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列宁格勒

访问列宁格勒

1945

列车驶离莫斯科和到达列宁格勒都非常准点，而且在我们的包厢两侧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内务部（NKVD）人员。在前往列宁格勒的途中没有提供食物，只是在返程的路上才以出乎寻常的价格供应一些颇能吊人胃口的夹心小面包〔1〕。在往返的途中，警卫手中的俄式茶炊倒是一直没有闲着，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举止得当，一路上我们都没有遇到醉醺醺的苏联军官的刁难。

列宁格勒市中心几乎看不出遭到过任何破坏，而且备受瞩目的公共建筑的修复与翻新看起来也已经完成；它们在晴朗的冬日里闪耀着自豪而又壮丽的光辉。公共雕像与纪念碑又重新映入人们的眼帘，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重新开放（还都保留了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展厅），据说正为即将开始的展览准备它所搜集的德国展品——主要是来自德累斯顿和柏林的绘画作品。莫斯科保留了德累斯顿的全部绘画，多少有些让人嫉妒，但看起来似乎又是必然的。

街道上的人们看起来比莫斯科的居民衣衫更加破旧，形容也更加憔悴。毫无疑问主要是围城造成的。围城笼罩着所有人的记忆，渗透在每一次的交谈当中。但也很可能是因为在列宁格勒看不到那么多土包子。你看到的更多是衣衫褴褛的旧派知识分子或给人类似印象的人，他们身上破旧的衣衫被刺骨的风雪掀起的样子，看起来要比披在更为粗鲁、吃得更好的莫斯科居民身上更让人同情。各条街道要比莫斯科冷清得多，这也使得涅瓦大街（主要街道）得以幸免，通常这里就像莫斯科的奥霍特尼利亚德（Okhotny Ryad）一样人满为患；和苏联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无轨电车也总是挤得满满当当。而有轨电车更呈现出一幅奇特的景象，它们就像受了伤的大黄蜂覆盖着藤壶般的人们蹒跚前进，其中的一些人不可避免地被那些试图上下车的人们撞倒，接着传来高声的咒骂和抱怨，并把身体向后靠以便站稳脚跟。我几乎是吃尽了苦头才知道，事实上有轨电车与文学中的死亡陷阱惊人地相似。甚至在下午的四点和晚上七点半，所有的座位还是满满的。

据说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列宁格勒，从而使住房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尽管可能还没有莫斯科那么严重。至少我拜访的那些作家所居住的房间要比他们在莫斯科的同行住的要更美观更宽敞，之所以更漂亮，是因为总的说来列宁格勒的城市建设要比莫斯科好，莫斯科带有更浓厚的外省风格。之所以更宽敞，是因为正如我先前说的，大量的家具，其中不乏年代久远、外形美观的家具，在围城期间被用作燃料，如今的替代品与它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列宁格勒的燃料仍然十分短缺；即使是阿斯托利亚饭店，更别说像埃尔米塔什这样的公共博物馆和画廊，都得不到充足的供暖。特里普小姐〔2〕发现在一家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根本就没有供暖，只在两间小屋里由简易的小火炉供暖，每天早晨由图书馆员自己点燃。在特里普小姐的印象中，私人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面包配额或者卖出自己在市场上有销路的家私才能换来取暖用的木料。而且卖出的价钱要比在莫斯科低得多（谣言例外）。从代售商店的地毯、大钢琴、二手书（价格大约只有莫斯科的三分之一），到瓦西列夫斯基岛集市上的胡萝卜和向日葵种子。

至于郊区，据我所知皇村和彼得夏宫仍是一片瓦砾，加特契纳仍是残垣断壁；前往巴甫洛夫斯克的道路遭到严重的破坏，看来也难以通行。至少我自己想去那儿的建议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路途遥远而铁路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尽管距皇村仅有短短的几英里。后来听女诗人薇拉·英培尔说巴甫洛夫斯克宫很快就得到了修复，将在新年到来之前完工。我要求参观奥拉宁堡的建议更被否决掉，因而我不得不放弃这项计划。

尽管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女导游毫不掩饰地怀疑各种演出的质量，我还是前往马林斯基剧院看了一场《伊凡·苏萨宁》，如今剧院又恢复了传统的蓝色与金色色调；歌剧的演唱和表演水平比起莫斯科大剧院的确相去甚远。交响乐团的乐谱仍称是“献给沙皇”，这引起了我周围的红军观众的一片哗然。但列宁格勒的芭蕾确实名不虚传。我同特里普小姐一同观看了《睡美人》，还和特里普小姐与伦道夫·丘吉尔先生一道欣赏了由民间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编排的亚美尼亚芭蕾舞剧《加雅涅》，它们的水平远远高出莫斯科的一般演出，特别是《加雅涅》，该剧是非常典型的反映苏联集体农庄出来的单纯政治家的故事（Kolkhoz-Boy-Scout）的正统道德伦理剧，通过一系列高加索和里海地区的民族舞蹈生动地表现出来，其舞蹈的精神和技巧简直非同凡响。这与今天那些在俄国芭蕾舞剧演出中——甚至柴可夫斯基作品也不例外——所表现出来的索然无味的排场和泛泛的表演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的列宁格勒足可以把它当作其艺术繁荣的硕果之一。

列宁格勒有着太多的伤心事，伤害着这座城市的自尊，一座曾经威严堂皇、笑傲四方的古老帝都，如今却被那些莫斯科的新贵们看作是过气的老古董，而它也只能以极其尖厉但底气又不那么足的轻蔑加以回应。人们看起来要比莫斯科更穷，过得也不好；我见到的作家看起来也不怎么富有，他们的表情和语气一般也比他们的莫斯科同行显得更为悲观，也更绅士、更絮叨。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生活则要宽松得多。我敢说在列宁格勒我没有被任何人跟踪，与普通苏联公民的接触也要比在莫斯科容易得多。我被允许与当地的作家待了三个长夜，有时是面对面单独相处，他们中胆子最小的那一位告诉我，他在莫斯科谨小慎微，尽量避免与外国人接触，而一般来说在其他地方，比如列宁格勒，则不需要那么谨慎。我是在涅瓦大街作家书店经理的办公室这类地方与这些作家会面的，这位经理可是一位圆熟的家伙，有必要先对他本人做个简短的介绍。〔3〕

根纳季·莫伊谢耶维奇·拉赫林是一个矮小瘦弱、长着红头发但略微有些秃顶的快活的犹太人，既絮叨又精明，真的是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他可能还是全苏联信息最灵通，读者最喜欢，也最具魄力的图书销售商。虽然他与其他国有书店的经理一样，不能从他的销售中获得法定的提成，完全靠国家发给的工资生活，但是他对提高图书销量的兴致和热情绝不亚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书商。他是列宁格勒两家最重要的书店的老板，因而他决定着这座城市的图书定价，他只要稍微打个招呼就能从其他书店要到图书，所以他能够比其他著名的图书代理商更高效地满足顾客的需求。19 世纪那些著名的图书销售商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几乎同时既作为文学的出版者，又作为文学的传播者和赞助人——他自己的书店就挨着斯米尔金〔4〕的著名出版社的原址，因而他一直怀有某种朦胧的浪漫主义文学梦想，他在他的书店里单辟出一间屋子作为作家和其他贵宾的聚会场所。我和特里普小姐也经常被热情地邀请到这间屋子来，在这里，我不但能够非常惬意地购买到各种图书，这在莫斯科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还能够结交许多著名的文学人士，比如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奥尔洛夫、杜金等等。无论何时，只要我招呼，就会有三到四个人——艺术家、学者或者作家——到这间屋子来，他们表面上环顾书架，但几乎没有取走过任何东西，或许他们更希望在这寒冷的天气里待在一间温暖的屋子里与朋友们聚会，而不是购物。在这个小沙龙里人们轻松自由地谈论着文学、学术乃至政治等各种话题。正是借着在那儿相识的机缘，我登门拜访了一位杰出的文学人士〔5〕，并在她那里遇见了其他几位列宁格勒著名的知识分子。拉赫林本人也积极地参与这些谈话，尽管很显然他的主顾们并没有把他看成是他们的知识同行，而是把他看作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文学勤杂工（他的确也是）。和他交往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他扮演着整个列宁格勒的费加罗的角色，他能弄到剧院的门票，开设各类讲座，举办每月一次的文学晚宴，传播知识，散布流言，总之从事无数琐碎的工作，而他所做的这些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愉快，事实上是变得更加可以忍受。

拉赫林每次提到在莫斯科经常受到劳伦斯先生和雷维先生〔6〕的盛情款待，总是兴致勃勃，充满感激，看起来他非常希望能和英国大使馆的人员继续保持这种联系。每次说起从1942年以来他成功地卖给英国和美国官员与记者的图书数量时，他总是引以自豪。在这方面他确实表现出社会传感器的作用，他对一个英国记者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嘲笑他暴跳如雷，他觉得这毫无道理，也有失公允。他还谈到要在莫斯科开一家书店的计划，书店起码要有五个房间，其一中间专门用来接待外国侨民，从而让他的外国顾客能够逡巡其他房间，或许能够遇见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与众不同的莫斯科人。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推进这样一项旨在促进苏联公民与外国人交往的计划可能遇到的那种困难，事实上这种对莫斯科隔离程度的无知，在与我交谈的大多数列宁格勒作家那里普遍存在。

当伦道夫·丘吉尔先生表示说希望看到“苏联内部的真实面目”时，他在莫斯科没能如愿，我问拉赫林，当时他恰好因感冒卧病在床，是否介意接受丘吉尔先生的拜访并和他谈谈他在围城时期的经历，因为丘吉尔对此非常感兴趣。看起来拉赫林非常乐意，于是我和丘吉尔在11月16日下午三点左右拜访了他。拉赫林躺在床上，但他还是抑制不住兴奋向我们谈起了他自己和那次围城，并热心而愉快地回答了丘吉尔先生提出的所有问题。不一会儿，他的夫人还拿出伏特加和鱼肉鸡肉盛情款待我们。他家的公寓坐落在涅瓦大街的尽头，有三个房间；虽然面积小光线暗但装修得还算不错，很像我们在克拉肯韦尔或伊斯灵顿〔7〕看到的那种公寓，室内很空，只摆放着1880 和1890年代在俄国很流行的沉重的德国家具，没有其他任何装饰品。拉赫林提到在围城的那段日子里，125 克面包就是老百姓可以获得的最大的也是全部的食物配额。他还说到当时尽管许多家庭因身故或搬迁卖给了他大量的书，但他的主顾们却因吃不饱饭而没有力气将厚重的图书搬走，只能挑一些薄的或破旧的小说和历史书，穿过冰冻的街道分批带走。他向我们讲述了埋葬死者时所遇到的困难的恐怖细节，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木匠使用的胶水的味道，他曾将它用冷水稀释后当汤喝。

尽管有关波普科夫〔8〕而非日丹诺夫被列宁格勒的市民当作是城市的救世主的传闻已经传到莫斯科，而拉赫林仍然坚持普遍的看法，即认为日丹诺夫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支撑着这座城市的士气。他还说如果不是日丹诺夫的运输队在结冰的拉加多湖上穿过，他，也就是拉赫林，就救不了他在战争中奇迹般幸存下来的老母亲。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孩子失去了生命，所有人的谈话都让我们确信，单单因饥饿而死亡的总人数差不多就达20 万到30 万人之多。〔9〕谈到他的顾客，拉赫林非常自豪地提到莫洛托夫、贝利亚（NKVD 的头目）、大主教阿列克西斯〔10〕以及列宁格勒的拉比——他说他经常参加列宁格勒犹太教中心会堂的各种典礼，那里通常都十分拥挤，而且那年教堂还从敖德萨请来一位非常棒的唱诗班“领唱”——他不知道能否有朝一日被邀请到英国去看一看“真正”的书店是怎样运作的。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拿出一本关于列宁格勒的书给丘吉尔先生看，这本书与丘吉尔本人还有某种关联，这是一本1912年出版的纪念1812年拿破仑撤退的书，这本书与一位狂热的拿破仑物品收藏者有关，他的名字是温斯顿·丘吉尔，也就是伦道夫的父亲。

拉赫林关于围城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得到了其他人的进一步证实。评论家奥尔洛夫告诉我，事实上，出生在那个时期的孩子没有活下来的，他本人之所以还活着，仅仅是因为知识分子能够得到被认为是与之相称的特殊的配额，比如说他自己和拉赫林，按照划分等级的标准，拉赫林被列为“二等作家”（那些“一等”和“经典”作家相对来说待遇要好些）。实际上遵照斯大林的直接指示乘坐专机撤离，先经德国领空飞到莫斯科，而后又前往塔什干的，只有短篇小说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两个人。起初他们两人都拒绝撤离，但最终都不得不屈从当局的压力。他们和奥尔洛夫都曾提到他们的大部分朋友都死于围城期间，由于他们是无足轻重的老百姓，官方规定的食品和燃料的优先分配权实际上等于判了他们死刑。有人说如今的列宁格勒对他个人来说就是一座墓地。还有人告诉特里普小姐，许多经历过围城的人们仍然遭受着头晕的折磨，结果是总体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未来的几年里死亡率将很可能上升，只有采取各种改善营养的措施才能避免，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有和我交谈的作家都渴望获得英文书籍，他们说要想从VOKS〔11〕那里得到英文书出奇地难，那简直就是一个低效无能而又碍手碍脚的机构；他们还透露了一些其他获得英文书的途径。我们畅谈了英国和美国的文学，在与我深谈过的四位作家中有三位提到了最近普里斯特利先生的来访以及他在作家俱乐部的演讲。他们非常坚决地表示他们对他作为一位作家的评价并不高，尽管他确实具有很高的专业技巧。让他们觉得难以相信的是，他在英国被看作是他们国家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伟大的狄更斯衣钵的继承人——虽然他是这么告诉他们的。虽然他们发现他作为个人还是非常的和蔼可亲，但他在写给《莫斯科文学报》一篇讨论英国文学现状的文章中，对与他同时代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冷嘲热讽，处处表明他们后来的作品总是代表着从某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的衰落，这又让他们费解。其中的一位最后径直问道，为什么贵国政府会选择普里斯特利作英国的文学大使，作为一名剧作家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建树（知道他的小说也不多）。我尽力解释说普里斯特利这次的行程是由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协会而不是英国政府安排的，但这一举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遭到了质疑，那里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普里斯特利先生对英国社会秩序的批评，至少在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那里，你能听到关于他的非常类似的评论。

我与列宁格勒的作家们就俄国生活状况和文学状况有过一两次坦率的对话，他们说在不到四十岁的俄国作家中他们尚未发现格外具有天赋的，尽管其中不乏充满激情和活力而且相当勤奋的。按照当前的路线指示，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苏联那些较不为人知的地区，比如西伯利亚和塔吉克斯坦，它们被当作是苏联培养更多杰出的、接受过先进教育和公民意识的跃跃欲试的新人才的摇篮。或许从长远看这样会获得一定的回报，但在当前却容易产生误导，导致鼓励和宣扬一大批假冒的古代抒情诗、伪造的民谣和史诗以及普遍意义上的官体诗。这些作品完全失去了原本存在于这些原始或半原始民族中的任何原创性。他们非常自豪地宣称列宁格勒的文学作品很好地避免了这一问题，莫斯科的文学周刊到处充斥着这样的作品，但对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文学的推崇是个例外，它们当中确有一些天才之作。就他们自身而言，他们一直都为拥有普希金和勃洛克、波德莱尔和凡尔哈伦的传统而自豪，他们也不会愿意拿乌兹别克和阿塞拜疆全部的诗歌财富（不管它是不是莫斯科的时尚）以及更多的遵循相同路线的文学作品来取代他们的传统。

他们谈了按照战前他们就已熟知的“欧洲”标准来培养他们的孩子面临诸多困难，他们还说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列宁格勒还是要比在莫斯科容易一些。因为列宁格勒在公立学校之外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数仍然要比其他地方多得多，因而孩子们能得到更多的文化熏陶，避免变成标准化的技术专家——甚至在文学上也一样——要不然他们很容易就会误入歧途。他们还谈了很多关于“人文主义的价值”以及反对当时被认为是主流的“美国主义”和“野蛮主义”的一般文化问题。实际上，通过我与一位刚从柏林回来、其父在多年前遭到清洗的年轻红军战士的私人会晤，我敢说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饱学之士，思想独立而又一丝不苟，几乎到了思想偏执的程度，不亚于大多数毕业于牛津或剑桥的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虽然我找的这个例子非常特殊，但这样的例子在列宁格勒或许还要比在苏联的其他地方多。既然前面提到的那位年轻人表明已经读过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原著（尽管他从未离开过苏联），那我能非常确信事实就是如此，我还确信单从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是不可能得出任何普遍的结论的。

我很小心地向我刚结识的作家朋友谈及政治服从程度的问题，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只能服从。他们说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之间的区别仍然十分明显，加入党组织的最主要的好处是能够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因为大部分分给国家出版公司和文学杂志社的订单都是由忠诚的党员下发的；但不利之处主要是必须耗费大量的时间参加频繁而冗长的、死气沉沉的政府宣传活动（这是一种较为温和隐讳的说法，但意思绝不会错）。当我问起他们是如何看待像作协主席、诗人吉洪诺夫这样的忠心耿耿的党员时，他们的回答是，他是“老板”，所以是不能议论的。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人们对苏联作家作品的真实质量几乎不抱什么幻想，开诚布公地讨论也有，但公开发表的文字还实属罕见。因此所有人似乎都想当然，比如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天才的诗人，而西蒙诺夫是一个伶牙俐齿的记者，仅此而已。(https://www.daowen.com)

据我所知，旅行是有一定限制的，比如说，没有接到作协主席或作协党委书记的邀请，任何作家是不能仅凭个人意愿就到莫斯科旅行的。当然偶尔也能通过间接的渠道实现，但通常来说很难做到，做了也很丢人。当地的作家们·极其迫切地想了解国外作家，尤其是理查德奥尔丁顿和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情况。在用英文写作的严肃的小说家里，海明威是被阅读得最广泛的一位，在英国作家中，则是克罗宁医生，尽管在那些自诩博学的知识分子眼里他就是一个畅销作家，只是水平略高一些而已。有关英国文学的知识显然是基于被认可的翻译资料，还有较少的一些是基于VOKS 允许提供给个别人阅读的外文资料。结果有时让人啼笑皆非：比如在列宁格勒，人们不知道弗吉尼亚·伍尔夫和E.M.福斯特（曾在普里斯特利的文章里提到过）的名字，却听说过梅森、格林伍德和阿尔德里奇。莫斯科是外文书的主要来源，但即使在那里也很难弄到，如果能想出一些办法帮他们弄到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能激发人想象的文学作品，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一篇发表在《都柏林评论》上的讨论她的诗歌的文章和一篇研究她作品的博士论文被博洛尼亚大学接受的消息，就让安娜·阿赫玛托娃欣喜若狂。两位作者都曾和她通过信。

更显赫的列宁格勒作家居住在谢列梅捷夫富丽堂皇的喷泉宫〔12〕，那是一座坐落在喷泉河上的荷兰式宫殿，普希金曾经常来此造访——事实上他所有最有名的肖像画都是在这座宫殿的晨间起居室完成的。它是一座建于18 世纪晚期的建筑，房前围着一圈精致的铁栅栏和几扇门，它们圈起了一块栽满树木的宽敞的四方庭院，从庭院往上走过狭长的台阶就通向一间间高大、精巧、堂皇的房间。食物和燃料的问题仍然十分尖锐，在我所见过的作家里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过得舒适的——事实上他们仍然要为生活必需品操不少的心。我深有感触地觉得，他们非常期望，随着列宁格勒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与外界交流的港口城市，越来越多的资讯会传入，甚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会来列宁格勒访问，从而使他们能与世界接触，他们似乎已经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与世界的隔阂。我自己的那些访问，虽然是由一位我在书店结识的朋友公开安排的，但据说已是自1917年以来外国人的第一次——真正的第一次——来访，即使我不大张旗鼓地提到这一事实，这次访问给我的印象也很不错。我提到的那些作家说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英国同盟者》（Britansky soyuznik），其中提到俄罗斯文学成就的，比方说书评等诸如此类的文章都是最受欢迎的。

在列宁格勒我没有发现任何仇外的迹象，而在莫斯科，即使是一些最开明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里也能看到这种仇外的情绪，更别说诸如政府官员这类人了。事实上，列宁格勒仍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向西看”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家园。文学报刊上的作家、剧场里的演员和我买书的六七家书店的店员，以及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他们的教养似乎都要比他们在莫斯科过得更舒适也更粗俗的同行稍微好一些。如果我的印象没错的话，我们能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的任何种子，一定会比在苏联的其他地方更快地发芽成长。如果在列宁格勒建一个英国领事馆，接触是否仍然会像现在一样相对比较容易，不那么正式呢，这是否可行当然是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眼下可以自由地四处活动，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外国机构和政府的常驻代表，这使得对那些必须（出奇地舒服）出入阿斯托利亚饭店十字旋转门的人的监控任务相对变得容易一些，也使当局更踏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