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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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新年礼物

1937年10月，我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廊夏村（现浙江省余姚市廊夏镇）。1949年以前我亲眼目睹了上海市场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老百姓唉声叹气。当时我父母成天愁眉苦脸，对生活非常担忧。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我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我突然感到昨天和今天完全是两重天，老百姓都欢天喜地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53年，我报考了护士学校。在护士学校，我碰到了我的贵人、我的好老师—三位党员老师。她们不仅教我们专业知识，还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上的帮助。1954年6月13日，我加入了共青团。1955年元旦，我刚满18岁，她们送给我一份元旦礼物—《中国共产党党章》，并在党章的扉页上写着：“毛达娟同志：这本党章送给你作为1955年元旦礼物，希望你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努力，以党员标准锻炼自己，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我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共青团员，是党的后备军，入党是我的理想。这本党章写有老师殷切的期望、关怀，已成为我一生的信仰和精神支持，一直珍藏在我身边将近70个春夏秋冬。

1955年我通过高考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学习。在五年的大学学习中，我克服学习上的各种困难，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经常以党员的标准来对照自己，争取党员同志、党组织对我的帮助，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经过不懈的努力，在大四，即1959年6月19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1960年我毕业留校，分配到卫生教研室，成为一名教师。

没有困难，也没有犹豫

1965年6月26日，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毛主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提出医疗要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1973年，我们学校积极响应“六二六指示”精神，在医学院挑选教师组成首批援藏医疗队。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就向工宣队提出申请，却没有成功。但我也没有放弃，等待下一次机会。

1977年，医学院第三次选拔援藏队员时，凭借自己的决心和坚持，以及过硬的身体素质，我获得了援藏的机会。当领导询问是否有困难时，我回答：“没有困难，也没有犹豫。”为什么？因为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我始终这样想：我能够读大学，都是因为党的培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报答党对我的恩情。其次，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随时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我下决心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我时刻牢记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只要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当然对家庭的担心也是有的，就是对孩子比较愧疚。那时我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出头，还有一个不满8岁，她们正是需要妈妈陪伴的时候，我却离开她们选择了援藏。但当时也没有想太多，想到的就是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报效祖国，报答党组织对我的恩情。

组队赴藏

上海市第三批赴藏医疗队全队共70余人，来自上海三所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的老师，以及各附属医院和上海市级部分三甲医院的临床医生，还有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的3名医生。大队之下设两个分队，即医疗分队和教学分队。医疗分队主要在拉萨市级医院，而教学分队主要在林芝县八一镇。我们医学院的队员都属于教学分队。教学分队总共21人，其中上医5人、二医13人、中医3人。

我们自1977年6月7日从上海出发，乘火车、长途汽车，历经12天，于6月18日晚7时到达拉萨，入住西藏自治区交通局招待所。在拉萨，我们整休、集训、参观12天，于1977年6月30日安全到达林芝的西藏自治区卫生学校。

筹建西藏医学院

西藏自治区卫生学校当时大约有学生200人，大部分是藏族学生。藏族学生对人热情，勤劳、善良，就是文化水平较低。当时有78届中专1个班约30人要进入临床实习，其余的3个中专班上文化课。我们的教学任务不算很重，重点任务就是帮助筹建西藏医学院。

虽然赴藏医疗队自1973年起就进驻西藏自治区卫生学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离医学院的办学要求还有很大差距。(https://www.daowen.com)

首先从师资队伍来说，除我们医疗队员外，卫生学校在职教师约30人，年龄都在二三十岁之间，其中有10人是近年刚从内地大学毕业自愿参加西藏建设的青年，都是汉族，其余大部分为藏族子女送到内地民族学院学习的毕业生或卫校毕业留校生，都是新助教。

教学设施也相对简陋。学校一共有6间教室，每间教室约30～40平方米，最多可容纳40名学生。老师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大都在寝室内备课，学校专门为我们医疗队的教师辟出了7间办公室，每间有两位教师办公。我们刚去的时候没有专用的实训室，1978年以后才新建了化学实验室。

我们在课程设置上都是按照国家对中等专业和大学本科要求进行的，但是由于课程门数较多，而专业教师较少，因此医疗队每位教师都要开设两门以上的课程。除对中专、本科学生上课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带教青年教师，每位赴藏队员都要带教一至两名青年教师。我带教的是一位刚从内地民族学院毕业的藏族老师和一位武汉医学院76届卫生系毕业生。

发扬“老西藏精神”

西藏自治区卫生学校原有教务处副处长、办事员各一人，因他们探亲半年，一段时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所以教学的管理状况不太稳定。

我在教学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虽然学校的环境条件较差，天气寒冷，空气稀薄缺氧，每年有五个月冰天雪地要封山，吃、住条件也不习惯，但这些都能克服。最困难的是，卫生学校学生的文化基础较差，专业知识根本无法普及，只能从基础知识开始教起。另外，师资缺乏，没有高年资老师，更没有讲师、教授。面对这些困难，党支部组织大家集体讨论，一致认为要发挥“老西藏精神”，再苦再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把医学院创办出来。

医疗队老师们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合理安排，哪里有困难，大家争着上。就拿我来说，当时文化补课没有数学老师，我就当数学老师；大专班没有化学老师，我摇身一变又成为化学老师。当基础知识普及了，我就成了专业老师，还带领两位青年老师进行当地地方性甲状腺与水质关系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麻风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为防治这些地方病、流行病打下基础。由于教学行政工作的安排不够完善，原教务处副处长及教务员都尚未返回，教务处没人管理，我就临时担负起教务处的工作，并带教青年教师一名，给学生制订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表，记录学生的出勤率及成绩等。我还提出了专业知识与实训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思路，没有实训室，就多做些示教、模型，以帮助学生开拓思路。

回沪后的工作与学习

1979年，我结束了两年的援藏工作返回上海，回到二医卫生学教研室工作。赴藏两年对我在德、智、体多方面是一次重大的锻炼和考验，是一段值得留念的岁月，我也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首先在思想上提高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培养了勇于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这样艰苦的环境都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其次，也丰富了我的教学经验，使我认识到要做一名好老师，仅掌握本专业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回来后，我在教授卫生学（预防医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更加注重提高自己的教学方式，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

在科研工作方面，我也在老教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多个研究课题。我主持研究的“上海市大气飘尘中有毒和致癌物质的危险性评价及其防治对策研究”获国家环境保护局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主持研究“上海市大气微生物污染状况的研究”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88年，我们环境卫生小组五位女同志还获得了上海市三八妇女节先进集体称号。

1984年起我担任了教研室行政副主任，1993年又担任教研室主任。

去西藏两年，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丰富了工作经验，开阔了工作思路，也加强了党性修养，对我成为一名称职的教师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