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顶真”，无愧于心
我8岁时，母亲就因病去世，我们5个兄弟姐妹被在布店做工的父亲与做针线活的祖母含辛茹苦地养大。父亲虽只有小学文化，但做事非常“顶真”，用杭州人的话讲，就是“一点一划”的性格。
我上高中的时候，父亲在家乡桐乡屠甸镇供销社的蚕茧收购站工作。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初，正值蚕茧收购季节，父亲不仅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在茧站值班，而那个茧站据说闹过鬼，没人愿意晚上去值班，只有父亲不信邪，拿着手电、木棍住了过去。一天晚上，祖母突然患了严重的胃病，而父亲因职责所在，不能回家，就赶紧托人通知在桐乡读高中的我，让我请假回家照顾生病的祖母。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尽心尽责，这就是父亲的性格。
父亲中年丧妻，但为了我们5个孩子，他坚决不续弦，一心一意培养我们读书成材。“锦荣伯（我父亲姓徐名锦荣）了不起，5个子女，个个有出息。3个儿子大学毕业，两个女儿中专毕业，还有个女婿在杭州当医生。”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屠甸镇街坊邻居中流传的一段“点赞语”。能做到这点，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由此可见平凡的父亲那可贵的“顶真”精神。这种精神也一直影响着我们。
我和二哥做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事无巨细，都要详细地列一个清单，写上“一、二、三、四……”，然后不折不扣地严格按照步骤完成，哪怕去买个菜也是如此。这有时会引起家人的“嘲笑”，说我们是“悖时鬼”，但这似乎已成为我们性格的一部分，很难改变。当然，有时因为过于“顶真”，也会自讨苦吃。
20世纪6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缙云县，当了一名山村教师。有一年寒假，我组织两个班的学生利用微积分中“以直代曲，无限分割，无限积累”等原理，开展田野应用设计课程。严寒中，我在山间爬上爬下，得了重感冒，但为了做好这件事，我咬牙坚持，最后感冒并发胸膜炎，被送到医院抢救，差点送了命。不过我据此实践经历写成的《一种移山填谷平整土地的测算方法》，被国家级刊物《测绘通报》刊载，并被收入当时武汉地区的中学教材。因此，这种“顶真”，也算值得。由于工作认真负责，1985年9月我被浙江省教育委员会授予“省优秀教师”称号。
徐达炎与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合影，戴红领巾者为徐达炎（摄于1954年）
1986年暑期我和爱人调回杭州，我在杭州师范学校当了两年班主任及数学老师。1988年起，任杭州师范学校副校长达12年。在这期间，除了做好行政工作，我还参编了两本教材：一本是受国家教委师范司委托，由我和深圳教育学院、北京三师、武汉一师的老师合作完成的《初等数论》，供全国中师大专班用，于1995年2月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应浙江省高等自学考试委员会委托，由徐宪民教授主编（时任浙师大数学系主任，后任嘉兴学院院长）、我参与编写的《高等数学基础》一书，供浙江、福建两省高等自考小教专业用，于1995年12月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杭师时期，我多次被评为“杭州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
2001年初至2006年，我任杭师院成人教育学院院长兼机关第二党总支书记。(https://www.daowen.com)
2004年成教学院的科研论文《积极推进高等成人教育信息化进程的实践与探索》（我是第一作者）获省教育厅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成人教育是二线教育，能获此奖已是不易之事。
2006年退休后，我一直任退休党支部书记，2019年初进入学校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10多年来，我一直尽自己的努力做好这些工作，2017年度被学校评为“优秀党员”，还两次被评为“健康老人”。
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去缙云工作。调回杭州后她曾在朝晖中学、向阳中学工作，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1995年由全校教师无记名投票，票数最高而被评为“杭州市第七届优秀园丁”（比优秀工作者更难评），获奖金300元，妻子全部捐给浙江省青年成才基金会（希望工程）。
我们夫妻两人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到艰苦山区工作，所以将儿子徐骏寄养在杭州的外婆家。儿子小时候学习上没人督促，成绩不理想，初中毕业后进了职高。我们调回杭州后不久，儿子也工作了。这一时期，不知怎么，儿子忽然“开悟”了，似乎也秉承了“顶真”精神，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发奋学习，从大专、本科，一直到获得浙江大学的硕士学位。
因基础差，英语一直是儿子学习中的“拦路虎”。大学英语三、四、六级全国统考，儿子每一级都要考三次才能过关，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共“一根筋”地考了9次，才最后过关，拿到学位。
几年前，儿子还花了近五年时间，通过大量的考证和搜集资料，将他童年玩耍处的一个牌坊（松木场“浩气长存”牌坊）背后的故事挖掘出来，撰写出版了30万字和600多幅图片的《八十八师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书。我觉得，这些都是“顶真”的一种体现。他1994年进省委办公厅工作，曾先后12次被评为“厅优秀党员”及“先进工作者”。
徐骏（徐达炎儿子）2019年4月9日发表在《杭州日报》“倾听，人生”专栏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