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尼帝国的创立

弗拉尼帝国的创立

十八世纪末，宗教革命精神从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传播到豪萨地区；在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臣属的少数民族早已把他们的统治者撵走。最初，弗拉尼的穆斯林牧民参加反对异教徒曼丁哥人的“圣战”；在1726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中，他们取得胜利以后，在1745年左右又控制了一些相当大的飞地。大约在三十年后，托考洛宗教界某有识之士，从富塔贾隆回到富塔托罗，领导托考洛人进行另一次成功的“圣战”；这次“圣战”是反对当时统治着富塔托罗的弗拉尼人。在这两个事例中，穆斯林都对他们在社会、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依附地位感到愤懑，于是在他们真正的代言人的鼓舞下，采取行动废除了这种依附关系。

十八世纪，豪萨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紧张气氛。弗拉尼人在前两个世纪中，从西面移居到豪萨地区。弗拉尼人往往皈依伊斯兰教，成为豪萨萨尔基的臣民，而萨尔基对伊斯兰教信仰显然是不坚定的。他总是拒不实施沙里阿（伊斯兰教的法典），不重视那些令人敬仰的博学的托考洛人和弗拉尼人圣职人员的教诲，而且在豪萨政府各级机构里不向弗拉尼人提供任何担任要职的机会。不管是否正确，弗拉尼人总认为在豪萨统治下，对他们是极为不利的。

1786年，圣职人员中知名人士之一、奥苏曼·丹·福迪奥，已开始在两个比较重要的豪萨城邦——戈比尔和赞法拉，积极地宣传改革。当时担任戈比尔萨尔金家庭教师的奥苏曼，原先在阿加德兹求学，是一个声誉卓著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奥苏曼同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的其他改革家一样，也和后来利比亚、苏丹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布道者一样，设法在中苏丹重新创立一个伊斯兰教早期黄金时代通称的理想社会。他想把符合可兰经教义的宗教正统精神重新引入豪萨地区。他谴责异教的行为，强调道德上克制，指控豪萨的萨尔基是异教徒。奥苏曼在他的“致信徒训谕”中写道：

大家一致公认，豪萨国王崇拜许多自然偶像、树木和岩石，向它们献祭。根据普遍的看法，这个本质就是信仰动摇。[10]

奥苏曼特别突出地指控了豪萨统治阶级的成员只要求“欲望”得到满足，“犹如禽兽”。

……他们为了追求欲望的满足，不根据沙里阿所规定的权利，任意将人杀死或者流放，破坏他的名誉或侵吞他的财富……[11]

他们把沙里阿所没有规定的各种赋税强加给民众。他们吃禁食的食物，喝禁饮的饮料。这些豪萨统治者不顾宗教的戒律，想骑什么牲口就骑什么牲口，兴之所至随意穿戴，居住在铺满柔软地毯、装饰优美的宫殿里，他们不经正式婚约就把许多妇女纳进家里。奥苏曼宣称：“他们政府的〔某些〕作法”，占有死者的财产（美其名曰继承遗产）；强迫穆斯林在军队里服役，或者缴纳沙里阿所没有规定的罚金，特别是在诉讼事件中接受贿赂；“这些〔都是〕改变了真主的戒律”。奥苏曼更进一步指控豪萨政府“不顾穷人的死活”，禁止穆斯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拒不革除旧时的陋习，对于这些陋习，他和伊本·巴图塔一样，都特别指出，人们相互致意的时候把尘土撒在各自的头上，[12]而且用后来基督教传教士的那种口吻指出，为了一点小事就击鼓。总之，充满救世热忱的奥苏曼告诫信徒说，凡是遵循豪萨人的作法，实际上就是“滑进了炼狱”。[13]

戈比尔的萨尔金妄图抵制奥苏曼的呼吁。他命令改信伊斯兰教的人恢复传统的习惯。他禁止戴头巾，禁止妇女进行回避。但是，奥苏曼却加倍努力“要求所有的人……信奉真正的宗教，向他接触到的一切人说明对真主的义务……使他们在将来的最后审判中得到拯救，保持伊斯兰教的教义，涤尽一切罪恶”。[14]他还公然对强加于弗拉尼人和豪萨人的“苛捐杂税”提出抗议。奥苏曼聚集大批信奉者，而且至迟在1802年，就公开支持叛乱，反对豪萨地区的统治者。两年以后，由于他的颠覆活动，新登位的萨尔金终于向奥苏曼及其信奉者发起进攻，奥苏曼他们即从德格尔逃往古杜。

从德格尔的逃亡使奥苏曼的改革纲领转化为革命运动。他宣告“圣战”：(https://www.daowen.com)

……异教国王囿于城市习俗而不主张“唯有安拉才是真主”……又不坚信伊斯兰教，向他宣战是……理所当然的；接管他的政府也是理所当然的……

向背教的国王（豪萨地区的国王大都如此，就其入教誓言而论，还没有完全背弃伊斯兰教，但将伊斯兰教的仪式同异教的仪式混合在一起）宣战是……理所当然的，接管他的政府也是理所当然的……[15]

此后不久，奥苏曼及其信奉者在古杜附近的塔布金克沃托，击败戈比尔萨尔金追逐的骑兵；在弗拉尼人和豪萨人中不分彼此地聚集归顺者，这些属于伊斯兰教正统的新士兵，迅速地把革命引向豪萨地区的其他国家。若干年青的领袖还在适当的时候把代表权力、虔诚和革命的奥苏曼旗帜（有时候称作旗子）带到博尔努和伊洛林。[16]

奥苏曼的支持者很快地横扫豪萨地区。他们在1805年占领比尔宁克比和扎里亚；在1807年进入卡齐纳城；在1808年征服道腊，以及戈比尔的首都。卡诺终于在1809年陷落了。再往东去，在后来叫做阿达马瓦的地方，莫迪博·阿达马同奥苏曼结成联盟，取得在十八世纪期间进驻周围高原的弗拉尼牧民的支持，并且大约在1809年领导一次“圣战”，终于使他以后的继承者统治了另一个弗拉尼国家。包奇人的酋长不是弗拉尼人，也参加奥苏曼的“圣战”，征服周围高原上的异教部族。努佩和伊洛林在内战使军事防御体制失去效力之后，终于向弗拉尼骑兵投降了。但是，弗拉尼人没有能够征服博尔努。

到1810年，尽管卡齐纳和戈比尔持续地反抗，奥苏曼仍赢得了胜利。他以及他以后的继承者，作为萨尔金莫苏尔米（“伊斯兰教徒的统帅”）在新创立的首都索科托，统治着一个广大的地区，而且不久就包括大约十八万平方英里，和十五个酋长国（由奥苏曼的战时副官管辖）。他们向农民施加高压统治，于是在奥苏曼又恢复宗教静坐生活以后，这层覆盖着各酋长国的新的伊斯兰教虚饰，仅仅有助于许多带有专横特性的统治继续存在下去罢了，而这正是奥苏曼自己早已摒弃了的。新兴的贵族为了自己的目的盗用传统的政治制度。世俗官吏不久取代了原先圣职人员担任的地方官。这次革命只不过是一个统治阶级替代了另一个统治阶级；在奥苏曼隐退以后，甚至连假宗教也在弗拉尼帝国盛行起来了。

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每一个埃米尔都承认和尊重萨尔金莫苏尔米的最高君主权。各酋长国年年纳贡，尽管在欧洲观察家看来，它们已实行自治，它们还自认为是受索科托首都统治的帝国的藩属。例如，萨尔金莫苏尔米经常干预扎里亚的政治和政府工作；他决定埃米尔的即位和废黜，还控制对某些主要官职的任命。他的代理人最初在扎里亚，后来在索科托任命埃米尔。这个代理人定期访问扎里亚，他手下还掌握着一批当地代理人，负责向他提供情况。这些代理人每年两次把奴隶、布匹、马、草席和玛瑙贝通货等形式的贡品送往索科托，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贡品的总额有所递增。扎里亚的埃米尔每年要亲自去索科托朝觐一次，向萨尔金莫苏尔米报告他所掌管的酋长国的事务。在萨尔金莫苏尔米的要求下，扎里亚和其他各地的埃米尔要向帝国提供军事力量，或者在索科托的指令下，各地埃米尔要相互提供军事援助。萨尔金莫苏尔米的朝廷，还要征收每一个去世的埃米尔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国家的大量岁入。

扎里亚的埃米尔在其酋长国范围内，可以完全自行治理。他可以不请示索科托，自行对非穆斯林作战，征收赋税和贡品，进行审判，统治七个藩属，而每个藩属在各自的地区范围内也享有相类似的权力。这种权利和义务交错的体制，在经济上是完全依靠奴隶种植的经济作物和奴隶买卖；所以，奴隶村落似乎已经成为资本投资的一个主要形式了。给人总的印象是，在十九世纪扎里亚享有高度的内部安全，以及扎里亚和索科托之间全面稳定的关系，这证明在索科托弗拉尼帝国的统治下，豪萨地区实质上的统一。[17]

尽管弗拉尼帝国的君主不顾奥苏曼所珍视的告诫，帝国的建立还是促进遍及中苏丹和西苏丹的合理复兴。再者，帝国的创立开辟了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使得豪萨地区能发展为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且促进了与帝国以外的新的经济联系。[18]1851年，当巴尔特来到卡诺的时候，他发现卡诺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贸易和手工业制作联合起来了……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参加进去了。”他注意到卡诺的居民主要生产“长方形的或者妇女们穿的深蓝服装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格子花”的棉布。他们在城镇的深坑里染布，把布输出到的黎波里、廷巴克图、努佩和卡拉巴尔。他们还输出硝制过的皮革、红色羊皮、皮凉鞋、可拉果、奴隶和泡碱；作为交换，他们输入曼彻斯特的食盐、白细布和印花棉布，的里雅斯特的玻璃念珠，佐林根的刀刃和斯蒂里亚的剃刀。在他们的市场上和豪萨地区其他城镇的市场上，还出售马、骆驼、驼鸟、烧碱、石灰和奴隶。巴尔特最后说：“这种实业确实有它了不起的地方，它向北一直流传到木祖克、加特，还有的黎波里；向西不仅流传到廷巴克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远及大西洋沿岸，阿尔吉恩的居民就是穿用卡诺染织的棉布；向东一直流传到博尔努全国……，这种布在南面同当地的产品进行竞争……这种布还向东南涌入整个阿达马瓦，只是由于‘暴戾成性’的异教徒赤身裸体，不穿衣服，销路才受到限制。”他又说道：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实业在这里不象在欧洲那样，是由庞大的组织经营的，并把人贬低到生活最卑贱的地位，而是给各个家庭提供就业和衣食，又不强迫他们抛弃家庭的习惯，我们必须认为卡诺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之一……[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