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的最好见证

雪域高原的最好见证

踏上援藏之路

我于1959年毕业于上海市卫生学校检验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市高血压病研究所，主要从事实验室工作。1975年6月，我作为一名解放军军人家属，克服了子女年幼的困难，毅然报名参加了上海市第二批赴藏医疗队。上海市第二批赴藏医疗队一共有63位同志，其中有来自二医基础医学院的8位老师、瑞金医院的16位医护人员。

1975年6月9日，我们踏上了赴藏之路，坐了三天的火车于6月12日到达甘肃的柳园火车站。经过两天休整，我们从柳园又出发上路了。正好青藏公路大修，我们随车一路颠簸，行驶在狭窄的便道上。从柳园到拉萨行程总共1 160公里，其间翻越17个海拔4 000～5 000米的制高点：当金山、昆仑山、火焰山、唐古拉山、沱沱河、那曲等，途经7个解放军驿站过夜住宿，最后过了羊八井，我们终于到达了拉萨！在路上整整度过了10天！

1975年9月1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我们刚到拉萨不久，就参加了庆祝大会。庆祝大会的入场券我也一直珍藏着，并于近期捐赠给医学院档案馆。

救人是第一位的

赴藏两年，我有一年半在拉萨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工作，还有半年我参加了到日喀则江孜县的巡回医疗工作。

我一到拉萨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就受到了来自藏区、四川、河南、山东、辽宁、湖北等地的同事们的欢迎，他们开了欢迎会。我也很快融入他们中间。我很敬佩他们，能在当时食物供应不足、高原缺氧的情况下，长期坚持在西藏工作。我觉得我作为一名援藏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学习，尽快适应高原环境，进入工作状态。我想，我和他们既是同事，又是朋友，我们应该相互学习、资料共享，和他们一样上班、下班、值夜班，如果他们遇到困难，我也要主动帮忙。我们在工作中从来不分你我，有时清洁工作缺人手，我会主动去干。就这样，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

拉萨市海拔3 650米，是个日光城，昼夜温差很大。当地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困难，生活物资、水电燃料都很匮乏。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点蜡烛照明的。用水也很不方便，当时在宿舍室外装了一个水龙头，大家用水就用水桶提水回房间用，冬天水龙头冻住就断水，要等日照时间长了，水化开以后才可以用水。上厕所就更不方便了，要冒着天寒地冻，步行到30米以外的地方。面对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我们自发地想出了很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https://www.daowen.com)

在这里感触最深的是西藏的缺医少药。拉萨自治区人民医院是没有血库的，如果需要输血，都是靠临时解决。急诊抢救车祸之类的病人，首先得到需要血源信息的是检验科。因为急救的第一步就是被救者要检验血型，第二步找相同血型者献血，最后检验科抽血完成血源准备。所以我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献血是为拯救他人的生命，救人是第一位的。那时，我时刻准备着紧急情况下献血。1975年10月，在我排队检验血型的时候，科里同事劝我说：“你刚来拉萨，高原生活还没完全适应的话，你就免了罢。”我一面谢谢他们的关心，一面完成了抽血检验，坚守了我的信念：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参加巡回医疗队

1976年6月到1977年1月，上海医疗队有6名同志参加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组建的江孜县巡回医疗队，我也是其中之一。

巡回医疗期间，有三件事让我至今都记忆深刻：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和当地藏族同胞之间结下的亲密感情。我们到江孜以后就深入藏胞中间，用简单的藏语和他们交流，手把手地教他们怎么使用体温表，怎么量血压……他们也用糌粑、酥油茶热情地招待我们。晚上回到宿舍，他们和我们一起联欢，一起唱歌跳舞。有一次，一位产妇将要分娩了，当时情况很危急，我和上海市儿童医院的一位姓范的医生紧急联系了附近的驻地医院，联系好车辆，把产妇安全地送到江孜县人民医院，使她得到了救护，得以顺利分娩，母子平安。

第二件事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西藏的地域广阔、人烟稀少。有一天，我外出巡回医疗，一个人背着药箱在茫茫草原走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帐篷，原来是有部队在拉练。看到他们，我就像遇到了亲人一样。非常巧合的是，部队中还有一位来自上海嘉定县（现上海嘉定区）的老乡，感觉特别亲切。我清晰地记得，他当时送给了我一小听水果罐头，让我特别感动。

第三件让我感受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江孜县的生活，我觉得比拉萨更加艰苦。比如说用水，如果我想洗洗头发，只有一盆冷水加半瓶热水，怎么洗头呢？就用吃剩下来的空罐头，舀点冷水，再加点热水，一点一点地这么洗，没有多余的水可用。

从江孜县回到拉萨以后，没有多久我们就要回上海了。拉萨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给我们开了欢送会。我非常珍惜赴藏医疗队之行，当时就跟我们一起来的医疗修配厂的高玉珍师傅商量，决定问藏族同胞借一套藏服，拍一张西藏的照片留下来。我现在一看到这张照片，就回想起援藏医疗队的工作和生活，这是我最好的见证和最好的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