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行医，一世仁德

一生行医，一世仁德

与医结缘，踏上学医路

1920年，我出生于广东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我曾跟随父母移居到香港。当时的香港，华人受人歧视。那段经历让我明白只有国强，才能民安。1937年，因为家父的期望，我考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当时的我懵懵懂懂，根本就不知道上海有什么医学院，但家父比较清楚，我后来才了解到圣约翰大学是上海的著名大学，由美国圣公会主办。

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踏上上海那天的见闻。1937年8月11日，我乘轮船出发到上海求学，13日晨到达吴淞口，刚巧淞沪会战爆发，上海被日本入侵。轮船虽然已经到达吴淞口却不进港泊岸。我到轮船甲板观斗，只见大海中日本军舰“Z”字形开来开去，我国飞机在空中呼啸而来，对海上日舰投弹轰炸，幸好没炸到我们的轮船。还好，翌日轮船终于靠岸，我安全上岸。

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本来就人口众多，加上许多难民，显得十分杂乱。而且租界外的战斗不停，炮声隆隆，黑烟四起。当时慈善组织“普善山庄”组织运输尸体的卡车不时从身边疾驰而过，使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我见证了这一段历史，更期待一个祖国自强、世界和平年代的到来。

圣约翰大学入学考试并不困难，据说是入易出难。校址在郊区，但为安全起见，学校在南京路上当时名为“大陆商场”的大楼三楼上课。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学制是要先读两年医学预科，学习基础课程，之后再进入医学院学习五年，考试合格发MD毕业证书。学校采用国外选课制度，每学期取得一定学分即可升级。考试评分分为四级：A、B、C、D，D等为不合格，必修课一定要合格，否则留级。

我当时对上课老师毫不了解，无从选择，上英文课遇到一位英国或美国籍教授，上课当然全部用英文，倒是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中文课读古文，我不知就里随意选了一位老师的课，不料老师是宁波人，说一口宁波上海话，对我这个初到上海的广东老乡来说，真是远比希腊语要难懂。好在经过我的反映后，院领导同意我调换另外一个老师。后来听说他竟然是中文教研组组长，他讲课时用普通话。到期末考试，我得分竟是一个“A”。他问我中学在哪里读的，我告诉他是在香港，他有点惊讶地说：“哦？！”我没告诉他我们每年暑假都请老师补习中文，因为香港大多学校不太重视中文教学。

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侵略军进入租界。我们读完预科2年，即将转到中山公园附近的中央研究院原院址上课。对我们来说，这样倒也十分方便。日军进入租界后，外国人多数已回国，有些进了集中营，我们的外国老师不知去向。难民第二医院和我们所在学院门口有日伪军站岗，我们出入要出示学生证，倒没有什么阻挠。

圣约翰大学原校址我们很少进去，只有上骨科、病理科（包括解剖学和生理学）才到学校。因为生理实验、解剖尸体的仪器设备都在那里，不能搬出来。特别是解剖尸体，尸体全部在库房福尔马林槽里浸着。我们学生三人一组，进行解剖学习。解剖课比较简单，对照教科书来做，由年轻老师指导，进行得很顺利。

我的实习医院和住院学习医院是华山医院。当时圣约翰医学院没有自己的实习医院，但它是美国教会办的，教会办了许多医院，如仁济医院、宏仁医院、同仁医院等，和圣约翰医学院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当时的宏仁医院院长是我们学校的妇科教授，是圣约翰大学校长的儿子，该院医生中有许多圣约翰医学院的毕业生，所以我开始是投考该院的。在宏仁医院录取通知出来之前，黄铭新教授告诉我华山医院有实习名额。黄老师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医学院，之后又到美国宾夕法尼亚深造，获得博士学位，是内科名医，是圣约翰医学院的内科教授，我们内科、药物科等课都是他教授的，并且他还负责医学院很多行政事务。

黄铭新老师和上海医学院的乐文照教授都是内科专家，乐文照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回国后到上海医学院担任内科教授，兼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即今日的华山医院）院长、内科主任。抗战时上海医学院迁往重庆，只有部分师生员工留在上海。因此，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等当时都缺乏青年医生和实习医生。乐文照老师便同黄铭新老师商量，考虑到圣约翰医学院有不少毕业生需要实习而没有正式的教学医院，于是黄教授便向乐文照教授介绍了几位即将毕业需要实习的同学去华山医院实习。结果因缘际会，我通过了面试、体检，在华山医院学习工作了五年，先后担任实习医生、妇科住院医师、妇科住院总医师等。

抗战胜利以后，在重庆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的教授、师生们全部返回上海，接管医学院及各附属医院。乐文照教授离开华山医院，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原来的大外科主任黄家驷教授因战事从北京协和医院来到华山医院工作，他被称为“中国胸外科第一人”，但工作了一段时间便回北京了。

辗转腾挪，跨界两结合

在华山医院工作多年，为什么我要转到仁济医院呢？ 1948年，原在仁济医院妇产科的同班同学准备出国，仁济医院妇产科医生将有空缺。平时我和她很少联系，但相互情况还是了解的。我当时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妇产科任住院总医师，同年秋季将升为主治医师。医院同事和上级医生对我都很好，虽然我不太想走，但在她的劝说下，又考虑到当时的各种情况，我还是转到仁济医院当一名妇科主治医师。

到了第二年，1949年我在仁济医院外的福州路上目睹了解放军许多战士进入上海市，握着步枪，在极度疲乏的情况下，为了不扰民，排排地睡在街边人行道上，这种情景让我深刻感佩中国人民解放军铁的纪律，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自那时起，我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种子，不断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激励自己。

来到仁济医院数年后，1956年国家发出号召，西医须学习中医，上海中医学院也在那个时候成立了，给出的招生条件很好，脱产学习时薪水照发，学完后原职原薪原单位。为了响应国家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我参加了上海中医学院（现名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脱产学习中医。其实我当时有所顾虑，以前我一点都不了解中医，但在院长、党支部书记、科室主任的鼓励下，我毅然前往。我觉得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我觉得很荣幸，就此开启了中医生涯。(https://www.daowen.com)

尽管我学习了中医，但我在西医方面基础更多一些。中西医区别还是很大的，比如西医讲肺炎、咳嗽，中医讲伤寒、痰火。当时听课听不太明白，只能自己看书，接触病人，以此慢慢理解参悟。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刚刚成立，校址暂设在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楼，任课教师很多都是上海有名的老中医，每人讲一课。教材在上课前由老师分发给学生，并没有正规的课本，是临时刻印的。后来才慢慢地由固定老师上课。中医内科是基础，所占课程比重较大。其中，妇科也由一位老中医系统讲授，其他如外科、针灸等只是简略讲授。

三年学习结束，要写毕业论文。毕业后我被安排到上海公费第五门诊部实习，位于青海路44号，即现在的岳阳医院门诊部。那里有许多颇负盛名的老中医。我在妇科门诊，说是实习，却没有正式带教医生。为了增补自己的中医知识，我拜了中医妇科名家陈大年为师，继续学习。陈大年的父亲是沪上妇科名家陈筱宝。陈老师很忙，每周只有两个半天的门诊和带教，我们跟着陈老师看病、抄药方，听他讲解理、法、方、药，以此提高自身的水平。

在第五门诊部实习一年后，我想要回上海第二医学院。我找到仁济医院原妇科主任，他说我出去学习三年、实习一年，四年间科室人员流动变化不比以往，目前科室名额有规定，没有空余名额，但二医的瑞金医院正好要举办“西学中”扫盲班，所有的科室人员都要学中医。原本他们想请老中医来讲课，又担心大家不能理解老中医讲解湿热痰之类，考虑到这只是个扫盲班，便建议我们这些既学过西医又学过中医的人去讲，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接受。于是两个礼拜一班，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所有人员，包括主任、教授都要来听课。我在瑞金医院上了一年课后，组织上让我到新华医院成立中医教研组，与新华医院的中医科合并在一起，给二医儿科系的学生上课。新华医院是西医医院，因此中医科办公室很小，只有一个房间，两个主任和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备课、休息。当然中医科还有不少医师，但他们另处一室。这样大概过了两年左右，中医教研组被解散，1963年，我便前往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工作，一直做到退休。

说来惭愧，毕业后一直做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学术研究不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以西医为主，有妇科、产科、计划生育、小儿科。党中央重视中医，妇幼保健院成立了中医科，起初从江苏启东请了一位名老中医主持，当时就他一个人，后来又陆续请了几位中医带徒班毕业的青年医生，再后来请了几位上海中医学院毕业生，我却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不过，中西医的双重背景为我的临床工作实现“跨界结合”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基础。自此，我一边组织开展妇科手术，一边开展中医治疗。

中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疗体系。中医药有数千年的治病经验，西医检查方法多，也有良好的疗效；如能取长补短，定能提高各自的水平。1970年，我试用中药天花粉针剂杀死子宫外孕异位绒毛组织，提高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方法治疗急性子宫外孕，疗效显著。近80年从医生涯中，我还对妇科常见病、疑难病及不孕症有着丰富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经验，取得良好效果。

妙手仁术，善医无煌名

现如今病人实在太多了。很多老医生在努力研究，总结经验。我希望年轻的医生也能这么做，好好学习，好好为病人服务，有时间多看看书，有条件多做些科研。

虽然我在1937年就来到圣约翰大学，但是很可惜，由于当时国难当头，社会混乱，条件限制，同学间很少交流，我没有在圣约翰大学上课时的老照片，读书时的教材也几乎没有了。我们当时的教材都是英文原版的，解剖学、内外科的教材是国内外医学界统一的几大本，后来在仁济医院工作的时候，有位教授的女儿也要学医，买不到原版教材，问我借，我便送给她了。我毕业的时候，学校发给我两张毕业文凭，一张英文，一张中文，英文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证书，中文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证书。上面没有成绩的，成绩单是另外的，除非当时要去国外读书，需要成绩单，一般就只发毕业证。我毕业时，外国人都跑光了，所以我当时发的文凭已经不是外国校长签名的，而是倪葆春院长签名的，他那时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院长，后来做过第二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2005年，第二医科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合并，成为上海交大医学院。倪葆春院长去世前孩子也不在身边，他离开以后，用过的书、书架等物品都留给了图书馆。也很可惜，我的毕业文凭都没有了，当时证书上的照片里我还戴着博士帽。

我们这些校友们，年纪都越来越大了，有些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历史都在我们的肚子里，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还能记得，你们能抓紧时间，把前面的历史补起来，是非常可贵的。现在操场还是那片操场，是原震旦大学的，可惜的是由于南北高架建设，大礼堂被拆掉了。可能过几年医学院要从重庆南路那里搬出去，那里很多建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都是震旦留下来的。不管是圣约翰大学，还是震旦大学，在上海都是非常有名的，是很辉煌的。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医学生不知道这些历史，通过我们这些校友了解以前的那段历史，补全这段历史，让后面的医学生知道我们还有一段如此光辉的历史。

致读者

大医精诚济苍生，仁心仁术铸医魂。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旁，上海市名老中医诊疗所静静伫立。每周一上午，李国维都会来到这里坐诊，尽管已逾期颐之寿，他依旧鹤骨松风、神采奕奕，为慕名而来的各地患者把脉问诊。李老说：“只要病人需要，我就愿意为他们奉献一份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