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领地和塞拉利昂的创立
虽然塞内冈比亚和塞拉利昂仅仅在地理上和时间上类同，但塞拉利昂在西非殖民字典里，却排列在塞内冈比亚的后面。这两个殖民地，都是从英国同非洲和美洲的贸易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前者是肆意榨取热带物产的一次失败的尝试，而后者则是使英国人从剧烈的社会困境中解脱出来的一个计谋。
现代塞拉利昂是十八世纪传播福音热潮的产物，是对奴隶贸易的经济利益作出的充分重新评价，是明显有利于抨击奴隶制度及其商业活动的合理气候下的结果。在1765年到1771年间，政府书记官、无师自通的学者格兰维尔·夏普，把这些代表良心、同情和常识的种种潮流结合起来了。在那些年代里，他在英国亲自整理有关反对奴隶制现状在法律上的论据，使种植园主从西印度群岛带回英国的许多奴隶中，至少有六人在法院里获释。但是这些判决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的结论。不过，到1772年，高等法院院长詹姆斯·曼斯菲尔德爵士终于同意夏普及其律师们的意见，奴隶詹姆斯·萨默塞特（以及其他处于同样奴隶状态的人）按照英国法律都成为自由人。他判决，奴隶制在英国是非法的。
主人对奴隶运用权力，必须得到各个国家在法律上的支持；但在英国，外国人不得要求对任何一个人享有权利，这样的要求在英国法律上是不承认的。
偶然引起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习惯原因，在被人们遗忘之后，就保留下来成为成文法；按照自然法则去探索这个问题的由来，奴隶制的要求是绝不能受到赞同的。这样的权力在英国从来不曾运用过，或者在法律上从来不曾承认过。[45]
根据这个决定，一万五千多名奴隶获释。但是，他们取得新的身份之后，仍旧处于无人需要和不利的社会地位。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为了换取自由对殖民地移民作战的）黑人效忠派分子，同根据曼斯菲尔德决定获释的奴隶联合起来了。在英国人看来，这群无业的先前的奴隶，已成为社会治安的威胁，特别是在伦敦；他们已成为支持奴隶解放和致力于奴隶解放事业的人们感到深刻苦恼的总根源。1786年，一个“特别”委员会用筹募基金，发放食物，开办专门医院，来“救济穷苦的黑人”。但是，这都是一些临时措施，委员会自然希望得到一个更为固定的安排。[46]
委员会适时地感到，这些获释奴隶应当遣送到海外去。一些有权势的人物提议将新斯科舍作为适宜的遣送地点，因为那里已有许多黑人效忠派分子定居。但是委员会赞成曾在西非作过短期逗留的博物学家亨利·斯米思曼提出的建议。他提议（拨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由他负责将自由黑人引回非洲，并在塞拉利昂海湾沿岸建立一个居民点。[47]这个计划得到官方的支持。英国财政部为了让英国摆脱“黑人游民”起见，同意在财政上支持这次移民。许多失业的先前的奴隶，也对这个计划持赞成态度。[48] 当委员会开始领会到把大批黑人移居到遥远的、毫无防护的地方所包含的危险，想重新考虑或者修改这一深得人心的计划，已经来不及了。
1787年四百多名黑人驶离英国，是这个称为自由领地的理想的遣返计划的开端。[49] 这些遣返者到达塞拉利昂海湾（又称为圣乔治湾）以后，送给当地三名泰姆奈人酋长价值五十九英镑的火枪、弹药、刀剑、花边帽、棉织品、念珠、铁条、烟草和甜酒，换取海湾南岸半岛上一块十英里的土地。这些移民抱着殷切的期望在傍水的地方盖起简陋的住房，构成了他们自己的新社会。但是这些先前的奴隶，不久就有很多人死于热病和疾病。他们发现非洲土地并不象指望那样肥沃，对此感到十分失望。他们的庄稼收成不好。这些新来者为了置备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不久就把枪枝和其他财物变卖了，来换取泰姆奈人种植的稻米。其中有些人还贩卖奴隶。
自由领地很快就濒临绝境了。到1788年初，最初的移民中大约只有一百三十人还活着。已经为移民出过不少力的夏普，又把三十九名获释奴隶送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格兰维尔城居民点。这些居民又同泰姆奈人酋长进行协商，并给对方四位签字人送了一些新的商品，换取那里另一块割让的土地。这个协约标志着居留地的正式开始，但是这些移民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资金去开发土地，并从事营利的贸易。他们的居留地也难保不受袭击。他们的居留地引起贩卖奴隶的船主们和大多数泰姆奈人的不满；1790年，泰姆奈人捣毁格兰维尔城，驱散移民，使自由领地这个实验猝然中断。
夏普及其支持者对获释奴隶的问题，再次谋求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他和有救世思想的、有影响的银行家亨利·桑顿，奴隶制度废除论者托马斯·克拉克森，以及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一起，组成圣乔治湾（后改称塞拉利昂）公司，在非洲取得和持有土地，对那些先前的奴隶进行管理。[50]在此同时，新斯科舍半岛的自由奴隶对他们的命运已经深为不满。本来曾经答应过他们，在为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移民作战之后，就把那里的土地给他们。但是他们许多人没有得到合适的田地；他们不喜欢那里的气候，于是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回到非洲。[51]圣乔治湾公司在英国财政部的支持下，聚集同意遣返的新斯科舍人；在1792年初，把一千一百二十三名先前的奴隶和一百多名（包括监督约翰·克拉克森在内的）英国白人，运到靠近格兰维尔城旧址的地方上岸。[52]
在克拉克森有力的指导下，这些新斯科舍人创立了一个命名为弗里敦的新居民点。克拉克森设法把土地分给遣返者，鼓励他们修建正式的住房，改善环境，以免可能引起疾病传播。他显示力量，威慑住泰姆奈人。他还反对过使这个最初居留地搞得乱七八糟的腐朽恶习，但是没有成效。
正直、虔诚的新斯科舍人，虽然欢迎克拉克森的进取精神，但是对公司方面感到不满。他们是得到公司保证，免费供给每个户主大块田地，这才进行移居的。相反，他们发现泰姆奈人的存在，阻碍他们大规模地获得土地。再者，当克拉克森的继任者终于把土地分给他们的时候，公司方面正处于资金不足、盈利不多的时期，于是就强迫移民缴付地租。新斯科舍人就这样对公司方面愈益感到大为不满，这种种不满所形成的闭塞而又各不相容的气氛，沉甸甸地笼罩着这个处于胚胎时期的小居留地。[53]
移民们对公司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1796年到1797年，总督扎卡里·麦考利想强迫移民缴纳土地的佃租。群情激怒的新斯科舍人拒不缴纳这种佃租。1799年，公司方面强行摊派学费，移民们也同样拒不缴纳子女的教育费。此后，在试图使他们的不满得到补偿时，他们枉费心机地要求参加居留地政府。他们要求有自己的法官，极力主张推翻公司方面的统治。1800年，一小批遣返者终于举行了暴动。但是总督在五百五十名马隆人的协助下，平定了这次暴动；这些来自新斯科舍半岛的马隆人巧合性的到达，真是天意神助。[54]
十九世纪初，塞拉利昂殖民地未能同弗里敦周围各土著部族发展友好关系。在1801年到1802年，移民们奋起抵御泰姆奈人的进攻，后来又征服泰姆奈人一部分领土。但是获释奴隶对其沿海圈地以外的地区，很少发生影响。少数冒险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有的死在那里，有的灰心丧气地回来了，有的从事奴隶贩卖。只有弗里敦仍旧是英国权益的中心。
在1800年到1808年期间，塞拉利昂殖民政府是继续造成公司方面财政困难的一个原因。这时，英国海军正要寻找一个港口，好让它的舰艇能够在非洲沿海巡逻。在桑顿的坚持下，公司方面把这个在贫困中挣扎的殖民政府及其居民移交给英国政府。随后，弗里敦这个大约只有两千名美洲移民的英国直辖殖民地，在英帝国运筹帷幄时起了重要作用。它吸收了由英国海军反奴隶制舰队在海上释放的奴隶，逐渐发展为联系内地居民的重要的贸易和社会枢纽。同时，这个殖民地仍然保持为既是非洲人，又是美洲人，然而又无二者特点的人们的故乡。
我们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起源于我们的信仰。真理是我们的人找到的，我们追随它。
穆罕默德·贝洛，约1811年
[1]欧劳达赫·伊奎阿诺著：《非洲人欧劳达赫·伊奎阿诺，即古斯塔夫斯·瓦萨的生活轶事》（诺里奇，1794年版），第17—18页。
[2]戈麦斯·埃纳斯·德·佐拉拉著：《发现及征服几内亚的编年史》（查尔斯·雷蒙德·比兹利和埃德加·普雷斯泰奇合译，伦敦，1896年版），卷1，第81—82页。
[3]伊丽莎白·唐南编：《阐述美洲奴隶贸易的历史文献》（华盛顿，1930年版），卷1，第17，41—42页。在16世纪末叶，一枚金币大约可买三只雏鸡或六磅腌猪肉。二十五磅干鳕鱼值四枚金币，一头羔羊值三枚金币。金币是相当于三百七十五枚西班牙古铜币的计算单位。
[4]格拉德温·默里·蔡尔兹著：《翁本多人血统关系和特征》，第193页中的引文。
[5]关于英国的早期卷入，见艾丽斯·克莱斯特著：“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非洲贸易”，原载《加纳历史学会学报》，第3期（1957年），第137—150页。
[6]戴维斯著：《皇家非洲公司》（伦敦，1957年版），第213—232，363页。
[7]布赖恩·爱德华著：《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文明和商业史》（伦敦，1794年版），卷2，第107页。又见詹姆斯·菲尔德·斯坦菲尔德著：《几内亚航行记》（爱丁堡，1807年版），第61页；威廉·博斯曼著：《几内亚沿海近况实录》（伦敦，1705年版），第331页；欧劳达赫·伊奎阿诺著：《非洲人欧劳达赫·伊奎阿诺，即古斯塔夫斯·瓦萨的生活轶事》，第32页。
[8]威廉·博斯曼著：《几内亚沿海近况实录》，第327页。又见安东尼·贝尼著：《一些有关几内亚的历史记述》（伦敦，1788年版），第99—101页。
[9]关于约翰·康尼做到强制船主们在黄金海岸三尖角服从他管制的例证，见约翰·阿特金斯著：《几内亚、巴西、西印度群岛航行记》（伦敦，1737年版），第75—78页。又见休·阿奇博尔德·温德姆著：《大西洋和奴隶制》（伦敦，1935年版），第59—66，223—227页；托马斯·菲利普斯著：《一次乘“汉尼巴耳号”航行的日记……从英国……到巴巴多斯》，第206页。
[10]詹姆斯·巴博特著：“新卡拉巴尔航行记”，原载约翰·丘吉尔著：《航海和旅游集》，第459—460页。参看托马斯·菲利普斯著：《一次乘“汉尼巴耳号”航行的日记……从英国……到巴巴多斯》，第217页。
[11]史密斯著：《几内亚湾的贸易和旅行》（伦敦，1851年版），第186页。“送礼”包含行贿的意思；它显然是从葡萄牙字“doação”（“赠品”或“礼物”），要不然就是从芳蒂字“ndase”（意思是“谢谢”）转化而来的。
[12]戴维斯著：《皇家非洲公司》，第234—238页；约翰·阿特金斯著：《几内亚、巴西、西印度群岛航行记》，第159—166页；赖德著：“葡萄牙早期在福卡多斯河的贸易航行”，原载《尼日利亚历史学会学报》，第1期（1959年），第302—319页；尼古拉斯·欧文著：《奴隶商日记》（伊夫琳·马丁编，伦敦，1930年版），第46页。
[13]菲利普斯著：《一次乘“汉尼巴耳号”航行的日记》，第218页。
[14]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著：《关于非洲沿海奴隶贸易的报告》（伦敦，1788年版），第16页。
[15]威廉·博斯曼著：《几内亚沿海近况实录》，第363—364页。
[16]博克塞著：《1602—1686年萨尔瓦多·德·萨和争夺巴西及安哥拉》，第230—231页。
[17]欧劳达赫·伊奎阿诺著：《非洲人欧劳达赫·伊奎阿诺，即古斯塔夫斯·瓦萨的生活轶事》，第47页；约翰·阿特金斯著：《几内亚、巴西、西印度群岛航行记》，第175页。
[18]埃德蒙·多韦涅著：《活人牲口》（伦敦，1933年版），第67页。又见《利物浦和奴隶制》第30—31页中的测量法和图解。
[19]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著：《关于非洲沿海奴隶贸易的报告》，第27—28页。
[20]从安哥拉到巴西稍短的航程中，船主们不大让奴隶活动，唯恐他们叛乱或自杀。查尔斯·博克塞著：《1602—1686年萨尔瓦多·德·萨和争夺巴西及安哥拉》，第232页。又见詹姆斯·达菲著：《葡属非洲》（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9年版），第141页。
[21]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著：《关于非洲沿海奴隶贸易的报告》，第23页。
[22]参阅布赖恩·爱德华兹著：《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文明和商业史》，第120页；约翰·阿特金斯著：《几内亚、巴西、西印度群岛航行记》，第171页；詹姆斯·巴博特著：“刚果航行记”，原载约翰·丘吉尔著：《航海和旅游集》，第523，545页。
[23]福尔肯布里奇著：《关于非洲沿海奴隶贸易的报告》，第73页。又见埃德蒙·多韦涅著：《活人牲口》，第71页；托马斯·克拉克森著：《在1788年秋季旅游中形形色色人物对奴隶贸易的证词集》（伦敦，1789年版），第23页。
[24]“‘詹姆斯’号奴隶死亡率的报告”，原载伊丽莎白·唐南著：《阐述美洲奴隶贸易的历史文献》第206—209页。又见戴维·范·奈安第尔的原文，原载威廉·博斯曼著：《几内亚沿海近况实录》，第429页。
[25]引自乔治·弗朗西斯·道编：《奴隶船和奴役》第31—32页中罗梅格尼的原文。
[26]詹姆斯·菲尔德·斯坦菲尔德著：《几内亚航行记》，第72页。又见欧劳达赫·伊奎阿诺著：《非洲人欧劳达赫·伊奎阿诺，即古斯塔夫斯·瓦萨的生活轶事》，第53页。
[27]见托马斯·克拉克森著：《在1788年秋季旅游中形形色色人物对奴隶贸易的证词集》，第14页。
[28]詹姆斯·巴博特著：《刚果航行记》，第513页。又见西奥多·卡诺特著：《一个非洲奴隶贩子的冒险记》，第264—267页；沃尔顿·克拉里奇著：《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第175—176页；威廉·斯内尔格雷夫著：《有关几内亚某些地区和奴隶贸易的一份新报告》（伦敦，1734年版），第161—167页，169—172页，190—191页。
[29]布赖恩·爱德华兹著：《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文明和商业史》，第127页。
[30]詹姆斯·达菲著：《葡属非洲》，第138页。
[31]戴维斯著：《皇家非洲公司》，第362页；约翰·阿特金斯著：《几内亚、巴西、西印度群岛航行记》，第154页；皮埃尔·达代尔著：《十三世纪鲁昂与勒阿弗尔港内的船舶和商品》（巴黎，1963年版），第404页。
[32]乔治·弗朗西斯·道编：《奴隶船和奴役》，第269页。
[33]布赖恩·爱德华兹著：《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文明和商业史》，第2—3页。
[34]达里尔·福德编译：《旧卡拉巴尔的埃菲克族商人》（伦敦，1956年版），第7页。
[35]布赖恩·爱德华兹著：《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文明和商业史》，第123页。
[36]十八世纪奴隶买卖达到高峰时，大约有七百万名奴隶离开非洲。见罗伯特·库津斯基著：《移民运动》（牛津，1936年版），第12页；费奇著：《西非历史导论》（英国剑桥，1959年版），第82—84页。(https://www.daowen.com)
[37]同上书，第85页。
[38]在约翰·米尔纳·格雷的《从中世纪到1856年桑给巴尔史》（伦敦，1962年版）一书第89—98页中，注明十八世纪访问过桑给巴尔的英国和荷兰船只。
[39]胡斯都斯·斯特兰德斯著：《东非的葡萄牙时代》（琼·沃尔沃克译，内罗毕，1961年版），第282—294页。
[40]见弗里曼-格伦维尔编：《斯瓦希里文学和东非沿海的历史及考古》（牛津，1962年版），第191，193页中的文献资料；约翰·米尔纳·格雷著：“1776—1784年法国人在基尔瓦”，原载《坦噶尼喀记事》，第44期（1956年），第28—29页。
[41]弗里曼-格伦维尔编：《斯瓦希里文学和东非沿海的历史及考古》第217页中“蒙巴萨历史”。
[42]约翰·米尔纳·格雷著：《1776—1784年法国人在基尔瓦》，第88页。其他若干出处的年份是1753年。
[43]约翰·米尔纳·格雷著：《1776—1784年法国人在基尔瓦》，第121—122页。
[44]例子见戴维·迪安著：“果雷埃岛的约瑟夫·沃尔”，原载《非洲事务》，第57期（1958年），第295—301页；约翰·米尔纳·格雷著：《冈比亚史》，第238—265页。
[45]普林斯·霍尔编：《格兰维尔·夏普先生回忆录》（伦敦，1820年版），第90页。又见第31—62，69页中的引文。
[46]克里斯托弗·法伊夫著：《塞拉利昂史》（伦敦，1962年版），第14页；菲利普·柯廷著：《1780—1850年非洲面貌：英国的理想和行动》（威斯康星州马迪孙，1964年版），第95—101页。
[47]当时对塞拉利昂的观点，见约翰·马修斯著：《在非洲海岸塞拉利昂河航行记》（伦敦，1791年版），第10—24页。
[48]首先建议遣返的人，可能是一些“穷困的黑人”。普林斯·霍尔著：《格兰维尔·夏普先生回忆录》，第260页。
[49]这次航行中包括二百九十名黑人男子，四十一名黑人妇女和七十名愿意跟着她们的朋友、情人一起走的白人娼妓。克里斯托弗·法伊夫著：《塞拉利昂史》，第17，19页。参阅安娜·玛丽·福尔肯布里奇著：《1791—1793年期间两度去塞拉利昂河航行记》（伦敦，1802年版），第65—66页。
[50]桑顿成为该公司董事长。见斯坦迪什·米查姆著：《1760—1815年克拉彭的亨利·桑顿》（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4年版），第102—114页；夏普于1790年8月28日致威廉·皮特的信，原载普林斯·霍尔著：《格兰维尔·夏普先生回忆录》，第355—356页。
[51]见克里斯托弗·法伊夫著：“托马斯·彼得斯：历史和传说”，原载《塞拉利昂研究》，第1期（1953年），第6页；哈利伯顿著：“1792年新斯科舍的移民”，原载同上期刊，第9期（1957年），第16—17页。
[52]关于1791年重建格兰维尔城，又见安娜·玛丽·福尔肯布里奇著：《1791—1793年期间两度去塞拉利昂河航行记》，第62—64页。
[53]见安娜·玛丽·福尔肯布里奇著：《1791—1793年期间两度去塞拉利昂河航行记》，第141，152—153，165—166，188，206，214—216，258—269页。
[54]霍尔著：《回忆录》，第300页。马隆人是奴隶的后代，他们曾在十七世纪逃往牙买加山区，在十八世纪末奋起反抗英国。他们失败之后，被放逐到他们所嫌恶的新斯科舍。详细报道见《牙买加总督和议会有关马隆黑人的会议记录》（伦敦，17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