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

瓦伦·韦弗的“对通信数学理论的最近贡献”是将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推广开来的经典例子。费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经典表述与之出现在同一时期。索绪尔已经阐述了一种系统取向，他关注的是作为一种社会集体的语言系统的总体性（［langue］）与任何特殊信息（［parole］）之间的关系。以语言为媒介，对受话人有意义的单个信息能否得到交流，这取决于它能否将发话人与受话人跟一个集体的外部结构联系起来。因此，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总的、实在对象”——语言——“是一个由多个独立项组成的系统，且每一项的值完全由与其同时出现的其他项决定”（1966：7，114）。比较一下，韦弗是这么说的：“信息这个概念不是用于单个信息（意义这个概念则是），而是用于整体情况”（1949：9）。正如从系统及语法这些维度来讲，语言学的对象先于语义学方面的问题；从时间维度来讲的信息（尤其当电磁信号通过通信系统所承载的信息量越来越大时）先于意义问题。韦弗在这里引用了香农的观点：“通信的语义层面与工程层面毫不相干”（1949：8）。从香农的数学理论的角度来说，信息不是质量，而是相对于信道容量的数量的问题。

同样，香农，同时还有索绪尔认为，值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而不是单个元素的问题。信息及语言的值源于“整体情况”——从由不同可能性组成的有限集合中做出明确选择——而不是从固有的、本质的东西中选择。索绪尔有句名言：“符号不是通过固有值，而是通过其相对位置起作用……语言中只有不确定的差异”（1966：118，120）。比较一下韦弗的观点（见第9章，香农通信结构图），看看他那可以说是信息论上的言语观（parole），以及他对确定信息值的看法：“在一系列可能的信息中，信源选择一个它想要传递的信息……信息是一个尺度，当人们选择一则信息时，它衡量着人们选择的自由度”（1949：7，9）。(https://www.daowen.com)

然而，正如语言中我们可以选择的范式数量有限，同样，在信息环境中，人们“选择的自由”由给定系统的有限的统计结构决定。诺伯特·维纳在讲到与电报媒介的关系时阐明了这一点：“人们构想出一种传递信息的模式……但人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对电报而言……从一个集合中选出来的这些点和直线必须同时也包含着其他的可能性”（1950：4）。我们是语言的主体，并且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信息系统的主体，这些位置使得我们的交流行为与我们拥有的自由度密不可分，与必然性密不可分——它首先就被社会集体性和技术集体性所主宰：“英语中有百分之五十的冗余，因此我们写作、说话中约有一半的字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而约有一半（我们一般意识不到这一点）实际上是由语言的统计结构决定的”（Weaver，194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