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的青春记忆，传奇的人生经历

无悔的青春记忆，传奇的人生经历

老团长的话指导我人生

我是共和国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我们把青春奉献给了北大荒和西藏高原，我们的青春与共和国同行。20世纪60年代末，18岁的我响应毛主席号召，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我们在兵团站过岗、修过路、盖过房，种过地、刨过冰、当过炊事员、做过团部的招待员。5年的兵团锻炼，我磨炼了意志，学会了独立和坚强。在党组织和老一辈的教育培养下，在自己的努力下，我被评为师先进个人并参加了师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73年6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我23岁。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入党审批会上，老团长说：“我们在战争年代，入党意味着要掉脑袋，牺牲生命，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都是共产党员冲在最前头，目的就是解放全中国，给下一代好的生活。今天是和平年代，希望你们年轻人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艰苦奋斗，要谦虚，工作中要敢于挑重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于党，永不叛党。”这段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使我认识到党员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党员要敢于付出，乐于奉献。这种理念指导了我的一生。

人生的重大选择

1973年9月我来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系学习。4年的大学生活，我学到了医学知识，也懂得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者仁心”是医务人员的责任和使命。我毕业后本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但是，当我听了二医援藏医疗队的报告，看了学长谢白羚在西藏工作的录像，知道西藏缺医少药，非常需要医生，我心动了。我是一名党员，是医学生，为了改变西藏缺医少药面貌，主动向学校提出申请，自愿到祖国最需要、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因体检不合格，进藏名单里没有我，于是我找到学校的领导—左英书记，经过积极努力，最后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去西藏。

选择西藏就是选择了奉献，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奉献

我们是1977年4月离开上海，5月到了拉萨。进藏路上，我高原反应特别厉害，所以组织上建议把我留在拉萨。当时，我谢绝了领导的照顾，希望自己到最艰苦、条件最差的地方去工作。最后，在我坚决要求下，我被分配到海拔4 000多米的蒙达区卫生院工作。

蒙达区是一个边境县，条件十分艰苦。蒙达区卫生院除了几间土坯房子，还有一些零碎药品；没有X光机，没有心电图机，也没有化验条件，所以我们靠着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表在那里坚持工作。我们是儿科医生，但在西藏基层什么病都要看，既要做医生，也要做护士，还要做管理。通过自己的锻炼学习，不断探索，我掌握了更多的医学知识，治疗了不少疾病。蒙达区海拔比较高（平均海拔4 000多米），我们经历了语言关、生活关、环境关和骑马关。经过这“四关”，我们才能更好地融入老百姓当中去，为老百姓治病。同时，我还经历了各种难以预测的生死考验，比如心脏骤停、心律失常；下乡授课，突发阑尾穿孔，并发腹膜炎中毒性休克；下乡检查基层保健网点时，途中翻车，两只车轮飞入雅鲁藏布江，差点命丧黄泉；高原流产、死胎引产，第三次怀孕因为前置胎盘大出血，由救护车送医院才得以保住性命。在生死考验面前，作为党员、医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病人，是为改变西藏缺医少药的面貌，很少考虑个人。在海拔4 000多米的蒙达区，我们跋山涉水，走村串户，治疗了上千例的危重病人，和西藏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老百姓把我们当作“神人”、好“阿姆基”、最亲的亲人。

1985年我调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新建的西藏山南地区妇幼保健院任保健部主任。当时，为了了解山南地区妇女儿童的健康情况，我们走遍了山南地区三分之二的乡村。有一次疾病调查时没有马匹作为交通工具，我们翻山越岭，在海拔4 000多米的艰苦环境下，步行了8小时才到目的地。我们共调查了上万个藏民，为基层建立了妇幼保健网点，还培训了妇幼保健人员，开展了8项基础调查，写了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我和朱院长主编了《山南地区妇幼保健》杂志。其中，三项调查项目被评为山南地区科技项目二等奖，三篇调查报告被山南地区评为优秀论文三等奖。(https://www.daowen.com)

通过我们的积极工作，山南地区的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率明显下降。199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国家卫生部妇幼司、自治区卫生厅领导检查山南地区妇幼保健工作时说：“你是搞妇幼保健的，在你们的努力下，山南地区的妇幼保健工作发展比较快，各项指标都达到85%。”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柏克先生在视察过程中高度赞扬了我们的工作，他说：“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你们能达到现在这种水平，真不容易，你们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通过我和同志们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卫生部和西藏自治区领导的认可，我的团队被评为西藏自治区卫生系统先进集体，我个人被评为西藏自治区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健康报》以《高原上的马莲花》和《雪山不会忘记》为题专门刊登了我们的事迹。16年的行医之路虽然非常艰苦，但是我是一名党员，在老西藏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鼓舞下，向梦想出发，即使再累再苦，绝不后悔。选择了西藏就是选择了奉献，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奉献。

勇气来自家人的支持与鼓励

我的父亲是一位离休干部，曾经是一个军人。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三线建设，20世纪60年代他带着家人从上海迁到陕西临潼。我的舅舅是一名名厨，曾经为老一辈中央首长做过饭，1955年政府派遣他随班禅到西藏日喀则工作。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在去西藏工作问题上，他们给了我支持和鼓励，也给了我力量和勇气。

报名去西藏的时候，开始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和郑尧坤说：“你当我的男朋友行不行？”他看看我，没反应过来。我说：“我要到西藏去，因为身体不是特别好，你当我的男朋友我心里就有底了。”他没回答我，但大家都认为我们两个是未婚夫妻的关系，进藏的时候，我高原反应非常大。我们坐汽车到沱沱河，海拔6 000多米。我们两个人是保健医生，每个人带着个药箱，是给当地藏民做保健，我去上厕所，一下子倒下，鼻子都出血了，我输氧输盐水，迷迷糊糊跟着车子就进藏了。到了拉萨，休息了一个礼拜以后逐渐缓过来了，休整好以后就开始分配工作，我就对组织部领导说我不留在拉萨、我要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在我的坚决要求下，我被分配到蒙达区靠边境的地方。进藏一路中，因高原反应厉害，并没有心情谈恋爱，但在无形的工作接触中和艰苦环境中相互帮助鼓励下，我和郑尧坤因有共同的理想和志向、共同的工作性质，又是同学，逐渐产生了感情，一年后我们在西藏蒙达区结婚了。虽然当时我们没有举行婚礼，甚至都没有拍结婚照，但我们感到很幸福。

西藏生活历历在目

我们离沪前学校、新华医院送我们四个大木箱。我们买了器械、药品，还有一些医学书，因为到那里是全科医生，什么病都要看；还买了一些米、面粉、挂面等带到西藏去。刚到西藏蒙达区卫生院，我们就把卫生院的房子隔成两间，一间是门诊，一间是住院病房。因为藏民吃生肉，吃糌粑，小孩患腹泻、上消化道出血特别多。除了给西藏同胞治病，我们还经常烧大米稀饭、煮面条给他们吃。我们从上海带的食品，我们自己都不曾吃过。我们把病人当作自己的家人，西藏老百姓非常感动。

西藏这一路走来确实也挺艰辛的，但是我觉得很快乐。藏族同胞好客、单纯、朴实，如果他们信任你的话，你遇到危险，他们会用生命去保护你。其实最担心我的还是我爱人，边境情况相对复杂，因为工作需要，女同志有时也得下乡出诊。为了安全需要，区里派一个藏族男干部陪同我一起去。为了顺利开展工作，我们向藏民学藏语，和他们在一个食堂吃饭，跟他们一块儿劳动，时间长了，就和他们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会说藏语了，交流顺畅以后感情就特别深，所以老百姓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蒙达区生活时，取暖都是用牛粪，牛粪拾回来以后贴在墙上把它晒干，墙本来就像土堆，晒干后扒下来就烧；也有烧羊粪的，所以我们身上全都是羊肉膻味。第一次回家探亲坐在火车上，有人说我和爱人身上有一股味道，我们解释说我们吃的是牛羊肉，但我闻不出这个味道。我去的时候那边医务人员特别少，老师也少，没有交通设施，老百姓居住的地方山上山下都有，比较分散，看病是很不方便。

蒙达地区生活非常艰苦，也比较枯燥，没有什么文体活动，比如电影之类的，我们除了看病还是看病。天天早上一起来，老百姓已经坐在门前开始排队看病，我们一般看门诊到中午，吃点饭再去处理住院的病人，一天到晚除了学习就是看病。因为我们刚刚毕业，还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技术，所以不断看书、看病，讨论病史，探讨治病的好方法，也积累了不少临床救治经验。虽然生活很艰苦单调，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开心，过得也比较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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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攀高望远的蓝图已经绘就，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身为历史的见证者和未来的建设者，我们必定把前辈当作榜样，拥护党的领导、坚定制度自信，脚踏实地、接续奋斗，将我们的一生融入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事业之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把一生献给祖国，用奋斗续写辉煌，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建功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