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希特勒时期有一种关于聪明的愚蠢的学说。当希特勒上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的时候，犹太人却摆出了许多确凿的理由，坚持认为希特勒根本不可能大权独揽。这使我想起了一段对话，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经从巴伐利亚酿酒商的利益出发，宣称德国是不可能实现军事化的。还有其他一些聪明人也证明过，西方社会不可能产生法西斯主义。这些聪明人之所以使得野蛮可以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愚蠢了。卓有远见的判断，以统计和经验为基础的预见，一开始就宣称“对此问题，我肯定很清楚”的断言，所有这些都是有理有据、确实无疑的论述，然而也都是不真实的。

希特勒既违背精神，又与人类为敌。然而，还存在着一种与人类为敌的精神：它的特征就是聪明绝顶。

附录

聪明会变成愚蠢，这是历史趋向。张伯伦（Chamberlain）在巴德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1]指出希特勒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合理，应当就是要在取舍之间取得平衡。这样的理性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目的只能加以协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市场加以实现，因为权力只有在承认用妥协换取妥协这一游戏规则的时候才能获得微薄的利益。不过，一旦权力不再遵守游戏规则，转而选择了长驱直入、强行侵占的办法，那么聪明本身便失去了意义。协商解决，这种资产阶级传统智慧所培植出来的中介方式，也就土崩瓦解了。个体之间不再相互交谈，他们懂得协商媒介已经瓦解：于是，他们把这种游戏变成了严肃认真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则需要调动一切力量来保证既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交谈，也不会出现沉默。情况也只能是这样。要想与法西斯主义者对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张开了嘴巴，法西斯主义者就会觉得他们的打断是恬不知耻。法西斯主义者已经无法接近理性了，因为他的理性是建立在其他人对其观点表示同意的基础上的。(https://www.daowen.com)

这样，在聪明和愚蠢之间就必然会产生一种矛盾。资产阶级的理性要求必须具有普遍性，但同时也设定它的限度。就像在交换过程中一样，每个人都得到他的一份，然而，社会不公的现象还是出现了，所以我们说，交换经济的反思形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它不仅公正，而且具有普遍性，但它同时也是有所偏向的，它是平等中的特权工具。法西斯主义者注意到了这种理性。他们公然维护着特殊的利益，紧接着又揭示了建立在普遍性上的理性的限度。聪明摇身变成了愚蠢，这就证实了理性的不合理性。

不过，法西斯主义者也为这种矛盾而感到苦恼。事实上，资产阶级理性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而且，正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否定了它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才加快了法西斯主义的步伐。那些在德国独揽大权的人，相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既聪明，也更愚蠢。所以，通往新秩序的进程反而获得了那些对该进程毫无意识的人的拥护：诸如破了产的人，结党营私的人以及笨得要命的人，等等。只要他们的权力能够防止一切竞争，他们就不会犯错误。然而，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法西斯主义者不仅有能力制造错误，而且还会利用目光短浅、顽固不化、对经济力量茫然无知等特点，特别是利用对事物的消极因素视而不见，在估计整个形势中忽视了消极因素等情况，主观上促成了他们内心中期待已久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