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儿童生命的守护者

做儿童生命的守护者

震旦求学

1947年我进入震旦大学，先读了一年法文，我们医疗系是六年制，所以我一共念了七年。在震旦大学读了一大半，1952年合并成上海第二医学院。

回忆起震旦大学，我对震旦的印象一分为二，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学校是法国人办的，教育比较务实，没有什么虚的。震旦培养出来的人都很正派，以做学术为主，不问政治，叫闭门读书，不问天下事。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震旦的缺点就是功课抓得比较紧，因此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差。因为震旦是法国人办学，有教会背景，它的办学带有宗教意识。假如学生都不到社会上活动的话，我们国家也就没人革命了，也就不会解放了。

我那时候读书挺苦的，我中学在南京读基督教学校，以英文为主。日本人侵占南京的时候让我们读日文，那时候我念初中，大家都有爱国心，我们就故意不认真学，经常受罚，所以日文也没学好。后来抗战胜利，美国人来了，我念了两年英文以后，又跑到上海读法文。我那时候年轻，也不大清楚要选什么学校。

到了震旦以后，第一年读法文班，每天从早到晚八个钟头学法文，主要学习医科一年级要用到的医学名词和解剖学名词。那一年蛮辛苦的，我们天天背诵词汇，担心之后上课听不懂。

那时候震旦有三个法文班，招的都是不懂法文的人，一个班级80个人，三个班有240人。一年以后，我们与中学就懂法文的同学合班读大学一年级，当时一年级一共80个人，所以我们这批法文班从200多人淘汰到60人。班上有的同学吃不消，陆陆续续离开了。

震旦大学的医学教育是先上三年基础课，读解剖、生理、生化、化学、物理等课程。基础课读完了以后要考试，很多同学没能通过基础考试，读了三年以后被刷掉了。我们班大学毕业时大概有50人左右，所以震旦的制度是非常严格的。还有不少同学到三四年级时得了肺结核，那时候营养条件不行，天天吃食堂，青菜加点小肉丁，可能免疫力就比较差。

和肺结核“一刀两断”

由于读书和实习都很累，我不幸得了肺结核。实习期间，上完夜班后第二天还要参加手术，下午才能休息。第二天我参加完手术、吃好中饭后去睡觉，打算一觉睡到明天早上，晚饭也不吃。因为我得了肺结核，学校给我安排了一间单人宿舍，当时我太累了，完全不知道他们把我从原来的房间抬到了新的房间。

我喜欢外科，但是我有结核，做外科的话不太合适。虽然是一个不扩散的结核球，但是不能破，一破就扩散。我觉得外科医生蛮辛苦的，我有结核的话肯定不行，我就跟傅培彬老师说我想开刀把结核球拿掉，我要和肺结核“一刀两断”，这样我才能放手工作，否则拖着我也没劲。傅培彬老师也建议我开刀，我请傅老师帮我安排。

傅老师说医院刚刚建立胸外科，从外面医院请了一位胸科医生，就让这位胸科医生给我开，就确定动手术。我没和爸妈说，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上海，我爸爸妈妈都在南京。但是开刀是要家属签字的，最后是钱绍昌签的字，他是同学，又是团员，那时候党团比妈妈还亲，党高于一切。两个礼拜后，我写信告诉妈妈，我的肺结核开掉了，被我妈妈骂了一通，开这么大的刀也不和家里打个招呼，我说现在蛮好的。动完手术后，傅培彬老师每天上班把他爱人烧的一碗鸡汤带给我喝。

小儿外科大有作为

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慈医院的普通外科，不是做小孩的，是成人外科。做了两年以后，教育部决定向苏联学习，在医科大学中建立儿科系。在此之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儿科系，当时欧美和中国的儿科是亚专业，要等到医科大学毕业做了几年医生之后，再去做专业儿科、耳鼻喉科等。但是苏联不一样，它的大学里就有口腔、儿科两个专业。所以教育部决定在国内建立四个儿科系，其中一个就在我们上海第二医学院。

当时广慈医院有一栋传染病新楼刚建好，就作为儿科实习的地方，教育部决定仿照苏联建立小儿外科教研室。医院从大外科抽人过去筹建，我的老师佘教授，成人外科的副主任，被叫去筹建。广慈医院有四个病区，其中一个病区是小儿。成人外科都看不起小儿病区，觉得那里面没什么技术，就看看小孩摔跤、骨折、阑尾炎、小肠气等小毛病。小儿病区最不显眼，大家都不重视，没人愿意去做小儿科，因为觉得做不出名堂。所以佘主任去筹建了半年小儿外科，成人外科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那时候教育部催促教研室成立的进度，我就自告奋勇去小儿外科，我觉得祖国需要就应该有人去做。于是我和成人外科的傅主任说：“没人愿意做，我去做，祖国需要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去了以后，佘主任说我年资太低了，只有住院医师和主任两个人是成立不了教研室的，中间还缺一个主治医生。于是我到成人外科动员杨永康医生，我们三个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教研室。就这样，我放弃了成人外科，自愿加入小儿普通外科。

到小儿外科以后非常艰苦，因为我们都不清楚小儿外科到底是什么，只是凭着一种国家需要的热情去做尝试。后来苏联专家带来一本小儿外科方面的教科书，很薄的一本，很简单。我们佘主任的爱人是广东人，有个亲戚在香港，就从香港书店里买了一本美国波士顿儿科医院的小儿外科书，托人带给佘主任。经佘主任同意后，我晚上就到办公室看这本书。那时候我还没结婚，一天到晚睡在医院里面，医院就是我的家，我一个人住在那儿看着小病人，没事就到办公室里看这本书。我一看，眼界大开，原来小儿外科非常复杂，我们之前做的小儿外科的范围太狭小了。实际上，小孩虽小，但五脏俱全，神经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整形、烧伤，还有很多种畸形，都要给他们动手术成为正常人。于是我就跟杨永康医生说：“小儿外科大有作为，我们要想办法把小儿外科变成各部门齐全的专业。”

后来我就开始认真搞专科，到成人泌尿科、胸科等科室学习，观摩他们开刀，再对照看书学习。我学会了各个专业，再教给年轻的医生。后来小儿外科搬到新华医院时，差不多每个专业都有专门的医生在做，已经成长为各个亚专业都齐全的小儿外科了。

边做设备边开刀

1963年，我被调到新华医院，儿科主任刘薇廷教授对我说：“小儿先天心脏病的患者很多，内科给患者吃药打针，但是这样救不了他们的性命，因为这是先天性的缺陷，不是吃药能够治好的，国外都是配合手术治疗。”主任让我想办法开展手术治疗，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小儿心脏外科的建设被耽误了8年，直到阿尔巴尼亚有两个留学生要到中国学习小儿外科和小儿麻醉，他们只会讲俄文和法文，就找到了我，于是医院把原来的小儿科手术室、病房、门诊室全部粉刷一新，我们又恢复到了从前的小儿外科的局面。我带了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一年，把他们教好，完成了任务。(https://www.daowen.com)

1973—1974年，原来的小儿科刘薇廷主任又来劝说我开展小儿心脏病手术，因为这个病的死亡率实在太高了。于是我们去革委会申请恢复小儿心脏科，革委会同意了，这是我真正从事小儿心脏外科的开端。

那时候美国的高端技术设备完全禁止出口到中国，我们的机器、手术器械根本不能适应小儿心脏病手术，于是我跟苏教授就开始自主研发小儿心脏病设备。手术器械厂按照我的设计要求，专门制造了整套的小儿心脏手术器械。过去打针都是硬针，打在小孩手上，小孩一动血管就戳破了。后来我看到国外有种软管针，打进去之后里面有根针抽出来，一个软的塑料管留在里面，小孩动也不会戳破，我就自己动手制作软管针。我还做过呼吸机、监护仪，配套开展小儿心脏手术。

奋斗与机遇

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小儿心脏外科发展确实比较慢、比较困难。我们设备的质量也赶不上国外，一年大概能做五六十台手术，但比过去好了一点。

到了20世纪80年代，突然碰到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我们国家小儿心脏外科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那时候邓小平同志提倡改革开放，所以国内开始引进国外的技术。正好，美国HOPE基金会的主席来到中国，他在上海停留了半天，到新华医院参观小儿外科。我和苏医生向他介绍了我们独立自主设计的设备，自力更生开展小儿心脏外科。他说从来没有见过一名外科医生边搞设备边开刀的，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开展小儿心脏手术，他非常佩服，想助我一臂之力，帮助我们进一步发展小儿心脏外科。

请示上海市政府以后，我们跟他签订了战略合作计划，合作的对象是美国波士顿儿科医院心脏外科，那是全世界著名的医院。对方提供了四个床位的监护设备、保护呼吸机等，提供了一间手术室所有的设备，包括体外循环、麻醉等一整套。我和刘薇廷教授也到美国学习，参观了波士顿儿科医院的心脏内科、外科。

在这样紧密的交流后，我们小儿心脏外科的水平提高很快，之后我们马上在国内办学习班，扩大治疗范围。我们双方对三年的合作都很满意，于是又签了三年。之后我们的水平就跟美国差不多了，并且在北京、武汉、杭州、南京建起了多家儿童医院，帮助很多儿童医院成立了小儿心脏专业。

六年的合作计划结束后，美国HOPE基金会觉得这六年的合作成绩非常好。基金会副主席问我能不能进一步合作，我提议建一家儿童医院，他出设备，我们造房子，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机遇，但是机遇来了之后，你怎么去想办法抓住。机遇跟你的努力奋斗分不开，只有奋斗了才有基础，机遇来了你才能抓得住，否则机遇不会站在你这一边。在小儿外科初创阶段我们研读的那本美国医学书，其实就是美国波士顿儿科医院心脏外科的著作，后来合作的也是这家医院，那本书就是这家医院出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机遇，就看你奋斗不奋斗，把握不把握得住机遇。

92岁的门诊医生

我现在92岁了，也不再开刀。因为前两年我得了直肠癌，手术以后我的体力跟不上了，而我做的手术都是比较复杂的，起码四个小时。如果是一般的小手术，现在下面的医生都可以做。

虽然不做手术了，但我每周都会去一次门诊。这个专业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这里面的感情难以割舍。另外，我觉得病人还需要我，所以我就一个礼拜看一次门诊。这些病人都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来的，咨询的人比较多。例如有的病人在省里看了以后给出了不同的手术方案，有的说现在开刀，有的说晚点开刀，有的说需要开刀，有的说不要开刀。家属很难抉择，那么他们往往会到我这里来，听听我的意见。我给他们分析整个情况以后，告诉他们怎么做比较好，病人就比较明了。还有一些手术，病情比较复杂，或者是在别的医院开过刀，但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还能做点工作，帮病人解决这些问题，我也很欣慰。

我还在医院里参加学术会议，讨论疑难病例，把问题集中起来讲一讲，聊一聊他们年轻的一代的工作情况。人生就是要工作的，每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成绩，几十年的时间，总归要做点事情。我觉得只要你用心去做一件事情，总归会成功的，没有做不成的事。当初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做小儿心脏病手术，但是事情定下来了，需要人去做，你就定定心心去做，总归能做出成绩的。

培养儿科医生的意义

1999年，教育部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取消了儿科学本科专业，向美国学习，改成通才培养模式。但取消儿科专业以后，问题就来了，现在我国缺少儿科医生。

儿科有儿科的特点，孩子和成人的疾病不一样，所以需要儿科医生。我们国家人口比较多，小孩的数量也比较多，需要一批儿科医生来维护这些儿童的健康。因为一个民族的重点要落实在下一代身上，下一代能够健康成长，那就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都重视下一代的问题，有的国家生育率越来越低，接班人很少，这样对整个民族的发展会有不良影响。所以培养儿科医生是下一代健康成长的保障，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做儿科医生不容易，一个是要非常有耐心，因为大人和小孩交流比较困难；一个是要跟小孩搞好关系，因为小孩很怕医生，所以你要有一种小孩喜爱的性格，这样小孩不会见到你就害怕。成为一名儿科医生，既需要接受教育，也要有天分和修养。

寄语交医

我想给学校的发展提两个建议：第一个是医科大学应当有手工操作训练。外科是一门手工操作，所以手一定要灵活，你得会用工具，手术才能做得好，这是很关键的。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最起码你要缝合得好，但是我们医科大学的教育缺乏具体操作。医科大学里应当有一个教学生缝合、敲打、拧螺丝等这类手工操作的课程。培养一名外科医生不能只念书，书要念好，手也要巧，像心脏冠心搭桥，那是多么细致的缝合，像绣花一样。学校却没有安排这样的课程，这些训练一直缺挡。

第二个建议是，在医科大学里安排生物医学工程课程，国外的大学里都有生物医学工程。现在我们内科、外科、诊断、手术用的仪器设备很多，医科大学的学生不一定会去创造生物医学工程方面的器材、仪器、设备，但应该了解这些东西的原理、构造和作用，这是以后从医的基础。如果能在医科大学里加上这门课程的话，对学生将来做医生会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