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精至微之医术,至诚至热之医心

更新于 2026年10月26日 版权声明
至精至微之医术,至诚至热之医心

口 述:苏肇伉

时 间:2020年11月5日

地 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史馆

访 谈:刘军、江浩艳

记 录:董娴

摄 影:刘宇翔

整 理:董娴

我是1938年在上海出生的,中学就学于教会学校上海市私立圣方济中学(现上海市时代中学)。1956年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学制五年。医学院的学习比较紧张,要背的东西比较多,医学物理、生理解剖等课程难度也很大。当时学校比较重视实习,理论学习后马上就安排我们上临床,这种医教结合的方式有利于我们吸收相关的医学知识。因为当时医学院重在对外输送临床医生,而不是培养基础研究人员。而现在的医学生培养模式,基础知识教学所占比重较大,我认为这种方式有利于培养更高级别的医生。国内外大学医学院的主任或教授都是既懂临床又能做科研,现在的医学教育更适合培养这种人才。

毕业后我在附属新华医院工作。那时医院缺少眼科医生,我先在眼科门诊工作了半年,然后再转到小儿外科。1963年,丁文祥医生从广慈医院调到新华医院工作,之后我便一直跟随丁医生。一开始,小儿外科只有丁医生和我两个人,这个科室包含心外科和胸外科。1964年、1965年,在仁济医院王一山等医生的帮助下,我们开始尝试做人工心肺机的体外循环动物实验,然后再做5~7岁儿童的手术。“文化大革命”后小儿外科并入成人外科,手术室被关闭,相关医务人员或下乡或下厂。1973年,医院要求重组小儿心胸外科,当时的小儿内科、小儿外科和小儿麻醉科合作建立了小儿心血管组。1974年,我们自行设计和生产了小儿心肺机,开始了第一例婴幼儿心脏外科手术,当时手术的施行对象是一个三四岁的幼儿,病症是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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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苏肇伉接受上海交大医学院档案馆口述史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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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程中苏肇伉向访谈人员展示在二医就读时的老照片

我和丁医生分工合作,完成小儿心胸外科的工作。丁医生负责外科手术台上的工作,我负责人工心肺机的运作。当时的环境是比较艰苦的,我们一没有经验;二没有外汇,边看书边摸索,自行研发制作的小儿人工心肺机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每次手术都如履薄冰,也曾遇到心肺机部分组件漏血的问题,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手术。当时只有一名护士做我的助手,遇到困难或突发状况只能独立思考,及时解决问题。就这样我做了四年的体外循环灌注师,直到四年后工农兵学员作为后备力量来到医院,我开始转做小儿心脏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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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二医排球队在上海市排球联赛中获得冠军(第二排左四为苏肇伉)

治小不治大,挑战婴幼儿危重复杂先心病

自此到2008年底退休为止,我一直从事的是小儿心脏外科的工作。儿科在老百姓口中被称为“哑科”,因为小孩子是不会描述自己的感受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儿科医生所面临的挑战比其他科室的医生要大,因为科室与科室之间只是专业不同、性质不同,每个科室都有自己的规律,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比如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我认为手术介入一定要抢在病童的小婴儿阶段。我国每年的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数量都在15万以上,其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婴儿在一年内死亡,或转化为难以治疗的先天性心脏病。为年龄稍大一点的患儿做手术,预后往往较差。而小婴儿器官较新,手术后恢复较快,如果在患儿4到6个月内对其进行手术,可以大大降低患儿死亡率。据我自己的统计,1974—1990年,新华医院对6月龄以下患儿的手术量仅为68例,其他均为2岁至5岁的患儿。所以,我提出了新生儿、婴幼儿危重复杂先心病急诊手术的概念,并进行了相关的临床实践和技术探索,之后手术成功率从研究前的71.4%提高到95.6%。截至2000年底,我们为小儿先心病成功施行手术10 0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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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深低温体外循环停循环技术应用于婴幼儿心内直视手术的系列研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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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危重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急诊外科技术研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努力终有回报,机会倾向于有准备的医院和医生

我还想讲讲美国HOPE基金会(世界健康基金会)对于我们医院的帮助。1974年前后,美国HOPE基金会主席到中国参观,上海是他继北京和杭州之后的第三站。基金会在参观新华医院之后,对于我们能够在艰苦条件下自力更生,在一年内将小儿心胸外科的手术量从100例增加到150例的成绩表示极大的赞赏。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的健康教育机构,他们认为,鉴于我们前期的工作成果,如果对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和培训,一定可以获得更大的成绩。自此,医院开始接受基金会的帮助。基金会派出多位老师向我们传授心脏健康方面的知识,他们均为国际上相关领域享有盛名的医生和护士。每年,我们也派出科室的医护人员到美国等地参加专业培训。此外,基金会还为我们配备了手术设备、可容纳四位病员的监护室设备和一套小儿心内科导管室设备。通过上述帮助,我们的手术技术突飞猛进,年手术量从150例增加到500例,并且逐年增加。到目前,医院与基金会还保持往来,常年组织医务人员赴世界各地考察、培训和进修。

我的老师丁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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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祥

我的老师丁文祥医生是我国小儿心胸外科创始人,在我看来,他是“医工结合”的典范。生活中他喜欢改装各类器械,会自己修理钟表。他家住新华路,离医院较远,就自己给自行车安装电动马达。(https://www.daowen.com)

丁医生在医学与工程结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研制了国产小儿人工心肺机、婴幼儿手术专用器械、国产肺膜、先心病修复材料等。他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发明的空气灌肠器,在肠套叠患儿的治疗方式上实现了突破,使大多数罹患该病的婴幼儿避免了开腹手术。这一发明极大地减轻了患儿的痛苦,降低了手术费用和死亡率,在临床上一直用到今天。

摸着石头过河,研制小儿人工心肺机

这里,我想谈一谈丁文祥医生研制的小儿人工心肺机。1957—1958年,国外已经开始在心脏病手术中使用人工心肺机,用机器的心肺暂时代替人的心肺,在一个小时左右的心脏停搏时间内修补心脏缺损,手术后再恢复生理上的心跳。1965年我们没有进口设备,只有仁济医院和上海医疗器械厂合作生产的人工心肺机,这种心肺机只能服务于成人和大龄儿童。1973年,医院要求重组小儿心胸外科,我们便开始尝试自己做适合小儿的人工心肺机。丁医生找到上海电表厂,与厂里的工程师一起边研究边实践,在一年内自主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小儿人工心肺机。

在完成设计与制作后,我们开始做动物实验,再从动物转向临床。这中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比如在人体实验中,我们在人工肺的技术上遇到困难。后来丁医生组团小儿科的代表队去日本参观,在参观中发现日本在深低温停循环技术中用的人工肺是膜式的,膜式氧合器模仿人的肺泡来降低对人体损害。于是我们借鉴日本的经验,对人工肺进行了革新,转用膜式人工肺。一代人工肺是碟片式的;二代人工肺是鼓泡式的;三代人工肺,也是现在仍在应用的膜式人工肺,是利用聚丙烯膜,实现类似纯水过滤的仿生效果。这次改革克服了深低温停循环的技术难题,为新生儿、婴幼儿复杂先心病的外科治疗提供了基本的条件。1974年,我们用自行设计的小儿心肺机施行了我国第一例婴幼儿心脏手术。

大医惜才不问出处

丁文祥教授非常重视培养科室里的年轻医生,在我之后科室有四位工农兵学员,是刘锦纷医生、徐志伟医生、朱德明医生和史珍英医生,他们都是工农兵学生中的骨干。某年医院动员工农兵学员去做行政性工作,这对于热爱医学专业并且已经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一定成绩的工农兵学生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丁教授不认为他们读书少就应该去做行政类的工作,而是鼓励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参加复读,进修基础知识,完成相关内容的学习。后来他们中有两位成为博士生导师,一位成为硕士生导师,一位成为监护室的负责人。这对我们科室的建设和后续接班人的培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和丁文祥教授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在工作中遇到观点有分歧的情况,我们往往放下师生间的包袱直言不讳。他对医学的热情、对学生的关爱、对下属的包容,一直鼓舞和支撑着我,使我克服一个又一个医路上的难题与困惑。

我的母亲苏祖斐

我的母亲苏祖斐其实是我的姑母,在叔辈中排行老大。她是儿科专家、儿童营养学家。她救助过很多病人,又乐于帮助别人,即使在家休息,电话一响她就披衣起身,出门应诊。她的言传身教使我走上了儿科医生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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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祖斐

坎坷求学终成医

母亲选择医学为终身事业,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她于1898年在上海出生,中学先后在民立女子中学和清心女子中学就读,大学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战争关系交通阻断,又转入上海沪江大学。当时她的母亲患有内痔,经常失血,中医西医屡治不效,曾遇到一个庸医,被误诊为心脏病,处方洋地黄溶液,服用后几乎昏厥,后经德籍医师抢救,总算醒了过来。这些经历促使她决心学医,并选择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是八年制的,其中有三年的预科下放到全国八所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也是其中之一。母亲在沪江大学拿到了所需要的学时和学分,便准备报考协和医学院了。当时协和医学院招收新生,以24岁为限,可是母亲当时已经27岁。好在那时没有户口本,也没有身份证,母亲自降3岁报名,通过考试后被协和医学院录取了。

在实践中摸索儿童营养与疾病的关系

1934年,母亲从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应聘到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任小儿科主任。在工作中,她开始关注饮食与疾病的关系,在以后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一直把儿童营养学作为重点。当时人民生活水平很低,营养不足,抵抗力差,患儿的病死率很高,但是湖南患儿死亡率却很低。她在图书馆看到一篇关于滴定维生素含量的论文,觉得这可能与当地丰富的维生素供应有关。后来经过多次动物实验,证明她的猜想是正确的。1937年她回到上海,为难民儿童服务。难民收容所有很多脚气病和干眼病病例,这两种病是与维生素B1和维生素A缺乏相关的。我母亲觉得当时收容所的难童天天吃萝卜干与洋籼米,维生素极度缺乏。后来她每天磨制豆浆送给难民饮用,病情就被逐渐控制住了。

母亲写的第一本营养学著作《儿童营养》出版于1933年。当时没有类似的营养普及类中文书籍,母亲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向营养师请教儿童的膳食搭配问题,三易其稿,最终成书。这本书再版两次,共发行了1万余册,但还是一册难求。母亲是儿童营养学专家,自己的日常饮食也常年遵循科学营养之道。她长期服用维生素片剂,膳食上并没有特别的讲究,但是保证品种的多样性。

母亲晚年身体健康,思路清晰,82岁时还去国外参加学术活动,98岁写就《苏祖斐百岁回忆录》。她的长寿得益于良好的饮食习惯,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乐观开朗的性格。她早年学过钢琴、热爱背诵诗文、欣赏京剧和昆剧,晚年还请老师到家里教授太极拳。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母亲不会放在心上,更不会和我们说,因为她不想因此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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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建校四十周年校友合影(第一排右三为苏祖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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