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自有“圣道”

医者自有“圣道”

医缘震旦

我读高小、初中、高中的时候，正是抗战时期，几乎天天都在逃难。我家里经济状况比较贫困，所以生活很艰难。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母亲又得了头疼病，繁重的家务劳动后总是犯头痛。那个时候我们住在汉阳，在汉口对面，每当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汉阳的归元寺里。

我母亲头疼起来非常厉害，我们就找附近的一些中医给她看病，但是看不好。我们没办法，就托人请西医，有人给我们介绍了汉口的一个西医。可是他的挂号费很贵，挂一次号要两个银圆。我们想办法弄了点钱去挂号，果不其然，看了两次我母亲的头疼就好了。

那天是高中放学以后，我陪母亲到他家里去看病，就看到他墙上挂着一张戴博士帽子的毕业照，旁边还有一页大学毕业文凭，我很认真地看着：上海震旦大学。哦，他是上海震旦大学毕业的，而且还是法国医学博士，我心里真是崇拜得不得了。我当时还在读高中，我就想，要是能够像他一样到震旦大学读书，将来当一名医生，那该多好啊，我一定要给很多穷人看病！带着这样的梦想，抗战胜利时我高中毕业了，就考上了震旦大学，我们有12个同学一起考上了震旦大学。所以我为什么学医，为什么要进震旦大学，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震旦大学在我大学毕业前两年，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一起，合并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事实上，合并前两所学校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震旦大学很“封闭”，我们读书全部是法文，老师都是法国来的，同学也有很多是外籍的，通用的语言都是法文。因此我们这些中学读中文的学生很难适应，学校就给你一年的时间去读法语特别班。我们有五个班级读法语，每个班级50个人。要求很严格，必须一年之内学会讲法语，学会看法语书，听得懂法语授课，每个星期都要考试。大家叫它文凭学校、证书学校。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你考一张张文凭、一张张证书，每个星期六下午校考，那是紧张得不得了。五个班级的学生等到一年下来变成了一个班级，因为四个班级都淘汰了。等到正式进入医学院，就完全没有人教法语了，因为默认你已经法语过关。

教医学课程的老师，包括解剖、生理、药学都是法国老师，都是用法语打印出来的教本，让你上课时做笔记，自己再把笔记打印出来。因为只有参考书，没有上课的课本，所以上课也很紧张。学校还特别避开每个星期六下午不上课，用来考试。这样的话，一年级读解剖、生理，你就得考解剖、生理的文凭。到学期完了就参加考试，而且需要通过两级考试。第一级考试是在教室的笔考，笔考打60分的人可以参加第二级口考，60分以下不能立即口考，但是可以补考，这样第三次考试及格了就发给你证书。所以我们每天就在准备考试，一点休息都没有。

上课的时候紧张地记笔记，记录不完全怎么办？下课赶紧找我们上一班的同学，拿他们的笔记和自己的核对一下，有哪些遗漏的，再找图书馆参考书补充。所以老师没有现成的书本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去整理。但是这样的学习效果特别出色，我们读书、实习、一人一具尸体做解剖，效果都是很好的。

可是考试的时候还是会犯难。先笔考，笔考及格再口考。口考的三位老师大部分是法国人，有一位可能是中国人。口考完全用法语，他问你几个题，有些题目很不好回答，因为考官是医生，一天到晚在开刀，解剖熟悉，然而我们是读书，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他不管。每个礼拜考，考到最后你行了，学校就发给你一张解剖学文凭。第一学期是解剖、生理，一直到后来的内科、外科等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教育制度好，好在什么地方？就是不用心的同学、成绩不好的同学，都淘汰了。

到了三年级以后，虽然大家都已经久经沙场，但是读内科、外科仍然比较紧张。到了后期，又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那是因为学校很重视实习操作。我们有两所实习医院，一所是现在的瑞金医院，还有一所是现在的卢湾区中心医院。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每天上午都到医院，服侍病人做清理工作，给病人倒夜壶，看病时跟着医生，就完全是医院的人。上午结束，医生就教你一门课，解剖学，看各种体征，就好像你自己做医生一样。五年级、六年级就到瑞金医院，内科两三个月，外科两个月，神经科两个月，去了就看你能不能得到文凭。

等到毕业的时候，你把这些文凭考全了，还有一场总的考试。总考试更厉害，完全没有限制了，就把你当医生问，你回答得出来就给你分数，回答不出来给你三次机会，三次不过就不行了。这个教育制度很死，逼着你发奋读书，但是太程式化，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家就感觉我们的思想没有一天是自由的。

我读书时，内科也好，外科也罢，脑中只有书本的内容，要我们再产生一些自由的想法，就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了。所以，能在这个学校毕业的人，基本都是不错的，但是都是脑筋固定的人。后来我们问学校的法国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们讲得很简单，他说我要教会你们实践，法文叫Pratique，就是说你会实际操作。我们说那我们脑子固定了，没有思想创造了。他回答说我不要发明家，我就要Pratique，要去做医生，做合格的医生。所以这类教育好的方面就是培养出来都是合格的医生，但是具有开创性思想的人很少。

相反，等我们三校合并了以后，就有点两样了。读书有奖励，读书有课本，每个礼拜也无须考试，就是等到放假之前考一考，轻松得不得了。合并以后读书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这个有好处，我们的思想没有了那么多束缚，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但是它也有缺点，它的教育得到的成效有高低层次的不同。我学得好能毕业，稍微差一点也能毕业。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教育模式。至于哪个更好，我们说自然地培养肯定更加可取。我们有读书的自由空间，比死读书要好，但是一定要启发学生们的自觉性，不是被动吸收，自然、自觉的读书方法比震旦的方法要好一些。

高山仰止

于我而言，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从毕业以后的经历来回顾，对我影响最深、真正教会我怎么样做医生的，是我的老师傅培彬。傅老师从小在法国和比利时学习，他在比利时大学毕业以后又做了十年医生，但是他牢记着他是中国人。那个时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要回国，尽管他在国外做得很好，他的老师要培养他当接班人，但他还是坚持回来了。

傅老师从小在国外长大，中国话讲不好，但他还是刻苦学习中文。我记得很清楚，他给我们上课，讲到髋关节的毛病，“髋”字多难写，骨字旁一个宽，他用法文上课按理不需要给我们写中文，但是他坚持要写“髋关节”三个字。这个髋字，他就写了大约半个黑板，我们当学生的都很感动。我心想，哪天我要能跟着这样的老师学习，那真是我的幸运啊。等到六年级的时候，我进了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实习分内科班、外科班。我们内外科都要学习，但是可以自己挑个重点，我就是因为傅医生而挑选了外科。我记得那个时候，内科教授是邝安堃，外科是傅培彬，两位都是顶尖的专家。邝医生中文好得不得了，他学识非常渊博，内科、皮肤科、血液科样样精通，所以当时选学内科的比较多。而傅医生比较老实本分，我因为自己的志向，以及我由衷地佩服傅医生的为人，选了外科。

这个时候我们当实习医生也有工资，记得第一个月是38元，当时已经算蛮多的了。因为我家里经济条件差，我拿了工资之后就给家里买点书、做点衣服。傅医生喊我去，他第一句话就问我的工资是怎么花的，我说我给家里寄钱买点衣服什么的。他说：“我告诉你，是我的学生，那要听我的，你工资的一半，必须吃掉。”我一听，心想我吃东西你还要管啊？他说：外科医生要有好的身体，一定要注重营养。那我说，还有另外一半呢？他回答，另外一半买书、读书，因为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好不好、知识广泛不广泛要靠读书。我心想大学读了八年，难道还要再读吗？你知道他怎么讲的？“你不要以为读完大学就有学问了，大学读完了，你只是懂得了怎样读书、要读哪些书，也就是说，大学毕业以后就晓得怎样进图书馆查书。但是只有这点知识不行，要好好地重新学习，你要不会读书，就做不好医生，更做不好外科医生。”而且他还要给我介绍一位老师。我想，他总归是给我介绍一位外科医生，结果一看，是陈家伦。陈家伦只比我高两班，也是汉口人。傅医生说之所以要介绍陈家伦当我的小老师，是因为陈家伦是邝安堃教授最得意的门生，他会读书，我要去向他学习怎么读书。第二天，我就老老实实地找陈家伦，跟他讲，傅医生让我来找你教我怎么读书。我那天的任务是一个甲状腺手术，我手上抱的书是讲外科如何手术开甲状腺。他一看是《手术学》，就说我这样子做只能算读了一半的书，因为要开甲状腺，就要晓得甲状腺的生理、病理，甲状腺有哪些毛病，哪些毛病属于外科、哪些属于内科。我说我大学不都读过了吗？他说那个不算，那个是基础知识，还要看内科的专业书。我一下子就懵了，原来读书做医生需要如此这般，不是外科就只看外科手术学。这么一来，我就意识到，傅医生不愧是我读书、行医、做人的真正启蒙老师。

傅医生是主任，他会随时随地出现在你手术台旁边。有天晚上值班，我那时还是小医生，我到病房收治松江来的一位老太太，等我来到病人床边的时候，发现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在给老太太洗脚。我一看目瞪口呆，怎么是傅医生？我说：“傅医生，你怎么给病人洗脚呢？”他说：“护士在那边备药，看她忙我就给病人先洗脚。”我心里想，你这么大个医生，你叫我们或者叫其他护士来洗不好吗？

手术时病人血压不好，那时我们血库刚成立，拿不到同样的血型，他一看病人的血型同他的血型是一样的，就要求抽他自己的血。我们都反对，说不能抽傅医生的血。他反问为什么，他说：“这是我的病人，我是健康人啊，我抽400 CC血无所谓，但对于病人来说就是救命。”这样输血后，病人的血压稳定了，他再开刀。我们大家才知道做医生是这个样子的。出院的时候，我亲眼看见病人的家属跪在傅医生的身旁表示感谢。看到这一切，我就更加坚定了做一名好医生的信念。

我进大学学医时，尚未形成究竟要做个什么样的医生这种概念，也没有考虑过要找什么样的老师。是我进了医院，耳濡目染傅培彬医生的一言一行，我才明白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医生，所以我从心里崇拜他，下定决心要跟着他好好学。

还有一次，傅医生突然提出亲自带学生开刀，开一个十二指肠溃疡，他让我先去看书。第二天上手术台，我心里很笃定。傅医生问我书读了没有，我说读了十二指肠溃疡怎么开，他问假如溃疡不长在十二指肠，长在贲门怎么办？我没有看啊，我只看了十二指肠溃疡。他说假使你一刀下去发现病灶不在十二指肠而在贲门，你再回去看书吗？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他说今天我帮你开这个刀，你做助手，回去再读书，读完了我再让你主刀。我心里倍感惭愧，读完了向他汇报。他说好，又加一句，对每一个开刀病人，不仅要读外科手术，还要研究这个病人的病理，这个病人的症状，开刀会遇到哪些意料不到的情况，等等。

我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懂得了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我牢记他对我的教导，我也把他的教导同样地讲给我的学生听。傅医生生前，每年他的生日我们都要到他家去看望他。我今年94岁，傅医生离开我们也已经30多年了。每年10月25日是我的生日，学生们也都会来看我，他们在24日就订蛋糕。所以你刚才问我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当中，哪件事情记忆最深刻，那么这件事，就是我一生最难忘也是最幸运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