人不像汉人这样野蛮，他们把这种不光彩的习俗废除了。
顺便我还要说一句，中国人的卑劣如今到了什么地步。鞑靼人入主中国时，有八个被称作八旗的望族，可以说，今天统治中国的就是这八个家族。权力父子相传，就像法国和英国的公爵、伯爵一样，因为他们权势代代相传。他们的出身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特权。六部大臣都由八旗首领担任，阁揆永远是来自他们之中的某一位。这些老爷的权势有多大，从下面这个事例不难看出：他们心血来潮时从家奴中挑选一人，派遣到外省当总督。主子一声召唤，家奴不得不立即回去。此时才惊奇地发现，被派去代表皇帝行使权力的人，原来只听他主子的吩咐，回来以后他又跟从前一样，什么也不是。
皇帝不时派人到各地访贤，把那些有才干而不愿张扬的人找出来。每个村庄都把他们认为最好的人推举出来，上面就请他们出山当官。史书记述了东汉光武年间一家三兄弟的故事。兄弟三人离群索居，断绝七情六欲，以品德相互勉励，他们过的确实是哲学家的生活，共同生活，不分财产，深得邻居们嘉许。自然法虽然赋予老大以优先地位，但他却仅仅用来展示自己对弟弟们的宽厚。皇帝派遣的官员到来时，老大立即作为合适人选被百姓推荐，并被授予官职。老大最初的表现证实了这句成语：“位尊就变脸”。人们惊奇地发现，当初十分谦和的这位老大，竟然凭借手中的权力剥夺了弟弟们的财产。百姓们怒不可遏，为他们当初的选择感到羞耻，于是向皇帝报告说，他们推荐的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隐藏在假面具下面的是巨大的野心，他剥夺了弟弟们的所有财产，由此可以想见，他对别人将会如何。皇帝获悉后传下敕令，削去老大的官职。老大向皇帝上奏，说他夺弟弟们的财产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他自己飞黄腾达，而道德比他更加高尚的弟弟们依然蛰居乡间，对此他深感不安，因而设法让弟弟们的高尚品德闻达于皇帝；他宁可自己获罪，也要彰显弟弟们的美德，不惜为光耀门庭而牺牲自己。皇帝撤销上谕，兄弟三人均被授予官职。
中国人虽然重视文化，却并不热爱所有学科；被他们看重的仅仅是神学、公法和私法、数学和各种工艺。物理、地理以及类似学科，都不被重视。数学中的某些旁支也不受重视，他们只对其中的天文学，确切地说是星象学感兴趣。他们的音乐与我们的音乐完全不一样。闵明我神甫向皇帝引荐了几位欧洲乐师，皇帝显得很高兴，但是，他之所以招引欧洲乐师来中国，为的是要让闵明我知道，中国音乐优于欧洲音乐。中国人唱完之后，闵明我问皇帝，是否可以让欧洲乐师也唱同一首歌。原来，中国人唱的时候，欧洲人把乐谱记下来了。皇帝看到乐师们读乐谱就像他读书一样方便，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发现，孔子与基督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也有十二弟子，七十二贤人，三四千门客。
中国人的礼节似乎是用来逗引外国人发笑的。他们去拜访客人时，没完没了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极端无礼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却是起码的礼节。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贵姓？”接着问：“请问大名？请问贵庚？”对方若是文人，还得问：“请问功名？”最后再问：“来此贵干？”接着，双方互问身体健康。然后上茶，来客如果不走，接着还要上果品。所有这些都伴以种种礼节，犹如我们在教堂里所做的那样。中国人谈及自己的东西时，总是使用谦辞：“寒舍、敝县、敝乡、贱姓”；谈及对方的东西时，总要冠以表示尊敬的词。中国人谈到自己的妻子时说“老伴”，哪怕她只有十五岁。谈及儿子时说“犬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词语都是引申义，不过，这些引申义所表示的形象，正如东方人的形象一样，毫无自然可言。典籍中多得难以胜数的比喻晦涩难懂，我们的商人简直就读不懂，就像修女读不懂大卫的诗篇一样。小说比较自然。
儿媳每天早晨都要穿得正儿八经去问候婆婆。总之，中国人永远受着各种规矩的拘束。鞑靼人没这么些规矩，跟我们一样。我们还注意到，自从鞑靼人入侵中国以来，中国妇女的自由稍多了一些，两个民族的习俗互相渗透，如果鞑靼人能与中国人通婚，可能会有更显著的进步。但是，宫廷禁止两族人民通婚，各省也都这样做，因为，汉人子女若与鞑靼人通婚，他们的家庭就得把他们的遗骨送到鞑靼去，汉人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一个鞑靼人去看望一个中国人时，中国人以中国习俗接待，中国人去看望鞑靼人时，鞑靼人以鞑靼习俗接待。中国人以右为尊，鞑靼人以左为尊。
中国人有两种史书。第一种由二十一位史学家编写，共有五百卷，中国人只取其中十七人编写的史书，因为，他们从中剔除了鞑靼人第一次入侵后的两位皇帝共89年的历史。这个王朝叫明朝。第二种史书出自朱子笔下，比前者短，但对宗教和礼仪的论述多于前者。此书写成于宋朝。
伏羲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他确立了婚姻制度；据史籍记载，在他之前，人们不受婚姻制度约束，完全生活在自然状态中。黄帝在位期间，一个名叫仓颉的官员从鸟兽的脚印得到启发，发明了文字。这个说法可能有误，不然就是文字有了很大改变，因为现在的文字与鸟兽的脚印毫不相干。黄先生和我都认为，文字的发明比耶稣诞生早2712年。需要指出，中国人仅仅对尧以后的历史给予肯定。尧活了118岁，在位98年，晚于黄帝413年。孔子在尧的史书中发现，文字是在黄帝在位时被发明的。
据史书记载，尧在位第72年，野兽为害中国，由于洪水尚未退尽，植物、小麦和家畜都受到损失。我们不知道他们认为洪水发生在何时。尧在位第72年相当于公元前2299年，发明文字在黄帝在位期间，早于洪水413年。我相信，中国的洪水不是那次世界性的洪水，因为，除了有证据表明摩西所说的那次洪水不是世界性洪水之外，中国的洪水显然是因河水泛滥而形成的，是因没有分流的人工河道而酿成的。据史书记载，尧的大臣禹挖河引流，制服了洪水。
荷兰也是这样排干洪水的，巴比伦也是这样排干洪水的。他们的洪水发生在何年没有确切记载，至少早500年。
需要指出，尧没有让儿子继位，考虑到舜的才华，他让舜继位为王，就像当年罗马的独裁者一样。舜的儿子也没有继承王位，前面提到的禹继舜为君，建立了夏朝。
中国人对耶稣去世时出现的日食是否作了记载，我们曾加以考察。耶稣开始传布基督教时，中国的汉光武帝在位，在他在位期间发生了十次日食，第一次发生在汉光武帝第三年五月月末；第二次发生在第六年九月月末；第三次发生在第七年三月月末；第四次发生在十六年三月月末；第五次发生在十七年三月月末；第六次发生在第二十二年五月月末；第七次发生在二十五年三月月末；第八次发生在二十九年二月月初；第九次发生在三十一年五月月末；第十次发生在三十二年十一月月末。
在所有这些关于日食的记载中，第三次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最为符合，因为此次日食发生在春分；可是，由于耶稣去世的日子就是后来的复活节，而复活节始终是满月（望日），中国记载的那次日食出现时，月相为下弦月，所以，这两次日食不可能是同一次。我们注意到，中国人使用的是阴历，每隔三四年增加一个闰月。
中国人在他们国家的历史问题上听不得合理的意见，致使耶稣会士们为了维持声望，不得不使用《圣经》的七十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