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然而在今天，反犹主义者已不复存在。最终的反犹主义者就是那些想要说出自己具有反自由主义观念的自由主义者。贵族或军官阶层与犹太人之间那种比较保守的典型区别，在19世纪末变成了一种极端反动的潮流。以阿尔瓦德（Hermann Ahlwardts）[12]和克努佩尔·孔泽（Knueppel Kunze）[13]为代表的两类人正是这种倾向的最新代表。这些人就像他们的追随者一样，都曾是簇拥在元首身旁的一撮人，都得到了整个国家那些品质败坏、神志迷乱的人们的支持。如果反犹主义观点大肆叫嚣起来，那么，它就会同时觉得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和反抗性质。民族主义的辱骂仍旧是公民自由的一种扭曲形式。反犹主义者的酒窖政治，使得德国自由主义的谎言昭然若揭，反犹主义最初依赖于德国自由主义，但最后又宣告了德国自由主义的终结。反犹主义者以自己装扮成的平庸形象作为借口来大肆攻击犹太人，这正说明了他们包藏了普通刽子手的祸心。他们有效地通过实在主义经济手段，采取第三帝国的冒险行动，破坏了那些敌对的忍受形式所具有的有利因素。反犹主义还是主观选择的有力动机之一。而决断本身又与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然而，在这种“民族主义”观点中，已经包含了所有沙文主义的辞藻。反犹主义的判断，从一开始就是僵化思想的有力证据。今天所剩下的就只有这种僵化思想了。选择总还是有的，但只能在极权主义者之间进行。而代之以反犹主义心理学的则是对整个法西斯主义名录（Ticket）[14]的全盘接受，对好斗的大企业的标语口号的全盘接受。就像政党机构在所有选举名单上直接指派候选人，并最后使他们全部通过的伎俩一样，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也只是靠着几张名单就成了合法的。如果选举不像大党竞选那样，必须用庞大的统计数字来辅助的话，即使人们在候选名单里仅仅选出一人或几人，或者在选举当天，由于得票过于分散选举被迫宣布无效，那么，最终被框定的候选人也会当选。反犹主义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支独立力量，它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谁要是给法西斯主义以喘息之机，谁就会自动加入到捣毁工会，对抗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中去；并同时展开一场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反犹主义的骗人把戏——不管它可能具有怎样的骗人伎俩——便会转变为无主体的预定反思。倘若广大群众接受了具有反犹主义基本观念的反动名录，他们就要去服从现有的社会机制，在这些机制里，每个人和犹太人相处的经验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事实上，这就已经说明，在一些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也有不少反犹主义的苗头存在，这种可能性并不比好莱坞要小多少。代替个人体验的是老生常谈，个人体验中的那种想象和活力变成了逆来顺受。通过惩罚，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都被灌输了指定的倾向。他们不是在知识上被定向，比如对于最新型号飞机的了解，就是在依附形式上被定向，即固定依赖一种确定的权利机制。

在大规模生产的世界里，固定模式以及复制品代替了各种各样的劳动范畴。判断也不再建立在一种真实的综合过程中，而是建立在盲目的统包一切的过程中。然而，在人类早期历史阶段，判断是建立在对事物做草率区分这一基础上的，但它却给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期的交换、流通和司法判例，以及社会习俗都反映出了这种情况。当判断的历史发展到了以相应的个人功过作为衡量标准的阶段，主体便获得了某种摆脱与一般谓项混乱不分的状况的方法。历史进入到晚期工业社会以后，判断又退化到了没有内在逻辑的阶段。一旦法西斯主义通过加快确立一种判决和惩罚形式，把情节复杂的法律案例彻底审理清楚，那么，同时代的人在经济上也就为此作好了准备；人们已经学会通过概念模式来客观地观察事物，也就是说，依靠纯粹的技术术语（termini technici）来观察事物，而这正是语言消解以后剩下来的干粮。感知主体已经不再出现在感觉过程中。他不再具有认识积极的消极特性，而一旦有了这种消极特性，传统的“既定事物”中的范畴要素也就能够相应地得以形成；根据这种消极特性，这些传统的“既定事物”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更新，以便明确感官的对象。继而，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或在个人体验的世界里，盲目的观察和空洞的概念被彻底扭结在了一起[15]。在只有着三百来个关键词的时代里，判断所需的成就事业的能力已经丧失殆尽，真理和谬误的区分也已经杳无踪影。只要一种高度专业化模式的思想在许多劳动分工部门中尚未成为专门的职业装备，那么，它就总是会被人怀疑为一种陈腐的奢侈品——“躺椅上的空想”。人们不得不去有所作为。技术发展越是使体力劳动过剩，它就越会成为脑力劳动的样板，这种情况还不允许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也不允许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以上就是反犹主义能够出现的愚蠢思想的秘密所在。如果概念在逻辑框架中只是在表面上与事物的特质发生偶然的契合的话，那么，一切社会差别的表现就会遭到侵害。每个人如果不是朋友，就是一个敌人；两者没有一个持中的标准。由于很少顾及主体的存在，因此，管理工作也会显得十分容易。人类种群就会被驱逐到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区域内，带着犹太印记的个体则被送进了毒气室。

逻辑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个人的冷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成了生产的障碍。技术发展和人类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即社会学家所总结出的“文化滞后理论”（culture lag），已经开始逐渐消失。经济理性，这种得到了极高赞誉的工具原则，逐渐占领了经济学最后剩下的一片领土：企业和人如出一辙。不断进化的形式在任何时候都占据着支配地位。刹那之间，百货公司代替了所有的老式专营商店。一旦经济发展摆脱了重商主义的束缚，这种专业化的趋势就会代替原来具有开拓精神的销售形式和组织形式，变成了一种自由企业，就像原来的小磨房和打铁铺变成了小型工厂一样。竞争风险带来了以百货公司为代表的生产集中化的零售形式。个人，就像心理学意义上的小杂货铺一样，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他就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经济活动细胞。他一旦从早期经济发展的监护形式中解放出来，便开始臻于自身之境：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从劳动力市场里找到工作，并且不断培养起了对新的技术条件的适应能力；作为企业家的一员，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试图去实现“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理想类型。精神分析学家们总是把内部“小冲动”看成是意识和无意识领域里复杂的动力机制，即看作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动力机制。在同超我展开的抗争中，也就是在与控制个人的社会机构展开的抗争中，自我掌握了在自我持存限度内的这些冲动。双方在很大的范围里发生着摩擦，由此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神经官能症，即这种欲望经济所导致的虚假繁荣（faux frais）。然而，复杂的心理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形成了市场经济。但是在大型康采恩和世界大战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里，无数单子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所产生的中介作用，最终被证明是滞后的。经济主体在心理学意义上被剥夺了，而经济在社会自身的运作中变得更加理性。个人也不再需要在内在的良知、自我持存和欲望的辩证法中痛苦地作出自我抉择。从商业联盟的等级制度到官方政府的管理机构，都把人设定为有着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私人领域里亦然如此，大众文化系统把人类仅存的一点内在欲望霸占住了，个人只能被强迫去消费那些分配给他们的东西。评选委员和超级明星被当成了自我和超我，而已经丢掉了最后一丝人格特征的大众，则更容易依据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模特形象来塑造自己，而不再通过内在压抑机制所形成的本能来塑造自己。如果说，在自由主义体系中，部分人口的个体化过程与整个社会过程的适应程度，取决于技术发展水平；那么，在今天，经济机构的运作所需要的则是不受允许个体化过程影响而对大众的直接控制。社会整体的经济走向，已经控制了人类的身心构造，并且使那些能够促使人们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人器官发生萎缩。一旦思想成为社会分工系统中的一个独立部门，胜任其职的专家和领导者们就会使安排自己幸福的个人成为多余。而对个人来说，在充满劳顿和忙碌地适应现实的过程中所贯穿着的非理性，则显得比理性更加有理性。如果说在早期阶段，市民阶层把人的欲望冲动融进了自己和工人的良知和责任之中，那么，在今天，整个人类都变成了受到压抑的主客二体。由于工业社会正在逐步走向进步，正在努力战胜自己的贫困命运，它用来评判整个体系的观念，即把人作为一个人格，作为一个理性的载体的观念，便遭到了彻底破坏。启蒙辩证法在客观上转变成了虚妄（Wahnsinn）。

虚妄同时也是政治现实的一种疯狂形式。就像一张稠密的现代通讯关系网一样，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一体化，以至外交官们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es）[16]或者是在波斯所进的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早餐已经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民族特色首先是从饥不择食的人们窥视着从筛网里筛下的千百粒大米的感觉中体会出来。可以在世界各地同时生产出来的大宗货物，引起了越来越显得混乱的原料和市场的争夺战，与此同时，人类本身则不断被分解成为为数不多的军事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竞争甚至比在商品生产中公司之间的竞争还要残酷无情，它们总是竭尽全力去吞噬掉对方。这种对抗越是你死我活，军事集团就会组织得越加严密。只有在所有意识漏洞都被堵死了的时候，上述权力集团的成员变得齐心协力，并把集团的强行命令理解成为第二自然，大众才可能被彻底封锁，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而这种麻木不仁也同时使大众做出惊人之举。只要任何决策还残留着某些个人因素，这种决策就是预先决定好了的。政治名流公然叫嚷出来的那种意识形态不可调和论本身，也成了一种将权力盲目纠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工业生产和广告宣传中产生的名录思想，逐渐用于衡量国际关系。共产主义国家公民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公民的个人选择，也往往取决于苏联红军或者西方实验室所产生的影响。依靠物化（Verdinglichung）过程，只有在大众束手就擒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的权力结构变成了铁的事实；物化过程已经变得如此严密，以至于一切能动性，或者甚至是对事物真实状态的单纯观念，都变成了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乌托邦，或一种离经叛道的宗派主义。这种表象竟然如此集中，以至试图在客观上戳穿它的一切尝试都变成了一种幻想。另一方面而言，对任何政治名录的维护，就意味着对现实铁幕表象的维护，因为正是有了这种维护，这种表象才会势不可挡地蔓延开来。也正因为如此，任何沾点怀疑精神的人，都会被视为非法，都会遭到唾弃。从哈姆雷特（Hamlet）的那个时代起，对现代思想家来说迟疑就是思想和人性的标志。那个业已消逝的时代展现并且调解了个别性和普遍性之间的裂痕，就像流通在经济领域里展现和调解了消费和生产之间的裂痕一样。今天，个人最终直接从权力那里获得了名录，就像消费者在生产者的销售机构那里买到一部汽车一样。现实公正和遵从权力，已经不再是主体和现实之间辩证过程的结果，而是工业机器齿轮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这种过程是代替扬弃的灭绝过程，是代替特殊否定的一般否定。已经脱开羁绊的工业生产巨灵，并不能通过为个人提供各种满足来征服个人，只能通过去除他作为主体的性格来征服个人。而这正是工业化所有合理性的根源，而且它总是与疯狂纠缠在一起。集体与个人之间极端尖锐的不协调关系，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张力，而全知全能和无知无能之间完美无缺的和谐关系本身，则成了直接发生对抗的矛盾，一种协调一致状态的极端对立状态。

个人的心理决定因素，并没有连同他本身一并消失；这些心理决定因素常常只是虚假社会在人身上的代言人而已。但正是在现时代，性格类型在权力冲动中找到了它的最佳位置。他们的运动系数和摩擦系数也统统被考虑了进去。名录本身就是个齿轮。每一种冲动，不管它在心理机制上是受约束的，还是非理性的，都明显地被吸收和汲取到了名录当中。包含着反犹主义思想的反动名录已经患上了传统意义上的破坏综合征。他们最初并没有攻击犹太人，只是在他们培养起了一种冲动，并通过政治名录找到了迫害的合适对象的时候，犹太人才成为被迫害的对象。来自经验的“反犹主义要素”（Elemente des Antisemitismus），由于在名录思想中遗失了自己的主观经验，而失去了作用，但最终它又再一次地被名录本身动员了起来。这些要素即便已经被证明是不合时宜，但它们仍旧为新的反犹主义者带来了败坏的良心，接着又把它们引上了贪得无厌的罪恶之途。正因为个体心理学只能通过社会行为的综合模式才能建立起来，并形成一套体系，所以，当代反犹主义所获得的只是一种居心叵测和无关痛痒的本质。与此同时，一旦犹太商人在经济生活中无法再生存下去，他们就会完全变成魔鬼的象征；所有这些却很容易带来反犹主义的辉煌胜利，有家有口的反犹主义分子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变成了不负任何责任的看客，他们扮演要求他们扮演的党徒或者煤气工人的角色，该他们出手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这种极权主义国家的行政体制，力图去铲除在现时代已经显得无关紧要的部分民族，而这个体制本身，也仅仅只是在实施以前早就得出的经济结论。其他劳动部门的成员能够同样地冷眼旁观这一切，就像一位读报者在心平气和地阅读一篇有关灾难善后工作的报道一样。尽管这种特殊性格早就已经寿终正寝了，但也正是由于它，使无辜者遭到了戕害。遭到迫害的犹太人，必须首先被列在繁琐的调查表格的醒目位置上，因为——在晚期工业社会的高压统治下——曾经持有不同意见的敌对宗教已经通过成功的同化手段，被转变成为单纯的文化财富。广大犹太人自身像充满敌意的青年组织一样，特别容易接受名录思想。反犹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必须首先在一定意义上把自己的对象炮制出来。偏执狂也不再根据自己个人受迫害的经历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偏执狂必须在战乱连年和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确定自己的位置，而在此之前，在心理上很容易受到感染的广大民众（Volksgenossen），会像“病人”一样，从内部和外部对它加以干涉。

反犹主义只会发展成为部分可调换的名录，这在事实上是一种终将会灰飞烟灭的希望。在犹太人被大肆屠杀之际，法西斯主义主子们正轻而易举地用其他条目来调换反犹主义纲领，就像把工人们在全面合理化的生产中心之间被来回调换一样。其实，最终服从这些计划和名录的思想演变的基础，是把所有特殊能力普遍还原为某种抽象劳动形式的过程，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画室里，皆是如此。然而，正因为善与恶的命运是一样的，所以要想在这样一种条件下过渡到人道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行名录里的自由观念，似乎总是要被政治的权力结构清除掉，而后者必然是在一个个当下决断中产生的，就像反犹主义总是被化学垄断公司排除在外一样。事实上相比而言，比较富有人情味的个人更容易被现行政策所吸引，但正是由于他们逐渐丧失了经验，从而最终从现行名录的支持者转身之间变成了持不同政见的敌人。并非反犹主义名录具有反犹性质，而是名录思想本身就有反犹性质。对所有异己的愤怒，都是内在固有的，就像那些身受压迫的臣民总是对民族压迫抱有一种仇恨心理一样，他们时时刻刻准备着去反击那些少数的民族欺压者——甚至在社会少数民族首先遭到攻击的时候。担负着社会责任的精英，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少数民族更难界定自身。在财产占有、支配和管理之间混沌不清的关系中，精英们成功地逃脱掉了理论的控制。惟独他们与大多数人的抽象差别，才在种族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的阶级划分中表现出来。但是，一旦现行名录所寻求的是一些更为拙劣的东西，那么，空洞无物的法西斯主义名录思想就会变得空洞无物，作为一种更好的替代品，它只能在受骗者的悲观绝望中继续实施下去。与此同时，恐惧还依然存在，谎言还在昭然过市，顽固不化。尽管欺骗不允许任何可以揭露它的真理存在，但真理仍旧在竭力反驳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否定力量；蒙蔽要想一劳永逸地驱除真理，就必须彻底剥夺掉思考的能力。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