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

十、《论法的精神》

大家都觉得，专制政体不需要监察官。这条常规对于中国似乎是个例外。不过，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中国为什么要设立监察机构[1]。（第五章，第十九节）

中国著述家们始终一贯地指出[2]，在他们的帝国里，刑罚越增多，革命就越临近。这是因为，民风越糟，刑法才会越严。（第六章，第九节）

在中国，对残忍的抢劫犯处以凌迟[3]，对其他的抢劫犯则不处以凌迟。量刑上的区别使得中国的强盗抢劫而不杀人。（第六章，第十六节）

中国实行子罪父坐，秘鲁也是这样[4]。这种做法依然源自专制观念。

有人说，在中国之所以子罪父坐，是因为父亲没有行使大自然所赋予的，又由法律所加重的父权，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其实，这说明中国人根本没有荣宠观念。在我们这里，无论是儿子被判刑的父亲或是父亲被判刑的儿子[5]，他们因此而感到的羞耻，其程度与中国人因被处死而感到的羞耻没有区别。（第六章，第二十节）

由于特殊的原因，某些国家需要制定节俭法。气候能使人口众多，可是在另一方面，能让这许多人生存的手段却极不可靠，所以，全民务农是个良策。在这些国家里，奢侈是危险的，节俭法应该严而又严。因此，要知道应该鼓励还是禁止奢侈，首先就应关注人口数量与谋生的难易之间的关系。在英国，土地产出的谷物远远多于养活食物和衣着提供者之所需，因而那里就有一些制造时髦用品的工艺，于是也就带动了奢侈。法国生产的小麦足以供农夫和制造业从事者食用。此外，对外贸易可以用许多生活必需品换取时髦用品，所以法国人不必惧怕奢侈。

中国则恰恰相反，妇女生育力极强，人口繁衍迅速，以至于无论如何垦殖土地，居民也只能勉强果腹。奢侈当然是有害的，需要的是勤劳和节俭的精神，这一点与任何一个共和国一样[6]。必须从事日常生活所需的工艺，远离专供享受的工艺。

这正是中国历代皇帝在圣谕中所表达的精神。一位唐代皇帝在圣谕中说：“我们祖先的训诫认为，如果有一男不耕，一女不织，帝国内便要有人受到饥饿……[7]”根据这个原则，他下令拆毁了许多佛寺[8]。

第二十一朝第三位皇帝[9]在位时，有人进献宝石。他不愿为这种既不能供百姓吃，也不能供百姓穿的东西而劳民，遂下令关闭挖出这些宝石的矿山。

建文帝说[10]：“我们的奢华竟如此之盛，就连小民被迫出卖的女孩也穿着绣花鞋。”一大帮人为一个人做衣服，这难道是让许多人不缺衣穿的办法吗？一个人耕种，十个人吃饭，这难道是让许多人不饿肚子的办法吗？（第七章，第六节）

中国在历史上先后有二十二个朝代[11]，也就是说，曾经二十一次改朝换代，至于其他大大小小的变乱，那就不计其数了。最初的三个朝代因治国有方，而且疆域也不像以后那样广袤，所以存续时间很长。总体上可以说，各个朝代在初始时期都很好。美德、谨慎和警觉都是中国之必需，而每个朝代建立之初确实也都具备，但到了倾覆前夜就都不复存在了。开国皇帝饱经戎马倥偬之劳顿，终于把一个沉溺于淫乐的皇朝推翻，当然会珍惜美德，惧怕奢华，因为，他们对美德的效用和奢华的危害深有体会。可是，三四个皇帝之后，继任者们渐渐陷于腐化、奢侈、懒散和逸乐之中，幽闭深宫，精神萎靡，寿命缩短，皇室衰微，大臣擅权，宦官得宠，登上御座的尽是幼童。皇宫于是成了国家之敌，宫廷里一大群游手好闲之徒把辛勤劳作的人们搞得倾家荡产。篡位者把皇帝杀死或是赶下台，自己另立新朝。到了第三、四代，新朝的皇帝又把自己幽闭在宫中。（第七章，第七节）

结束本章之前，我想就人们对我以上论述可能提出的驳斥，进行一番答辩。

我们的传教士谈及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时，把它说成一个令人赞叹的政体，其原则兼容畏惧、荣宠和美德为一体。这么说，我所确立的三种政体原则，便是徒劳无益的区分了。

对于一个如果不使用棍棒，人民便什么也不干的国家而言，我不明白他们所说的荣宠是什么[12]。

此外，传教士们提及的那些美德，从我们的商人的叙述中几乎丝毫也感觉不到。我们不妨听听他们所说的中国官员的欺诈掠夺行径[13]。

我还可以请安逊勋爵[14]这位伟人作证[15]。

此外，在巴多明神甫的书信中，记述了皇帝对让他不快的几位基督教徒亲王[16]的惩治，此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以贯之的暴政，以及被视为天经地义，也就是不动声色的对人性的摧残。

我们还有德梅朗[17]先生和巴多明神甫谈论中国政府的书信。读了几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和回答后，令人赞叹之处全都化作烟云了。

传教士们或许是被表面的秩序蒙蔽了，或许是单独一人持续不断地行使的个人意志给了他们以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自己也在一人的意志的统治之下[18]，他们还费尽心机，试图在印度诸王的朝廷里，找到这种持续不断地行使的个人意志。他们到那里去为的是挑起巨大变革，对他们来说，让君主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远比让老百姓相信自己能忍受一切容易得多[19]。

不过，有些真实的东西往往存在于谬误之中。由于某些特殊的或许是独一无二的情况，中国的政体没有达到它所应该达到的腐败程度。大多基于气候的物质原因抑制了这个国家里的道德原因，进而演绎出了种种奇迹。

中国的气候出奇地有利于人口增殖。那里的妇女生殖力之强为世界所仅见。最残忍的暴政也不能抑制人口增长。中国的君主不能像法老那样说：“我们不如用巧计对付他们[20]！”中国的君主只能抱有尼禄的那种愿望：但愿全人类只有一个首领。暴政归暴政，气候将使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并最终战胜暴政。

与所有稻米生产国[21]一样，中国经常发生饥荒。百姓濒临饿死时便四出觅食。于是，各地就出现三五成群的盗贼，其中的多数被剿灭，少数则越聚越多，但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可是，远离京城的省份这么多，难免有几伙人渐成气候，在原有的基础上日益壮大，形成为武装集团，直捣京城。他们的首领于是登上皇位。

在中国，不良政府很快就会受到惩罚，这是事物的性质使然。数量奇多的人民生计无着时，混乱就会突然爆发。因此之故，在别的国家里，革除弊端十分困难，因为效果不明显，君主不会如同在中国那样立即受到迅捷和明晰的警告。

我们的君主认识到，国家如果治理得不好，在彼岸世界就难以幸福，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不会多。中国君主的感受与我们的君主不同，他们知道，倘若国家治理得不好，帝国就会倾覆，他们自己也性命难保。

尽管时有弃婴发生，但是中国的人口依然不断增长[22]，因此，必须勤奋劳作，让土地提供赖以活命的粮食。这就需要政府给以巨大的关注。政府时刻都要关心，以期人人可以安心劳作，不必担心因劳动成果被他人攫取而白辛苦一场。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管理公民事务的政府，毋宁说这是一个管理家政的政府。

这就是人们议论甚多的各种法规的由来。有人曾经试图让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不悖，但是，任何东西一旦与专制主义沾边，就不再有力量。专制主义在无数祸患的挤压下，曾经试图用锁链束缚自己，然而却是徒劳无益，它用锁链把自己武装起来，从而变得更加骇人。

所以，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在最初那些王朝统治时期，疆域没有现在那样辽阔，专制精神可能略为逊色。可是，如今已非昔日可比了。（第八章，第二十一节）

专制国家还通过另一种分隔以谋自保，那就是把边缘省份交由封建藩属治理。莫卧儿、波斯以及中国皇帝都有自己的藩属。土耳其人则把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瓦拉契亚[23]人，过去还有特兰西瓦尼亚[24]人，置于他们自己与敌人之间。（第九章，第四节）

当一个君主征服了一个大国，有一个既可减弱专制主义，又可巩固征服成果的手段；中国的征服者们曾经使用过这个手段。

为了不让战败的人民有丝毫的沮丧，不让胜利者滋生傲气，为了防止征服军事化，让两个民族各守本分，眼下统治着中国的鞑靼皇族规定，驻守各省的军队由满汉各半组成，藉以防止他们因相互猜忌而不守本分。法院的官员也是满汉各半。这一措施产生了多种良好的效果。其一，两个民族相互钳制。其二，两个民族各自保有军事和民事实力，谁也不会被对方消灭。其三，征服者可以扩散到全国，不但不会自我削弱或自我毁灭，而且足以应付内乱和外侮。这个制度十分合理，这种制度的缺失几乎是所有征服者失败的原因。（第十章，第十五节）

广袤的国土被征服就意味着专制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驻扎在各省的军队不足以应付，君主身边需要有一支亲信部队，随时驰往帝国中出现危机的地方。这支部队应能钳制其他部队，皇帝不得不授予帝国的某些权力的那些人，对这支部队应该有所畏惧。中国皇帝身边有一支可以随时调动的庞大鞑靼军队，在莫卧儿、土耳其和日本，君主豢养着一支军队，它独立于由土地收入提供给养的军队，普通军队对这支特殊军队都敬畏有加。（第十章，第十六节）

一般地说，所有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维护自己的存在，不过，每一个国家各自还有一个特殊的目标。罗马的目标是扩张，斯巴达的目标是战争，犹太法律的目标是宗教，马赛的目标是商贸，中国法律的目标是安定[25]，罗德人[26]法律的目标是航海，天赋的自由则是蛮族的治理目标。一般地说，君主的欢悦是专制主义国家的目标，君主和国家的光荣是君主国家的目标；人人不受约束是波兰法律的目标，结果却是人人受压迫[27]。

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其政治体制的直接目标就是政治自由。我们将在下面考察这个国家的立国原则。如果这些原则确实很好，自由就会如同在镜子中一样显现得清清楚楚。

要想发现政制自由，并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倘若能够在它所在的地方看到它，如果已经发现它了，何必再去找呢？（第十一章，第五节）

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由于没有确切阐明什么是不敬，所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用作借口，剥夺想要置于死地的那个人的生命，毁灭想要灭门的那个家族。

两位负责邸报的官员刊发了一则失实的时闻，有人便说，在邸报上散布谎言就是对朝廷不敬，两位官员于是被处死[28]。一个亲王在皇帝朱批的奏折上不经意地写了几个字，有人就断定他对皇帝不敬，整个家族为此而遭受迫害，其惨烈程度为历史所仅见[29]。

大逆罪倘若定义模糊，就足以使政体沦为专制主义。我将在“法律的制定”一章中予以详述[30]。（第十二章，第七节）

专制政体尽管因其性质而到处都一样，但是，由于状况、宗教观点、固有的想法、受到遵循的惯例、人的气质、风尚、习俗的不同，差异还是很大的。

在专制政体之下确立某些思想是件好事。比如，中国人把君主视为人民的父亲，阿拉伯人在帝国初期把君主看作布道师[31]。

最好有可以用作戒律的圣书，比如阿拉伯人的古兰经，波斯人的祅教经典，印度人的吠陀经以及中国人的经典古籍。宗教法规取代民事法典，并为专横划定范围。（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

王权是一个巨大的弹簧，它应该无声无息地运转自如。中国人谈到他们的一个皇帝时说，他如天治国，也就说他以天为榜样治理国家。（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

压榨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自我克制，无奈地显现出某种温和。土耳其只收进口税，全国都向纳完此税的商人开放。对于报关不实者，不没收，也不加税。在中国，不是商人的货包不需开包检查[32]。在莫卧儿，走私不处以没收，只需加倍缴税即可。驻在亚洲各城市的鞑靼王公，对过境的商品几乎什么税也不征收[33]。日本之所以把商业上的走私定为死罪，原因在于试图禁绝与外国的一切交往，所以，走私行为[34]与其说是违反了商业法，莫如说是违反了国家安全法。（第十三章，第十一节）

在共和国里，国家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直接征税。罗马采用相反的做法，这正是罗马政府的一大弊病[35]。在实行直接征税制的专制国家里，人民享受着无穷的福祉，中国和波斯就是明证[36]。最倒霉的是君主将海港和商业城市包给包税人的那些国家。在各个君主国的历史上，包税人的祸害比比皆是。（第十三章，第十九节）

中国的立法者比较明白事理，他们不是把人放在有朝一日没有纷争的状态中，而是放在能够使人履行义务的行动中去观察，从而使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全都实际可用。物质因素越是让人趋向静止，道德因素就越应让人远离这些物质因素。（第十四章，第五节）

有关中国的记述[37]谈到了皇帝每年一次的籍田仪式[38]，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旨在激励人民耕作[39]。

不但如此，皇帝还年年根据禀报，将八品官职赐予当年最出色的农夫。（第十四章，第八节）

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为阻止太监担任任何文武官职而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可是，他们总是能够当上高官。看来，太监是东方一个无法避免的祸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

所以，与欧洲的气候条件相比，规定一夫一妻制的法律更适合亚洲的气候条件。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教在亚洲立脚很容易，而在欧洲则很困难，反之，基督教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而在亚洲则遭受败绩，伊斯兰教在中国取得了长足进展，而基督教徒却寥寥无几。人类的理性永远听命于至高原因，这个至高原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利用什么东西就利用什么东西。（第十六章，第二节）

在富裕而淫逸成风的国家里，妻妾成群是一夫多妻制的后果。既然妻妾成群，就得把她们幽禁起来，使之与男子隔离。非如此就不能维持家庭秩序，这与一个无力还债的债务人千方百计躲避债权人的追讨同理。有的地区在气候作用下，物理因素过于强大，道德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倘若让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单独相处，诱惑必将带来堕落，男子必然攻击，而女子必然不做任何抵抗。在这些地区，与其依赖劝诫，莫如插紧门闩。

中国的一部古籍认为，一个男子在远离人群的房间里与女子独处而不对她施暴，这简直就是美德的奇迹[40]。（第十六章，第八节）

我们看到，东方各国的妇女幽禁越严，风尚便越好。大国必然有大贵族。他们越是富有，就越能将妇女切实幽禁，防范她们重返社会。正因为如此，在土耳其、波斯、莫卧儿、中国和日本，妇女的操守都令人赞叹。（第十六章，第十节）

东方的某些地方之所以幽禁妇女，多妻并非唯一原因，气候也是。在果阿和印度的葡萄牙人定居点，基督教只允许一夫一妻，可是我们在书中读到，那里因妇女们的放荡而造成的恐怖、犯罪、欺诈、暴行、毒物和谋杀层出不穷，如果把这种状况与土耳其、波斯、莫卧儿、中国和日本妇女的严守妇道相比，那就看得很清楚，无论一妻或多妻，通常都必须把妇女与男子隔开。（第十六章，第十一节）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炎热削减人的力量和勇气，而生活在寒冷气候下的人有一种体力和精神力量，使他们能够从事长时间的、艰苦的、宏伟和勇敢的活动。这种现象不仅可以通过各个民族的比较发现，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对比中也可见到。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41]，朝鲜的南方人也不如北方人勇敢[42]。（第十七章，第二节）

记述中还说：

“位于西伯利亚南面的大鞑靼[43]也很寒冷，土地无法耕种，只有一些可供放牧的草场，没有树木，只有荆棘，如同冰岛那样。与中国和莫卧儿相邻的一些地方虽然能够生长一种黍子，但小麦和水稻都不能成熟。在北纬43°、44°和45°的中国所属鞑靼地区，本应与法国南部一样热，但一年中的无冰期只有七八个月，所以与冰岛一样寒冷。除了靠近东边大海处有四五个城市，以及中国人基于政治原因在靠近中国的地方修建的几个城市，其余地方几乎找不到任何城市。在大鞑靼的其余地区，只有寥寥几个城市分布在布加利、突厥斯坦和花剌子模[44]，这些地方的严寒一是土质所致，土壤富含亚硝、甲硝，含沙量很大；二是地势高。南怀仁神甫发现，在长城北面八十法里的卡瓦姆呼兰河[45]源头的某个地方，地面高出北京海岸三千几何步[46]。由于这个高度[47]的缘故，尽管亚洲的几乎所有大江大河均发源于此，人们却因这个地区严重缺水而只能居住在河流和湖泊沿岸。”

我从上述事实中作出如下推断：亚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温和地区，与严寒地区紧挨着的就是炎热地区，诸如土耳其、波斯、莫卧儿、中国、朝鲜和日本。（第十七章，第三节）

欧洲北方民族以自由民的身份从事征战，亚洲北方人则以奴隶身份从事征战，而且仅仅是为了一个主人而征战。

究其原因，是因为鞑靼人虽是亚洲的天然征服者，自己却也是奴隶。鞑靼人在亚洲南部不断地攻城略地，并建立起若干帝国。可是，留在乡土上的鞑靼人却生活在一个主子的统治之下。此人已然在南方实行专制主义，进而还想把专制主义推行到北方，对被征服的臣民已然行使专横权力，进而还想对征服者也行使专横权力。在被称作中国鞑靼的那片广阔的土地上，这种情形如今显露得特别清楚，皇帝对鞑靼地区的统治与他对中国本土的统治同样专制暴虐，不但如此，他还借助征战继续扩展这种统治。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48]曾遣送中国人到鞑靼去殖民，这些中国人后来成了鞑靼人，而且变成了中国人的死敌。然而，这并不妨碍这些中国人把中国的治国精神带到鞑靼。

在征战中获得胜利的鞑靼人，往往有一部分又被赶回本土，于是，在被征服地区的奴役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奴役精神，就被他们带回到沙漠。中国历史上此类事例为数甚多，我们欧洲也不乏同样事例[49]。

这就是鞑靼或哲特[50]民族的秉性始终与亚洲诸帝国人民相似的原因。亚洲诸帝国的人民生活在棍棒的统治之下，而鞑靼人则生活在长鞭的统治之下。欧洲的精神历来与这种习俗针锋相对，自古以来，欧洲人把亚洲人所说的惩罚称之为侮辱[51]。（第十七章，第5节）

在那些必须勤劳才可以居住和长期生存的地方，需要宽和的政体。这种地方主要有三类：中国美丽的浙江省和江南省、埃及和荷兰。

古代中国的皇帝都不热衷于征服战争。他们为强盛而做的第一件事，恰好最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智慧。他们完全依仗人力清除积水，造就了中华帝国最美丽的两个省份。正是这两个省份无与伦比的肥沃，令欧洲人对幅员广大的中国有了繁荣富庶的印象。可是，只有持续不断地加以养护，这么大的一块地方才能免遭损毁，为此，需要的是智慧民族的民风和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是淫逸的民风和暴君的专制统治；那里的政权应该宽和，一如往昔的埃及和今日的荷兰。大自然造就了那样一个荷兰，为的是让那里的人关心这片土地，而不是为了让漫不经心和朝三暮四毁了这片土地。

所以，尽管中国人由于气候而自然地倾向于奴役般的服从，尽管帝国的幅员过大导致种种惨状发生，中国最初的立法者还是不得不制定优良的法律，政府也不得不遵守这些法律。（第十八章，第六节）

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若一种因素的作用较强，其他因素的作用就相应受到削弱。蛮人几乎只受大自然和气候的支配，中国人受风尚的支配，日本人受暴虐的法律的支配，习俗曾为斯巴达定下了基调，施政准则和古老的习俗则为罗马定下了基调。（第十九章，第四节）

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另一种混合，恰与西班牙人形成强烈反差。中国人由于生活极为脆弱[52]，因而具有惊人的活动能量和异乎寻常的获利欲望，致使任何经商国家都无法信任他们[53]。这种众所周知的不诚信使他们得以与日本保持通商，可是，任何一位欧洲商人都不敢以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对日贸易，尽管中国的北方省份在这方面拥有很多方便。（第十九章，第十节）

不过，中国的风尚牢不可摧。那里的妇女与男子绝对分开。不但如此，在学校里还教授习俗和风尚。从施礼时的从容不迫就可认定此人必是文人无疑[54]。这些东西一旦被严师当作箴言施教，就固定为道德原则，不再变更。（第十九章，第十三节）

习俗和风尚是法律不曾、不能或不愿确立的习惯性行为。

法律与习俗的区别在于以下这点：法律着重规范公民的行为，习俗着重规范人的行为。习俗与风尚的区别在于以下这点：习俗主要与内心活动相关，风尚主要与外部行为相关。

在一个国家里，这些东西有时会混淆不清[55]。莱库古为法律、习俗和风尚只制定了同一个法典。中国的立法者也是如此。

斯巴达和中国的立法者把法律、习俗和风尚混为一谈，不必对此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的习俗代表法律，他们的风尚代表习俗。

中国立法者的主要目标是让人民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他们要求人人相互尊敬，人人时刻不忘自己受惠于他人甚多，无人不在某个方面有赖于他人。为此，中国立法者制定了最广泛的礼仪规范。

比方说，中国的村民[56]和身居高位的人讲究同样的教养，这是一个好办法，借此可以养成宽厚，维持太平和有序，消除因暴戾而产生的所有邪恶。确实如此，不受教养规范的约束，岂不就是放纵邪恶吗？

就此而言，教养胜过礼貌。礼貌为他人的邪恶捧场，教养则防止暴露自己的邪恶。教养犹如人与人之间的一堵墙，阻断了人们彼此腐蚀的通道。（第十九章，第十六节）

中国立法者所做的不止于此[57]。他们把宗教、法律、习俗和风尚融为一体，所有这些都是伦理，都是美德。与宗教、法律、习俗和风尚有关的训诫就是人们所说的礼仪。中国的政体大获成功，原因就在于一丝不苟地遵守礼仪。中国人在年轻时学习礼仪，此后又把一生都用来实践礼仪。文人教授礼仪，官员宣扬礼仪。事无巨细，礼仪无处不在，所以，只要找到了一丝不苟地遵奉礼仪的方法，中国就可以治理得非常好。

礼仪之所以能不费力地铭刻在中国人心中和精神里，原因有二。其一，中国的书写方法十分复杂，致使中国人在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中，把精神完全贯注在礼仪上[58]，因为要识字就得读书，而书里讲的都是礼仪。其二，礼仪不含有任何宗教成分，全都是简朴的平常行为准则，所以，比知识性的东西更具说服力，更易打动人心。

不以礼仪而以刑罚治国的君主们，试图借助刑罚树立良好的风尚，其实刑罚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把一个因丢弃良好的风尚而触犯刑律的人逐出社会，刑罚完全能做到，可是，如果所有的人都把良好的风尚丢弃了，刑罚能把良好的风尚重新树立起来吗？刑罚可以制止普遍的弊病所造成的多种后果，但却无力消除弊病本身。所以，中国的政体原则一旦被抛弃，道德一旦沦丧，国家立即就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随即爆发。（第十九章，第十七节）

因此，中国并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法律。由于中国的习俗、风尚、法律和宗教难以一一分清，所以不可能同时把这些东西统统改变。若想进行变革，不是征服者变，就是被征服者变。在中国，变的一向是征服者。因为，征服者的习俗并不是他们的风尚，他们的风尚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宗教。所以，征服者折服于被征服者，比被征服者折服于征服者容易。

由此引出的另一个可悲的后果是，基督教要在中国立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59]。妇女为自己的贞操发誓、在教堂集会、与神职人员交往、参与圣事、面对面的单独忏悔，以及临终涂油和男子不得娶妾等等，所有这一切彻底推翻了这个国家的习俗和风尚，同时构成了对他们的宗教和法律的冒犯。

基督教因慈善事业、公开礼拜和共襄圣事而似乎要求一切彼此相连，中国人则似乎要求一切相互分离。

鉴于我们已经看到，分离[60]通常符合专制主义精神，因此从中可以发现，君主政体和一切宽和的政体之所以与基督教彼此兼容较好[61]，原因之一即在于此。（第十九章，第十八节）

中国立法者以天下太平为治国的主要目标。在他们看来，俯首听命是维持天下太平的有效手段。基于这种想法，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敬重父亲，为此他们不遗余力。他们规定了数不清的礼仪和程序，用来表示对父亲的敬重，生前如此，死后亦然。子女如果在父亲生前不知敬重，父亲身后就不可能得到敬奉。祭祀父亲与宗教的关系较为密切，侍奉在世的父亲与法律、习俗和风尚的关系较为密切。不过，这只是同一部内容极为广泛的法典的不同部分而已。

敬重父亲就必然与敬重所有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相关，诸如长者、老师、官员、皇帝。对父亲的敬重意味着父亲以关爱回报子女。与此同理，长者以关爱回报幼者，官员以关爱回报属下，皇帝以关爱回报臣民。所有这一切构成礼仪，礼仪则构成民族的普遍精神。我们将会感到，看似最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其实并非与中国的基本政制无关。中华帝国构建在治家的理念之上。倘若削弱父权，哪怕仅仅削减用以表示尊重父权的礼仪，那就不啻是削弱对被视同父亲的官员的敬重，原本应该视百姓为子女的官吏于是就不再关爱百姓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互相关爱也就渐渐消失。只要其中一项被削减，国家就会因此而动摇。儿媳妇每天清晨是否前去侍候婆婆，此事本身无关紧要。可是，我们如果想到，这些日常细节不断地唤起必须铭刻在心中的一种感情，而正是每个人心中的这种感情构成了中华帝国的治国精神，我们就会明白，此类具体行为没有一件是可有可无的。（第十九章，第十九节）

令人十分惊奇的是，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仪为指导，可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狡黠的民族。这种情形尤其多见于贸易中，尽管贸易最能自然而然地启动诚信，然而，中国人的诚信却从未被贸易启动。购货人需要自备衡器[62]，每个商人都有三种秤，重秤用于买进，轻秤用于卖出，不重不轻的秤用于对付有所戒备的人。我觉得自己能对这种矛盾现象作出解释。

中国立法者有两个目标。他们要求老百姓服从和安定，又要求他们勤奋和耐劳。由于气候和土壤的原因，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相当脆弱，唯有勤奋和耐劳才能使之获得保证。

当人人服从，人人劳动时，国家形势大好。或者出于必然，或者出于气候的缘故，中国人个个都是利欲熏心，令人难以想象，而法律并未设法加以制止。一切借助暴力获利的行为都被禁止，一切凭借伎俩或狡诈获利的行为却都不在被禁之列。千万别把中国人的道德与欧洲人的道德相比。每一个在中国的人都必须关注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说骗子对他的利益给予莫大的关注，那么，受骗者原本也应该想到保护自己的利益。斯巴达允许偷窃，中国允许欺骗。（第十九章，第二十节）

如果没有重大理由，就不要排斥与任何一个国家通商，这是一条至理名言。日本人只与中国和荷兰通商。中国人[63]在食糖贸易上获利十倍，有时在返程中也同样获利。荷兰人所获利润大体上与中国人相同。凡是尊奉日本人的准则行商的国家必然上当。商品价格之所以公道，商品之间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关系，就是因为有竞争。（第二十章，第九节）

亚历山大死后，埃及国王开展了对印度的海上贸易。叙利亚诸位国王掌握着罗马帝国最东部的行省，因而也就掌握着印度，他们维持着我在本章第四节中谈到的贸易，即通过陆路和内河进行的贸易，这种贸易因马其顿人所建立的殖民地而获得了一些方便。欧洲因而可以通过埃及与印度交流，也可以通过叙利亚王国与印度交流。叙利亚王国被肢解后，建立了巴克特利亚王国，此事对贸易丝毫不曾带来负面影响。托勒密引述蒂尔人马里诺斯[64]的记述[65]说，马其顿的商人在印度曾有若干发现；商人们完成了国王们在远征中未能完成的壮举。我们在托勒密的著作[66]中看到，这些商人从石楼[67]一直走到塞拉[68]，在中国的东北部发现了一个极为偏僻的商埠，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在叙利亚诸王和巴克特利亚诸王掌权时期，印度南方的商品就这样经由印度河、奥克苏斯河和里海运往西方，来自更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商品，则经由石楼、塞拉和其他商埠运到幼发拉底河。这些商人所走的商路大约在北纬40度上下，沿途经过中国西部的一些地区，那些地区比今天治理得好，因为那时尚未遭受鞑靼人的蹂躏。（第二十六章，第十六节）

杜赫德神甫说，中国的国内贸易超过整个欧洲的内部贸易总量[69]。我们的外贸如果不能促进内贸增长，杜赫德神甫所说就可能是事实。欧洲与世界的另外三大洲通商和通航，恰如法国、荷兰和英国与整个欧洲通商和通航一样。（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一节）

在某些国家里，正妻在家里享受的荣耀与欧洲的唯一妻子一样。在那里，妾生子女被视为正妻所出，中国就是这样。应该受到孝敬和厚葬的，是法律所承认的父亲的正妻，而不是子女的生母[70]。（第二十三章，第五节）

居住在海滨港口的人历尽千难万险，迁往穷乡僻壤，生死无定，所以男人比女人少。可是，那里的儿童却比其他地方多，因为谋生比较容易。或许还因为鱼类的油脂能提供较多促进生殖力的物质。这也许正是日本[71]和中国[72]人口奇多的原因之一，日本人和中国人几乎仅以鱼类为食[73]。倘若果真如此，那么，硬性规定只能食用鱼类的修道院条例[74]，恐怕与制定条例者的初衷南辕北辙了。（第二十三章，第十三节）

有关人口的法规很大程度上要依据具体情况制定。在一些国家里，大自然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用不着立法者再做什么；既然由于气候的原因，人丁已经相当兴旺，难道还有必要制定法规鼓励生育吗？某些地方的气候比土地更有利于人口繁殖，人口增多了，可是饥馑却使人口大减。中国就是这样，那里的父亲出卖女儿，遗弃婴儿。在上圻，同样的原因造成了同样的后果[75]。雷诺多出版了一些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76]，我们无须像阿拉伯旅行家所记述的那样，到灵魂转世的说法中去寻找原因。

基于同样的原因，台湾岛上的宗教不许妇女在三十五岁以前生育，对于在这个年龄之前怀孕者，巫婆替她们压腹堕胎[77]。（第二十三章，第十六节）

宗教原则对人类的繁衍具有极大的影响，既能起到激励作用，也能起到遏制作用。犹太人、穆斯林、波斯的祆教徒以及中国人，在人口增殖方面受到了宗教的鼓励，而信奉基督教之后的罗马人，却在这方面受到了宗教的遏制。（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一节）

正因为如此，成吉思汗对清真寺显现出极度的轻蔑[78]。这位大汗询问穆斯林之后表示，他赞同伊斯兰教的所有教义，唯有去麦加朝觐一事不能赞同。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就地敬拜真主[79]。鞑靼人不住在房屋里，所以对庙宇一无所知。(https://www.daowen.com)

没有庙宇的民族对自己的宗教不大在意，这正是鞑靼人始终相当包容的原因[80]。为什么征服了罗马帝国的蛮族毫不犹豫地皈依了基督教，为什么美洲的野蛮民族不把自己的宗教当成一回事，为什么自从欧洲传教士在巴拉圭修建教堂后，他们就狂热地信奉我们的宗教。

台湾人相信有一种地狱[81]，不过，这个地狱是用来惩罚以下这些人的：在某些季节中没有赤身裸体的人、不穿丝绸而穿布衣的人、拾牡蛎的人、做事之前不先问卜于小鸟的人。所以，他们不但不把酗酒和调戏妇女视为罪恶，甚至反而认为，子女们的放荡行为能博得神明的欢心。（第二十四章，第十四节）

孔子的教义否认灵魂不死[82]，芝诺学派不相信灵魂。谁会想到，佛教和芝诺学派从它们的虚假原则中引申出来的结论，虽然不正确，却非常有益于社会。

佛教和道教相信灵魂不死，可是，从如此圣洁的教义中，人们竟然引申出一些骇人的结论来。（第二十四章，第十九节）

神职人员若是很多，自然就应有一个首领，设立这个职务也就成为一种制度。在君主政体下，不应让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所以，宗教领袖应该与国家分开。专制主义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人手中，就没有必要把宗教领袖与国家分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就有可能把宗教视为他的法律，他的旨意的产物。为了防止这种弊病，宗教就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威性文书，例如确立和固定该宗教的圣书之类。波斯国王是宗教领袖，可是，宗教规则却是古兰经。中国皇帝是最高宗教领袖，可是，人人手中都有一些书，皇帝本人也要按照书中所说行事。曾有一位皇帝试图把这些书付之一炬，然而却徒劳无功，书战胜了暴政。（第二十五章，第八节）

中国的若干朝代曾规定，由皇帝的弟兄继承皇位，皇子不得继承。如果希望君主有一定的经验，如果担心王子幼龄冲位，如果必须提防宦官把一个个孩子推上皇位，那么，完全应该确立这样的继承顺序。有些写书的人把那些兄弟视为皇位篡夺者[83]，显然是以中国法律的观念为依据的。（第二十六章，第六节）

可是，有一位享有盛誉的作者[84]，以法兰克人是罗马人最好的朋友为假设，为法兰克人定居高卢编造理由。那么，既给罗马人带去了骇人的灾祸，也在罗马人那里遭受了骇人的灾祸的法兰克人，真是罗马人最好的朋友吗？用武力征服罗马人之后又冷酷无情地压迫罗马人的法兰克人，真是罗马人最好的朋友吗？他们是罗马人的朋友，恰如征服了中国的鞑靼人是中国人的朋友一模一样。（第二十八章，第三节）

大人物有时沾染了某些整齐划一的观念（查理曼也未能幸免），而小人物则不可避免地会沾染这种观念。他们在统一中找到了他们所了解的那种完善，因为他们不可能不发现这种完善。行政管理和商贸中使用统一的度量衡，全国使用统一的法律，所有地方都宗奉统一的宗教。可是，这些整齐划一的东西就那么恰当，永远没有任何例外吗？变革比忍受的痛苦更大吗？伟大的天才难道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整齐划一，什么时候应该有所区别吗？在中国，中国人守中国人的礼仪，鞑靼人守鞑靼人的礼仪[85]；尽管如此，中国在以太平为目标这一点上，却是世界上无人能与之比肩的。只要民众都遵守法律，至于是哪种法律又有多大关系呢？（第二十九章，第十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