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国人在西非
同法国相比，英国处理殖民问题则讲究实效。虽然伦敦殖民部向它的海外代表规定了总的政策方针，但是，“当地负责人”不时对这些指示进行修改，或者作出解释，以适应当地的特殊情况。的确，英国总督的行动，往往是根据事态的压力而定的。结果，每一个英国属国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西非，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南尼日利亚和北尼日利亚，通常都是各搞一套的。然而，在殖民时期的最初岁月里，以上各地的英国官员，总是试图把他们这些互不相连的领地，变成英国一个统一而又自主的殖民地。他们各自占领了内陆部分，征服了满怀愤怒的非洲人，推广了后来所谓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的方式，同时还修建了铁路，并且，为了使英国财政部感到满意，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向当地征税，来支付他们的活动费用。英国政府在同法国和利比里亚签订边境协定之后，单方面地把塞拉利昂的一块富饶的内陆地区，并入其原先贫瘠的沿海殖民地。于是，英国便在1896年创立了一个新的保护国，由相当少的英国人和若干土著酋长负责治理。后来，英国政权为了维持其各项活动，曾向塞拉利昂保护国居民征税，这使门迪、布洛姆和基利姆等地区在1898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英国军队恢复秩序，捕获（包括拜伊·布赫在内的）主要酋长，并在内地重新确立英国权力之前，已有一千多名克里奥尔商人和白人传教士死于这场战争。
此后，塞拉利昂政府把英国行政和司法的原理和形式，严格地向新保护国的各部族进行推广。政府开辟了若干新区，均由白人官员主管。这些官员对酋长们的控制比他们的前任更严，而且对私人不愿缴纳的茅舍税，要确保其定期征收的同时，逐步地消灭那些公开表示不满的中心地区。与此同时，塞拉利昂政府为“开发”内地贸易，为内地棕榈产品提供出路，修建了一条铁路，从弗里敦通到博城和彭登布。政府还在博城开办一所有名的学校。在某种意义上，这条铁路使这个保护国在经济上同英属殖民地结合在一起；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非洲人开始在英属殖民地事务中起到重大影响的时候，这才实现了贸易上和政治上的结合。
在黄金海岸，英国对阿散蒂及其北部的被征服地区，采用塞拉利昂和冈比亚各部族所熟悉的方式进行管理。然而，在英属殖民地的沿海地区，非洲臣民及其外国统治者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了。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在黄金海岸的发展和黄金海岸政府中长期起着重要作用的许多本地知识界的成员，感觉到他们同殖民地英国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虽然非洲人一度在政府中担任了许多高级职位，但是，英国人逐步地解除了上述非洲人的职务。政府不把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提升到有权力的地位；在公职部门中，在“土人”和“欧洲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对非洲人来说是“人为的”新鸿沟。当地的立法会议，虽然在这个时期始终包括有非洲成员，它几乎同英属非洲帝国内所有相类似的谘询机构一样，是软弱无能的。但它的存在，以及它进一步过渡到真正的代议制议会的可能性，还是使那些迫切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许多非洲律师和商人得到鼓舞，而且集中表达了他们的愿望。他们不顾当地英国人的某些反对，设法在市一级的范围自行组织起来。
黄金海岸土著居民权利保障协会，在殖民初期表达了非洲人的不满。该协会是在1897年由约瑟夫·德·格拉夫特-约翰逊、詹姆斯·门萨·萨巴、亚伯拉罕酋长，以及海岸角和阿希姆其他一些有名望的居民所组成，是为了更有效地反对势将剥夺黄金海岸居民的土地而颁布的立法。该协会还受到各地酋长的支持。协会的议论在英国公司纷纷的抗议声中获胜了。此后，该协会对任何不利于非洲人的立法，继续予以密切的注视。协会反对在塞康第和海岸角实施市政税，废除一个显然有损于当地土地权的法令，而且，不管什么时候白人管理的政府想不承认非洲人长期享有的特权，协会总是去动员公众舆论。总之，该协会想促进“正确的谅解”，成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工具。协会还想用两国之间相互有利的纽带的发展经过，来教育它的会员、酋长和英国人。从实际意义上说，象这样为了有限的政治目的而自动组织起来的若干协会，几乎遍及英属非洲殖民地，而该协会仅仅是代表其中最初成立的一个。不久，其他更有战斗性的团体相继成立了。
虽然政治上如此，但非洲人和英国人都没有忽视在经济上开发黄金海岸。十九世纪末叶，传教士和非洲人开始在该地种植可可树。看来可可树是小自耕农的理想作物，用不着集约耕作，只需要有限的资本和足够的耐心就行了。1885年，英属黄金海岸殖民地输出五长吨可可；到1900年，从该地输出的可可已达二百多长吨[1]。在以后的十五年中，产量猛增，驻黄金海岸的各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大约出售了五万吨可可。非洲人还采集橡胶，继续有利地开采金矿。为了进一步开采黄金，以及锰和金刚钻，政府修建了黄金海岸的第一条铁路，从塞康第通到位于矿区中心的塔库瓦。后来，这条铁路还有助于把收割的可可从阿散蒂首府库马西运到沿海地区。
弗雷德里克·卢加德爵士（后来为勋爵）在征服北尼日利亚以后，为当地政府组织确立了一整套行政管理体系，这套体系后来成为热带非洲各地英国人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的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在现行的土著权力基础上，强加上外国的上层建筑。卢加德独揽萨尔金莫苏尔米的大权，然而又想支持许多隶属的弗拉尼人埃米尔在他们各自领地内的传统权力。为了对这些埃米尔进行监督和指导，卢加德在各地安插了英国驻扎官，他们大都是先从英国军队军官，后从各大学征调上来的。他们维持社会安宁——他们的“首要任务在于监督埃米尔、酋长和土著官员秉公办事，而不施行暴虐”。
驻扎官亲自审问犯人，直接指挥民警和狱吏，并处理若干其他的额外事务，例如，调整地方市场的价格等。他们经办地方邮政，调查人口，测量土地。卢加德还希望驻扎官能够促进贸易，提倡现代化的耕种方法，防止滥伐森林。除此之外，卢加德还期望驻扎官作出一大堆详尽的日常工作报告。因此，驻扎官承担了无法应付的重担。所以，卢加德无可奈何地决定，让埃米尔分担一大部分驻扎官的责任。这时，卢加德还起草了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对“间接治理”作了阐明，后来该备忘录成为“间接治理”的经典。对卢加德来说，间接治理是一个必要的权宜之计；通过利用传统制度所固有的权威，他的施政既可以撙节殖民地拮据的财源，又可以充分发挥人数极少、操劳过度的英国官员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在南部，英国最初一般不同意试行这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措施。1906年，在原来的拉各斯殖民地并入南尼日利亚保护国之后，英国把南尼日利亚划分成三个行省，接着就用通常的直接治理方式，来治理新规划的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在东部，由英国人统率的军队还征服了反抗白人统治的最后几支非洲孤军。但是，在约鲁巴语系部族居住的西部地区，英国政府则通过各酋长进行治理的。埃格巴人还继续认为他们是独立的。他们在阿贝奥库塔的政府行使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权，按照自己一贯尊重的制度给予赏罚，征收和支配自行规定的税收。这似乎是对英国在尼日利亚霸主地位的一个威胁。
南、北尼日利亚这两个不同施政实体的存在，反映出英国在欧洲瓜分非洲时期的经验。但是，在二十世纪，英国国王这块最大的西非领地，毕竟促进了合作和统一。南、北尼日利亚平分关税收入，使用共同的铁路和内河运输，而且依靠统一的兵力。统一可以使行政上、财政上更为合理，而英国财政部当然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使富足的南方负担起亏欠累累的北方。英国财政部还想当然地认为，一个统一的尼日利亚政府在管理费用上会节约一些。
1912年，英国政府从香港召回卢加德（他自1906年起任香港总督），要他去合并南、北尼日利亚。卢加德以特有的孜孜不倦精神，设计出一个合并计划，而且在1914年统一了南、北尼日利亚。此后，他访问边远地区，计划在南方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巧妙地动用他那有限的资金，还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写了无数的备忘录。海关、铁路、电报和邮政是统一领导的。但是，卢加德把有损于彻底统一的南、北各自不同的行政体制都保留下来了。在南部，他还不顾1893年条约，把埃格巴人完全置于尼日利亚政府统治之下。他还同样解除了他的前任同邻近的约鲁巴地区一些王国所达成的协议。在东部，他指示部下在从来不存在酋长的地方，去物色和任用新的酋长。
卢加德改革了尼日利亚直至当时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司法制度。他缩小拉各斯最高法庭的司法权，而且不顾非洲律师和英国律师的激烈反对，在南尼日利亚内地用“政治”法官取代“职业”法官。他在省一级用行政官代替法官，从此，象他们长期来在北部所做的一样，把起诉人、辩护律师（被告是不允许自己请律师的）和行政长官合并在一个人身上。上述官员还对传统酋长主持的“土著法庭”进行监督。卢加德希望通过赋予酋长们这种责任，“创造出初步的社会秩序，培养某种责任感，在未开化的社会中发展某种对权威的服从和尊重。”[2]不管他有没有做到，他的司法观使所有英属非洲殖民地受到强烈的影响。
卢加德认为“教育的主要作用应当是……使普通人有资格在他的环境中担任有用的工作……保证特殊的人把他的能力用于推动社会前进，而不是……用于推翻当局。”[3]因此，尼日利亚人缺乏受教育的机会，使他大吃一惊。在南部，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百分之一。所以，他鼓励基督教各传教团体增加学校的数量。他敦促各传教团体改进通常是可怜得很的“村塾”质量。他还支持政府在拉各斯所办的一所中等学校。但是，他对北部居民受教育所作的努力，淹没在间接治理这个深渊里了。他那些扎根在偏僻酋长国的部属，一心想抵制由于普遍教育可能带来的变革。他们的这种热情甚至超过了埃米尔，他们唯恐土著知识界的产生，最后会颠覆在他们看来是完全稳定、已经安排得无可非议的社会。学校是有几所，不过，一直象点缀在墨守陈规的沙漠中几处孤立的绿洲。虽说卢加德统一了尼日利亚，而这种统一仍然是有名无实的。
卢加德为开发尼日利亚，主要为英属非洲各地，提供了间接治理这种原理和方法。他在北尼日利亚推广间接治理，而且在他担任总督期间，也设法在南部同样有效地推行间接治理。但是，在约鲁巴语系和伊博语系的各部族中，这类概念是从来不受欢迎的。他们特别反对定期征税，而定期征税是间接治理方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在1916年，后来又在1918年，伊塞因、拉各斯和阿贝奥库塔的居民举行了暴动。受过教育的社会名流提出了口头抗议。尼日利亚的“黄色报纸”，不断地对卢加德进行猛烈抨击。他的改革和革新并不是全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就是在“管辖阶段”也经不起他的继任者偏好的考验。但是，他在尼日利亚的经验，影响了整个一代英国殖民官员，而且在无意中也影响了好几代非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