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梅林出版了1848 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3 卷第53 页）〔9〕。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认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们的马尔丁诺夫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在新《火星报》上的那篇“新讨伐”文章的结语中说，《前进报》和《无产者报》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103 号第3版第2栏）。这个绝妙的解释完全可以和资产阶级指责《新莱茵报》鼓吹专政的说法相媲美。可见，马克思也被揭发为调换革命和专政的概念，——不过不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揭发，而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揭发！为了向马尔丁诺夫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
1848年9月14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1848 年3 月18 日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党派〈即反动的党派〉已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6]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篇长篇论文中所作的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扼要的几点。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专政（规避专政口号的《火星报》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它告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斗争的决议中所清楚地指出的，而且是代表会议的决议所忽略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而痛斥了他们。从1848年6月6日《新莱茵报》的论文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的含义。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像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极其周密的酝酿之后挖空心思炮制出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7]
专政这个口号的含义就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会怎样对待那些把“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叫做彻底胜利或者号召“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决议！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1 月9 日起在全国各地还继续不断地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立宪幻想和像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
关于这个专政的任务的问题，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还写道：“国民议会本来只需在各个地方用专政手段来抵御腐朽政府的反动干预，这样它就能在人民的舆论中赢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所有的刺刀……都会碰得粉碎。……这个议会不去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使人民对它感到厌倦。”[8]按马克思的意见，国民议会应当“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专制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然后“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的成果即人民专制不受任何侵犯”[9]。
可见，马克思在1848年向革命政府或专政提出的任务，按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
还有，按马克思的意见，当时有哪些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实现这个任务（把人民专制的原则真正贯彻到底，并打退反革命的袭击）呢？马克思说的是“人民”。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
在柏林无产阶级3 月18 日的胜利以后，——《新莱茵报》写道，——革命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人民专制；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者去组阁，而这些大资产者却邀请旧普鲁士的贵族、官僚与自己结盟，这就立即表明了他们的倾向。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什未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黑体是我们用的）。[10]
总之，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很不够，甚至真正召集立宪会议也还是很不够！甚至在武装斗争中得到局部的胜利（柏林工人1848 年3 月18 日对军队的胜利）以后，革命也还可能“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革命是否进行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竟转到谁的手里：是转到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即转到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手里，还是转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手里。在前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而无产阶级有“批评的自由”，有“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自由。革命一胜利，资产阶级立刻就会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譬如说，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和军队进行的巷战中仅仅获得局部的胜利，而让彼特龙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去成立政府，那么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免不了要发生的）。在后一种场合下就有可能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即革命的完全胜利。
现在还需要更确切地断定，马克思拿来和工人合在一起统称为人民而与大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那个“民主派资产阶级”（demokratische Bürgerschaft）究竟是指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1848年7 月29 日《新莱茵报》一篇文章中的下面的话给了明白的回答：“……1848 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滑稽讽刺的模仿。
1789 年8 月4 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取消了封建义务。
1848 年7 月11 日，三月街垒战后四个月，封建义务就压在德国人民身上。Teste Gierke cum Hansemanno。[11]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刻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形成一个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顾忌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1848 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12]
这是些很有教益的话，这些话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原理：（1）没有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是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特别是背叛了农民。（2）完全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是形成一个自由的农民阶级。（3）形成这样一个阶级，就是废除封建义务，消灭封建制度，但这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4）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
只要根据具体的民族特点作相应的改变，只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农奴制度，所有这些原理就完全适用于1905年的俄国了。毫无疑问，当我们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德国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们所能得出的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就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毫无疑问，马克思在1848年拿来和那些进行反抗的反动势力及叛变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解放派先生们也在背叛农民，而且将来还会背叛农民，就是说，他们会用假的改良来敷衍了事，会在地主和农民决战的时候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这个斗争中彻底支持农民。最后，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农民斗争的成功，即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也将意味着完全的民主革命，也是进行到底的革命的社会支柱，但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决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社会化”。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为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而坚决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像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为了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在1848 年的观点，必须指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如果用当时的话说）和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听听梅林是怎样说的：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不能不看到贯穿在它的一切文章中的那条基本线索。但是它的直接目标，与其说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该报的各栏很少有专门讨论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问题的材料，虽然不应当忘记，和它同时并存的还有每星期出版两次的莫尔和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一个专门的科隆工人联合会机关报〔10〕。无论如何，很使当代读者注意的，是《新莱茵报》很少注意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最能干的活动家斯蒂凡·波尔恩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过，而且1848年还在柏林为他们的报纸写通讯。波尔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话，表示他们不赞同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可是，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声明，可以推想，他们至少是不满意这种鼓动工作的方法。他们的不满是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曾经不得不对德国大多数地区中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看来完全经不起批驳的让步。他们的不满又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毕竟还是把他领导的鼓动工作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尽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这从历史上看、从政治上看都是正确的…… 虽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事实卓越地证明了工人运动的起码的本能能够纠正最天才的思想家的观念，这就是他们在1849年4月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并且决定参加特别是由易北河以东（东普鲁士）的无产阶级准备召集的工人代表大会。”[13]
可见，只是在1849年4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茵报》是从1848 年6 月1 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这件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1848 年在经济方面和在政治方面还落后——国家没有统一）。这在评价马克思当时和不久以后关于必须独立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多次声明时，是不应当忘记的（例如普列汉诺夫就忘记了这一点[14]）。马克思只是根据民主革命的经验，几乎经过了一年才实际作出这个结论来，可见德国当时的整个气氛充满了多么浓厚的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对我们来说，这个结论是早就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半世纪的经验中得到的坚固的成果，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成果开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例如，在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会站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之外，根本谈不上这种报纸哪怕有片刻会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
可是，在马克思和斯蒂凡·波尔恩之间刚刚开始显露出来的那种对立，在我们这里却以成熟得多的形式存在着，而且我国革命民主巨流中的无产阶级潮流愈是强大，这种对立就愈厉害。梅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斯蒂凡·波尔恩的鼓动工作可能不满时，话说得太缓和，太闪烁其词了。请看恩格斯在1885年写的评论波尔恩的一段话（引自《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 年苏黎世版序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11〕的盟员到处领导极端民主运动，这就证明同盟是革命活动的最好的学校。“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Arbeiterverbrüderung）〔12〕 ，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1850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有些太急于要成为政治家，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Kreti und Plethi）‘称兄道弟’，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主义宣言》[15]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Allen alles sein）。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持久地实现这一切的活动场所〈黑体是我们用的〉。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乌合之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1849 年5 月德累斯顿的起义〔13〕，并幸免于难。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徒有虚名，它的作用无足轻重，所以直到1850 年反动派才觉得有必要取缔它，而它的分支则过了几年以后才被认为有必要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16]的波尔恩没有成为大政治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情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17]
恩格斯就是这样评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
我们的新火星派也是狂热地追求“经济主义”，甚至因为自己“省悟”而博得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赞扬。他们也是把各色各样的人纠合在自己周围，奉承“经济派”，用“主动性”、“民主主义”和“自治”等等口号来拉拢落后群众。他们的工会也是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那个赫列斯塔科夫〔14〕式的新《火星报》上。他们的口号和决议暴露出他们同样不了解“无产阶级伟大政治运动”的任务。
1905 年7 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增订版第11 卷第1—124 页
[1]手稿上下面的话已被勾掉：“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现代敌人中的）最可恶的、最强大的（在现代社会中）和最机智的敌人作出的判断，是使社会民主党人本身受到政治教育的最宝贵的材料。”——俄文版编者注
[2]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说明：“（参看《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增订版第9 卷第55—58页。——编者注）。——俄文版编者注
[3]参看普罗柯波维奇《俄国工人问题》一书。
[4]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43—131 页。——编者注
[6]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37页。——编者注
[7]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5 页。——编者注
[8]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6页。——编者注
[9]同上，第14 页。——编者注
[10]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72—73页。——编者注
[11]“见证人就是吉尔克先生和汉泽曼先生。”汉泽曼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阁员（相当于俄国的特鲁别茨科伊或罗季切夫等等）。吉尔克是汉泽曼内阁中的农业大臣，他拟定了一个“大胆的”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实际上只是废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的义务，而把较重大的义务保存下来，或实行赎买。吉尔克先生很像俄国的卡布鲁柯夫、曼努伊洛夫、赫尔岑施坦一类与农夫为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先生们，他们愿意“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但是不愿意得罪地主。
[1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331 页。——编者注
[1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 版第6 卷第509、697、698、703—704 页。——编者注
[14]括号中的话在以前各版中都被略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15]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16]我在本书第1 版中翻译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时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Buttermilch（酸牛奶。——编者注）一字看做专有名词，而是把它看成了普通名词。这个错误当然使孟什维克们极为高兴。柯尔佐夫写文章说我“加深了恩格斯”（该文曾转载在《两年来》文集中），普列汉诺夫现在还在《同志报》上提起这个错误（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这可能吗？》一文。该文刊载于1907年9月26日（10月9日）《同志报》第381 号。
《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 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从1908年1月起《我们时代报》代替了《同志报》。——133。），总而言之，他们找到一种绝妙的借口来抹杀1848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有两种趋向存在的问题，一种是波尔恩（我们的“经济派”的亲属）的趋向，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趋向。利用论敌的错误——即使是关于波尔恩的姓氏问题的错误，本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利用纠正译文的手段来抹杀有两种策略存在这一问题的本质，这就是害怕涉及争论的实质。（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17]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210—211页。——编者注
〔1〕泥潭派原来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给国民公会里的中派集团取的绰号，又译沼泽派，也称平原派，因他们的席位处在会场中较低的地方，故有此称。该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者的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依违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总是站到当时力量较强者的一边。泥潭派一词后来成了那些动摇不定、企图回避斗争的派别的通称。——111。
〔2〕指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即19 世纪70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的一个变种。它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和平”以及不通过阶级斗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可能性，认为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和进行工厂立法来解决工人问题，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实现社会平等。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增订版第35 卷第229—230 页）。——112。
〔3〕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德国改良主义工会组织，1868 年由进步党活动家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建立。该工会的组织者们鼓吹劳资利益“和谐”论，认为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工会，否定罢工斗争的合理性。他们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帮助就能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与企业主之间起媒介作用和积累资金。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主要从事组织互助储金会和建立文化教育团体的活动。它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有限，直到1897 年它的会员不过75000人，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已达419000人。1933年，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法西斯的“劳动战线”。——112。
〔4〕《黎明报》（«Рассвет»）是俄国自由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 年3 月1日（14日）—11 月29日（12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113。
〔5〕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 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的俄译文经列宁校订后，于1905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1906年在彼得堡翻印。
正文中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版第1 卷）。《告同盟书》经恩格斯校订，于1885年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德文版。1906 年，彼得堡铁锤出版社出版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包括《告同盟书》这篇附录）的俄译本。——115。
〔6〕《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第5期已准备印刷，但没有出版。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118。
〔7〕《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从1859年起改为日报。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121。
〔8〕以上4段正文（即从开头是“滥用字眼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那一段起）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1905年版本中和在收入该著作的1907年《十二年来》文集中都没有刊载。1940 年4 月22日《真理报》第112 号第一次发表了这几段文字。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 版中，这几段正文是按手稿刊印的。——122。
〔9〕列宁引自弗·梅林编《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遗著选》第3 卷引言（见该书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53 页）。这本书的俄文版于1926年出版，书名是：《弗·梅林收集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48—1850年德国革命时代所写的随笔和论文》。
下面在本书第130—131 页上，列宁引用了梅林的同一篇引言（同上，第81—82 页）。——123。
〔10〕指《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
《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ö1n»）报头下标有“自由、博爱、劳动”字样，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报道科隆工人联合会和莱茵省其他工人联合会的活动，1848年4—10月出版，共出了40 号。7 月以前由安·哥特沙克主编，7 月以后由约·莫尔主编，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会刊停刊后，科隆工人联合会从1848年10月26 日起以《自由、博爱、劳动》的名称重新在科隆出版报纸。这个报纸出版到1849 年6 月24 日（中间于1848 年年底停刊，1849年2月8日复刊），共出了32号。——130。
〔11〕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革命组织，后期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逐步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并且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遂于1847 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按照他的倡议，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 月29日—12月8日，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同盟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并动员和组织同盟成员回国参加革命。他们在科隆创办《新莱茵报》，作为指导革命的中心。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1 年同盟召开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判了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冒险主义策略，并决定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132。
〔12〕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排字工人斯·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派别的代表之一，他把工人兄弟会的活动限制在组织经济罢工和争取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的范围内。工人兄弟会的纲领是断章取义地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和吸收路易·勃朗及皮·约·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拼凑而成的。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工人兄弟会站在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之外，但它的一些地方分会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在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年，工人兄弟会被政府查禁，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132。
〔13〕德累斯顿起义于1849年5 月3日开始。爆发这次起义的原因是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并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这次起义的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则几乎没有参加斗争。起义于5 月9 日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累斯顿起义是保卫帝国宪法斗争的开端。这一斗争于1849年5—7月期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进行，以民主力量的失败告终。——133。
〔14〕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