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济学的后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
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转入辩护的立场，沦落为庸俗经济学。萨伊在研究财富的幌子下，用生产一般、财富一般的概念代替了具体的生产关系的分析。以后，约翰·穆勒又把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引进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混合状态演变成折衷主义的综合体系。
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曾主张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建立一门独立的“生产力理论”。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李斯特在评论亚当·斯密的经济观点时写道：“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15]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提出建立独立的“生产力科学”。[16]李斯特在经济学的分科上，确有独到之见，但在他的经济学说体系中，仍然带有无所不包的性质，他所建立的并不是生产力经济学的体系，而是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不仅包括历史、理论、学派和政策，而且还包括宗教、法律、伦理、精神等因素。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历史学派演变为制度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凡勃仑。凡勃仑所说的“制度”，是以心里学为基础的。他说：“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类型。”[17]由此可见，制度学派所说的“制度”，并不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结构，而是法律、思想方式、天性、本能、风俗习惯的大杂烩。
总体说来，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混生状态，但毕竟也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并从不同侧面观察经济现象，所以，在混合的背后已显露出分科的征兆。(https://www.daowen.com)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古典学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科学，是物与物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此不同，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隐藏在经济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恩格斯明确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18]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使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而不在于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成为其他应用学科的理论基础。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文献中也包括大量的关于生产力问题、部门经济问题的理论，但并未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科分支，只是服从于研究生产关系的总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是一种综合体系，众多的经济学科尚未独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