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我的书房故事
张钰林
我的书房墙上挂有一幅书法作品，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陆军驻江苏某部任职时，著名书法家江波先生题赠的《读万卷书》。这幅伴随我半个多世纪的书法作品，正是我毕生的信条、追求和家传。
我自小喜爱读书。20世纪50年代在杭州灵隐小学读书时，聪慧好学的我算是学校的“名人”。老师常说，我的考卷就是标准答案。课余时间，我是学校阅览室的常客。1958年下半年，我升入六年级。当时学校要采购一批图书，老师特地把我带上，让我一起去选购同学们喜爱的新书。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杭州最大的新华书店——解放路新华书店。看着满屋满排的新书，我十分激动。凡是我喜欢的书籍，尽往老师的筐里装。老师去结算时，我就找一堆喜欢的书，坐在一个角落里尽情地阅读。老师好不容易找到我时，只见我满脸通红，情绪高昂，原来我是憋着尿在看书呢。刚出新华书店大门，我就对老师说尿急，这时已经来不及找厕所了……以后，老师常把我“看书忘尿尿”的事讲给同学们听，以激励大家好学上进。正因为我勤奋好学，表现优异，1959年我光荣地参加了杭州市第一次少先队代表大会，受到了表彰和奖励。
江波先生题赠给张钰林的《读万卷书》书法作品
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一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修订出版、1965年重印发行的《新华字典》。这算是我平生购买的第一本书。说起这本《新华字典》的来历，也有一个好学的故事。1965年8月，我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文学系。1966年上半年，我们在安徽贵池参加“社教”运动。当时我与姚厥懋同学负责一个国营企业的“社教”工作。同样喜爱看书的两人，工作之余常常谈论与读书相关的话题。有一次，我们为了一个字的读音相持不下，于是在一个炎热的午后，硬是步行10余里路到池州城里的新华书店，专门买了这本《新华字典》，终于把争论的问题解决了。直到现在，这本被我翻阅了50多年的新华字典，尽管已经破损，但仍是我的最爱，一直陪伴我看书学习、研究写作。
在部队的20多年里，从学员、战士到干部的历程中，我都会从有限的津贴和月薪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购书。可以说，读书、购书一路伴我前行。随着我的书籍数量不断增加，如何存放书籍成了大问题。我多么希望有自己的书柜和书房，可那时这只能是臆想。1972年，我在团政治处工作时，请人用两只废弃的炮弹箱改做成一个简易书箱。这个简易书箱打开就是一个两层书架，合拢就是一个可以提走的书箱。这个箱子虽说不怎么好看，但比较实用，能存放我当时拥有的近百本各类书籍，给我的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帮助。1979年，我任师政治部宣传科长时，后勤部门搞来一批木材为团职干部打造家具。我提出宁可减少其他家具也要定做三只书柜。于是，我就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立式书柜。我非常喜欢这三只亲手设计且非常实用的书柜。此后多年里，尽管我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多次变换，但这三只书柜始终与我相伴。
在我的军旅生涯后期，卧室兼书房是我学习、工作的主“战场”。在这里，我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的选集、毛刘周朱选集，系统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原著，以及中央各时期的重要文献等，打下了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积累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为我在部队开展政治教育和理论教学工作并取得成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我转业后在高校从事政治思想教育和理论研究宣传工作并卓有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百万大裁军中，我转业回到杭州，当时丢弃了许多家具，就是舍不得丢弃这三只书柜，把它们带回杭州家中继续为我服务了许多年。
张钰林在书房(https://www.daowen.com)
后来，我的书房经历了三次升级。1987年，单位分配给我一套三居室，我立马把两个朝南房间中的一间做成书房，从部队带回的三只书柜占据一面墙，装满了我20多年收藏的各类书籍。这是我第一次拥有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书房。我把珍藏多年的《读万卷书》书法作品装裱一新，挂在书房最醒目的位置，以时常激励和鞭策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99年“房改”时，我分到一套面积更大一些的房子。在装修时，我忍痛舍弃了从部队带回、但已经不能容纳我全部书籍的三只书柜，定做了两面墙的整排书柜，数千册书籍装得满满当当。2019年，女儿特地为我们夫妻俩换购了一套电梯房，面积扩大了近一倍，我又一次把其中一间朝南的房间做成书房，并定制了三面墙的书柜，装满了我的万余册藏书。此外，除了书桌还增加了摆放扫描机、复印机、打印机的工作台，书房建设又上了一个台阶。我的大学同学姚厥懋专程来参观了我的新书房，还专门写了一篇博客发布在网上，引来无数点赞。
30多年来书房的三次升级，为我的学习、工作、研究创造了更为舒适的环境，提供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在书房里，我静心阅读，潜心研究，精心写作，细心编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服务。
书房里，装载着我50多年来购买、收藏的各类书籍万余册。有革命导师原著，有新时期以来党的重要文献，有历史系列丛书，有成套的中外名著，有丰富的相关专业书籍，有军事文献和教材，还有桥牌运动的相关书籍……当然还有我自己的著作、发表论文的原件和参与编辑的各类出版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房就是我和我家的图书馆、阅览室。
在书房里，我经常学习革命导师的理论著作，及时学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的理论著作和新时期中央重要文献，比较系统地阅读学习了党建理论、统战理论、心理学、高教管理以及人文历史方面的书籍，不断武装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砥砺前行，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发挥自己的力量。
在书房里，我撰写了140余篇理论学习、研究、宣传文章，其中大部分发表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以及其他相关杂志上，获得各级各类奖励的有40 多篇。1988年结集出版了《春华秋实》理论文集。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蓝蔚青教授评价说：“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社科工作者为研究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了大量的工作，张钰林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近十几年来，每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重要成果问世，在报刊上总能很快看到他发表文章加以阐述宣传。收入本书的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一部分。” 这是对我的极高褒奖和极大鼓励，《杭州日报》还专门作了介绍和推介了这本书。
在书房里，我多次应邀为浙江省委教育工委编辑相关书籍，如参与编辑《高举时代旗帜 加强高校党建》，担任《青年学生入党教材》《新编青年学生入党教材》《新编青年学生入党教程十讲》的主编或副主编，应邀参与杭州市委宣传部《思想政治工作理论读本》的编辑，负责编辑杭州市宗教研究会的《宗教研究 服务社会》《弘扬宗教文化 建设和谐社会》，还主编或参与高校有关教材的编写，如《实用临床心理医学》《中国革命与建设教程》等。另外，还多次应邀参加全省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年度论文评选工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杂志编辑专栏。这是领导机关对我的信任和肯定。
书房印证我“读万卷书”的勤奋历程，记录我“行万里路”的社会贡献，也承载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家教和传承。
好家风，会传承。我在部队工作20多年，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我不能时常亲自教导孩子。但每次休假探亲，我总要为女儿带去许多书籍，以培养她读书的爱好和习惯；每次家属来部队探亲，我总会抽时间带女儿去新华书店，为她选购适宜的读物。女儿也在我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中，从小养成读书的好习惯，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好家风，代代传。在我们父女的示范和影响下，外孙女也成长为喜爱读书、好学上进的时代青年。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外孙女一直与我们二老生活在一起。幼年时，我的书房是她的玩处，除了摆放她的玩具，我的藏书也成了她的最爱；上学后，我在书房里增放了一张书桌和一台电脑，我们祖孙俩经常一人一桌，看书阅读。平时我带她逛杭州各家新华书店，让她挑选自己喜爱的读物，还专门腾出一个书柜给她使用。外孙女好学勤学巧学，表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趋势。今年，女儿家新房装修，也为外孙女专门设计了一间独立的书房，里面满是她从小到现在购买和收藏的书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让我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与外孙女商定，将我书房里的《读万卷书》书法作品移挂到她的新书房，传承和光大我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好家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的书房，记录了我的人生，传承着我的家教，彰显出我的家风，也必将继续展现我家的美好生活和灿烂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