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的地图绘制者（《监视与惩罚》）

福柯从来没把写作当成一个目标，当成一个目的。实际上，正是这一点把他造就成一位伟大作家，写作其乐无穷，欢笑不已。惩罚戏剧不可思议：在如此众多的反常发明、犬儒主义话语、注重细节的恐怖面前，这成为一种狂笑入迷的基本权利。从儿童防手淫装置到成人监狱机构，整个链条都被拉开，只要耻辱、痛苦或死亡不使这个链条保持沉默，它就发出意外的笑声。死刑执行者很少笑，或者，这不是同一种笑。瓦莱斯[1]已经在恐怖中乞求适合于革命者的快乐，这与死刑执行者令人恐惧的快乐决然不同。只需深仇大恨，我们就可以从仇恨中得到某种东西，即巨大的快乐，这不是情感的快乐和憎恨的快乐，而是希望摧毁那种损坏生命的东西的快乐。福柯这部著作充满华丽文笔和政治内容互相交织的快乐和狂喜。它因精心完成的残忍描述而具有节律特征：达米安[2]大酷刑及其受挫；鼠疫流行的城市及其分区控制；穿过城市且与人群对话的苦役犯行列；然后，却是新的隔绝机器、监狱、囚车，这些显示出另一种“惩罚艺术中的敏感性”。福柯总能在他分析的背景上绘就一幅幅令人赞叹的画面。在这里，分析变得越来越具有微观物理性，在色彩的视觉和光线意义上而非在色彩的因果意义上，画面在显示分析“效果”时变成越来越具物理性：从红色酷刑的红色到灰色监狱的灰色。分析与画面并存；权力微观物理学和身体政治倾注同时产生。生动画面处于微型方格卡片上。《监视与惩罚》同样显示出福柯以前著作的延续性，标志着新的决定性进步。

冗长而模糊地显示左派特征的东西就是，在理论上，对权力问题的重新讨论，将矛头同时指向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观念；在实践上，是某种局部而特殊的斗争形式，其相互关系与必要一致不再来自总体化过程和集中化过程，但来自瓜塔里[3]所说的横向性（transversalité）。实践和理论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但是左派也不再维护和恢复一些简单的只言片语，以又一次在其中把自身掩盖起来，如同不再恢复与过去的实践重新建立联系的团体集中化。也许，监狱调查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简称G.I.P.）从1971年到1973年在福柯和德福尔推动下运转，犹如知道避免重新出现并维持监狱斗争和其他斗争的那种最初关系的团体。1975年，福柯再次发表理论，在我们看来，他是创造新权力概念的第一人，我们曾经寻找这一概念，而不知如何发现和陈述它。

这个概念正是《监视与惩罚》一书的关键所在，尽管福柯仅在该书开头用了几页的篇幅来说明它。仅仅只有几页，因为他运用了完全不同于“论题”方法的方法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他满足于提出放弃一些标明左派传统观点的公设。[4]后来的《知识意志》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

所有权公设（postulat de la proprieté）表明，权力就是夺得权力的阶级的“所有权”。因此，福柯指出，权力不是源于此：权力与其说是一种所有权，不如说是一种策略，权力作用不可归因于占为己有，“但可归因于那些支配权、操纵、战略、技术、功能”；“它与其说被占有，倒不如说被运用，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得或保持的特权，而是其策略立场的总体功能。”我们已经适应了此种新功能主义，这一功能分析当然不否定阶级及其斗争的存在，但是，利用异于传统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风景、人物和方法描绘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存在无数对抗点和不稳定性中心，其中，每一个对抗点与不稳定性中心都有力量关系的冲突、斗争与起码短暂颠倒的危险”，不存在类似性、同源性、一义性，而具有一种最初的可能连续性。总之，权力不具有同质性，而由它跨越的奇异性即奇点来确定。

局部化公设（定位公设，postulat de la localisation）表明，权力会是国家权力，它自身在国家机器里会被局部化，以致“内部”权力只是在表面上是分散的，依然是特殊的国家机器。福柯指出，国家自身反而显现为团体效应或者机构和中心多样性的结果，这些机构和中心处于完全不同的层面，至于它们自身，则构成“权力微观物理学”。内部体制与国家机器的明显部件同时具有根源、程序、行使，国家批准、控制，甚至仅限于保护这种起源、程序和行使，甚至建立它们。《监视与惩罚》的基本思想是，一切现代社会都可以被确定为“惩戒”社会；但是惩戒不可与制度和机器一致，确切地说，因为惩戒是一种权力，即工艺，惩戒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器和机构使现代社会联系起来，使它们持续下去，使它们趋向同一目标，使它们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说，一些隶属于国家的特殊部件或机构与警察局和监狱一样显而易见：“如果作为机构的警察局在国家机器形式下已经得到很好的组织安排，并且完全归并于政治的最高权力中心，那么它行使的一种权力、运行的机构，以及利用权力和机构的环境会产生特殊效应”，与此同时，它负责使惩戒进入社会的短暂性细微领域，在此显示出相对于司法机关甚至政治机关的巨大独立性。[5]更何况，监狱在“一切社会的司法和政治结构”中没有自身的源泉：这是使它依附于法律演变的错误，这种法律就是刑法。由于监狱管理惩罚，因此它拥有它需要的自治，又转而表现出超越国家机器的“惩戒补充”，甚至在惩戒补充为国家机器服务的时候。[6]总之，现代拓扑学符合福柯的功能主义。现代拓扑学不再把优先的社会地位确定为权力源泉，不能再接受点状局部化（这里存在着社会空间概念，它与当今物理空间和数学空间概念一样新颖，犹如已谈到的连续性）。我们将看到，“局部的”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权力是局部的，因为它从来不是整体的；但是，它又不是局部的或可局部化的，因为它是扩散的。

隶属公设（postulat de la subordination）表明，国家机器的具体化权力隶属于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犹如隶属于经济基础。它无疑能够使一切重大的惩罚制度适应一些生产制度：惩戒机构尤其不能脱离18世纪的人口增长和试图提高生产率、构成力量、从身体内提取一切有用力量的生产发展。可是，很难看到“最终要求的”经济决定性，即使我们为上层建筑施以反作用力或作用力。这是全部经济学，例如车间或工厂，必须以这类权力机构为前提，权力机构已从内部影响身体和心灵，已在经济领域内部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权力关系，对于其他种种关系，不处于外部……（它们）不处于上层建筑……它们在此起着直接的生产作用。”[7]功能的微观分析用严格的内在性代替马克思主义意象中还存在的金字塔现象，在此严格的内在性层面，权力中心和惩戒技术形成如此众多且相互连接的环节（家庭、学校、兵营、工厂，必要时还有监狱），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完完全全由此经过或延续。“这种”权力具有自身领域的内在性特征，而无超验性统一；具有自身路线的连续性特征，而无总体集中化，也具有自身节段的毗连性特征，而无明确的总体化；这就是连续空间。[8]

本质公设或属性公设（postulat de l'essence ou de l'attribut）表明，权力具有本质，并且是一种属性，这种属性证明权力拥有者（统治者）的资格，同时把权力拥有者从权力受动者（被统治者）中区别开来。权力没有本质，它具有操作性。它没有属性，而具有关系：权力关系是力量关系的总体，力量关系经过被统治力量不亚于经过统治力量，被统治力量和统治力量共同构成奇异性（奇点）。“权力包围着（被统治者），并且经过他们，以他们为基础，在与它的斗争中，一切和他们自身一样，反过来又以左右他们为基础。”在分析秘密逮捕令（lettres de cachet[9]）时，福柯指出，“国王的专横”不是像他超验权力的属性那样自上而下的，而是由最卑贱者、父母、邻居、同僚引起，他们想监禁低微的叛乱者，利用绝对的君主政体，如同利用内在的“公用事业”，以能解决家庭的、夫妻的、村间的或职业的矛盾。[10]因此，秘密逮捕令在此表现为我们在精神病学上称作“自愿收容”（placement volontaire）的始祖。权力关系远远没有运用于全部领域或适当范围，而是位居各处，到处都存在细微奇异性和力量关系，例如，“邻里争执、父母与孩子口角、夫妇失和、酗酒与纵欲、当众争吵，以及许多秘密激情”。

方式公设（postulat de la modalité）表明，权力通过暴力或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它时而镇压，时而欺骗或使人们相信，时而治理，时而宣传。进一步讲，这种交替出现的权力在这里似乎不合情理（我们非常明白，它只存在于政党议会里：有时很可能在大厅或者甚至在街道发生暴力冲突；意识形态有时出现在议会论坛上；但是，组织问题和权力组织在旁边邻接的大厅里得到解决）。甚至权力以精神为支柱时，它不通过意识形态而产生影响；当它影响到人的身体时，不一定以暴力和镇压方式来行使。不，恰当地说，暴力很好地显示出施加于某事物（quelque chose）如对象或存在的力量作用。然而，它不体现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力量与力量间的关系（rapport de la force avec la force），“对于行动的行动”[11]。力量关系是一种典型的“鼓动、挑起、组织……”的作用。在惩戒社会环境中，我们将指出：分散、分类、构成、标准化。这个表在每一环境中都是不确定的和变化无常的。权力在镇压之前“产生现实”，而且在意识形态化、抽象化掩蔽之前，产生真实。[12]《知识意志》将性欲作为优先事件看待，与此同时指出，如果我们限于词语和语句，而不是萃取支配性陈述，特别是运用于教堂、学校、医院的供认程序，以及同时寻找性欲真实性和性欲真理的供认程序，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相信语言中有效的性压抑；进一步指出性压抑和意识形态如何什么也不说明，却总以它们所影响的装配或“装置”为条件，否则，便截然相反。福柯一点也不怀疑压抑和意识形态，但是如尼采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们没有构成力量的较量，而是较量卷起的尘埃。

合法公设（postulat de la 1égalité）表明，国家权力会体现在法律上，法律时而被设想为一种强加于蛮力的和平状态，时而被构思为一种最强者赢得的战争结果或斗争结果（但在这两种情形下，法律由被迫停战或自愿停战确立，与它以排斥方式规定的非法性相对立；革命者只能倚仗在夺得权力和建立另一种国家机器的过程中出现的另一种合法性）。福柯这本书最深刻的主题在于，以违法行为—法律（illégalisme-lois）的微妙关系代替法律—非法性的巨大对立。法律总是违法行为的构成品，它将违法行为形式化的同时对它们加以区分。只需仔细考虑商业社会的法律就够了，以便看清所有法律与非法性不是完全对立的，而一些法律明确组成翻转另一些法律的方法。法律是对违法行为的管理。法律准许一些违法行为使之成为可能，或者把它们构想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它容许另一些违法行为，把它们作为对被统治阶级的补偿，或者甚至使它们为统治阶级服务；最后，它禁止和隔离违法行为，把它们作为对象和统治手段。因此，在18世纪，正是这些法律变化在实质上导致了违法行为的新布局，不仅因为犯法趋于发生质变，越来越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不以人为支柱，而且因为惩戒权力以另一种方式清晰地显示出这些犯法，并使它形式化，同时界定一种叫作“犯罪”（délinquance）的独特形式，这一形式使新的区分即新的违法行为控制成为可能。[13]1789年革命中一些人民反抗明显得到解释，因为旧制度容许或治理的违法行为是共和国政权所不可容忍的。但是，共和政体与西方君主政体共有的是，在假设原则上创设权力的法律实体（entité de la Loi），以显示出一致性司法表现：“司法模式”包括策略图（carte stratégique）。[14]但是，违法行为图（carte des illégalismes）在合法模式下继续起作用。福柯指出，法律和平状况也好，胜战结果也好，都不是法律：法律就是战争本身，现实的战争策略完全和权力一样，不是统治阶级夺得的所有权，而是其策略的实际运用。

总而言之，这好像是自马克思之后出现的某种新事物，好像是被打破的国家共谋关系。福柯不满足于指出，应当重新思考某些基本概念。他甚至没有指出这一点，但他做了并且建立了新的实践坐标。战斗与其局部战略和总体策略在深处发生隆隆声，局部战略和总体策略则不是通过总体化而进行的，而是通过中转、连接、集中、延续发生作用。重要的问题完完全全是，“怎么办”？我们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国家以理论特权，这种理论特权以某种方式产生集中的执政党的实践观念，同时夺取国家政权；但是，相反的情形是权力理论所证明的政党的组织观念。福柯这部著作的宗旨是揭示另一种理论、另一种斗争实践和另一种策略组织。

前一本书是《知识考古学》。现在的《监视与惩罚》表现出何种变化呢？《知识考古学》不仅是一部沉思录或者一般方法论著，而且标示出了新的方向，仿佛一张新折页（nouveau pliage）一样影响他的前期著作。考古学指出了两种实践构成的区别，有的是“话语”或陈述，有的是“非话语”或环境。例如，18世纪末的临床医学是一种话语构成，它却如此适合于大众和人口，而大众和人口依赖于另一种构成并包含一些非话语环境，诸如“制度、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和经济过程”。当然，环境产生陈述，陈述也决定环境。无论如何，两种构成各不相同，尽管彼此寓含：不存在一致性和同构性，也不存在直接因果联系和象征性表示。[15]因此，《知识考古学》起着连接作用：它有力地确定了两种形式之间的差别，但是，犹如它试图确定陈述形式一样，它仅限于把另一种形式否定地表示为“非话语”。

《监视与惩罚》跨出了新的一步。它讨论诸如监狱之类的某种“事物”：这既是环境构成［formation de milieu（“监狱”环境）］，也是内容形式（forme de contenu，内容即囚徒）。可是，这种事物或形式不依赖表示监狱的“词语”（mot），更不依赖监狱作为所指的能指。事物或形式依赖完全不同的词语和概念，诸如犯罪或犯人，这类词语和概念表达一种陈述犯法、刑罚及其对象的新方式。我们把这种陈述构成（formation d'énoncés）叫作表达形式（forme d'expression）。不过，尽管这两种形式在18世纪同时出现，还是那么不同。刑法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使刑法根据（不再根据复仇或君主复辟）社会防卫陈述犯罪和惩罚：符号，它向灵魂或精神叙述，建立犯法和惩罚（法典）之间的观念联合。可是，监狱是作用于身体的新形式，缘起于和刑法完全不同的境域：“监狱，这种所有惩戒集中而严厉的外形，不是18世纪和19世纪转折点上确定的刑罚制度里的内在组成部分。”[16]正是刑法在刑事上关涉可述者：这是一串语言，它对犯法进行分类和说明，并且进行量刑；这是陈述族，也是开端。监狱自身则与可见者有关：它不仅企图使罪行和罪犯成为看得见的对象，而且自身建构可见性，在成为用石头建成的外形之前，它是一束光，为“环视监狱”所决定，也就是说，由视觉装置和光线中心确定，监狱看守可以看到全部罪犯而不被其中任何人看见，所有罪犯时时刻刻都被看见，而罪犯们互不相见（塔楼居中，四周布满单人牢房）。[17]一束光和一串语言不是同一形式，不具有相同的构成。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福柯在其前期著述中一直在研究这两种形式：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他称其为可见者和可述者；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则是我们在收容所见到的疯狂，以及医学上陈述的非理性（这不是17世纪医院里治疗的病症）。《知识考古学》所认识到但还只是否定地指出的，比如非话语环境，在《监视与惩罚》中找到它的肯定形式，这一肯定形式贯穿于福柯的全部著作：可见者的形式，它与可述者的形式不同。例如，在19世纪初，在医学陈述获得新的可述者的同时（组织损伤和解剖学—生理学关联……），大众和人口成为可见的，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18]

当然，监狱作为内容形式，有自身的陈述、自身的规则。当然，刑法作为表达形式和犯罪陈述，有自身的内容：这只是一种新型犯法，与其说是攻击人身，不如说是侵害所有权。[19]这两种形式不断发生联系，相互渗透，相互摆脱：刑法不断提供囚徒，并将他们押送进监狱，监狱却不断重复犯罪，使犯罪成为“对象”，实现刑法所另外构想的目标（保卫、囚犯变化、刑罚调整、个性）。[20]这两种形式互为前提。但不存在共同形式，不存在相似性和一致性。正是在这一方面，《监视与惩罚》将提出《知识考古学》尚未能提出的两大问题，因为考古学还停留在知识层面和知识陈述的首位。一方面，在总体上和在形式之外是否存在着社会领域内在的共同原因呢？另一方面，这两种形式的配合和调整及其相互渗透以如何变化的方式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得到保障呢？

形式有两层含义：它构成或组织内容；它构成功能或确定其方向，确立其目标。监狱、医院、学校、兵营、工场都是已形成的内容。惩罚是已形式化的功能，治疗、教育、训练、强制劳动等也是已形式化的功能。应该承认，存在着一种一致性，尽管这两种形式是不可缩减的（其实，治疗与17世纪的收容所无关，18世纪的刑法基本不涉及监狱），那么如何解释互相适应呢？我们能够构想纯粹内容和纯粹功能以及形成的抽象形式，内容和功能均体现在抽象形式之中。福柯在说明环视主义（Panoptisme）[21]时，有时具体地把它确定为视觉装置或者光线装置，这种装置显示出监狱的特征，有时抽象地把它确定为一台机器，这种机器不仅通常运用于可见的内容（工场、兵营、学校、医院和监狱），而且通常渗透于一切可陈述的功能。因此，环视主义（Panoptisme）的抽象方式不再是“看见而不被看见”，而是将任何行为强加于人类的任何多样性（imposer une conduite quelconque à une multiplicité humane quelconque）。我们只是明确地指出，受到重视的多样性应当被缩减，应当被纳入有限空间，强制行为通过空间分布、时间排列和连续、时空构成而产生……[22]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清单，它却总是涉及一些未形成的、未组织的内容与一些未形式化的、未确定方向的功能，这两种可变形式具有密切联系。怎样给这种新的非形式维度命名呢？福柯给它取了一个最贴切的名字：这就是“图表”（diagramme），也就是说“一切障碍或冲突的抽象功能……我们应当把它们与种种特殊用途区别开来。”[23]图表，不再是视听档案，而是与整个社会领域同外延的地图和地图绘制术。这是抽象的机器，它一方面为一些非形式的功能和内容所确定，一方面无视内容和表达、话语构成和非话语构成之间的一切形式差异。这是几乎无声而看不见的机器，虽然是它让人看见和言说。

如果存在着许多功能，甚至图表内容，那么这是因为所有图表都体现出时空多样性。但是，也是因为在历史中，存在着与社会领域等量的图表。福柯在引用图表概念时，它与我们现代惩戒社会相适合，权力正是在这一社会里对整个领域进行分区控制：倘若存在范例，那么就是“鼠疫”范例，这一范例对病城实行分区控制，扩展到最小的细节。可是，我们在考虑一切旧的君权社会时，会十分明白，它们不缺乏图表，尽管这是其他的内容和功能：在此也是一种力量（force）被运用于其他力量之上，但是，与其说是为了组织和解决争端，不如说是为了抽取；与其说是为了清晰显示细节，不如说是瓜分经费；与其说是分区控制，不如说是流放（这是“麻风”范例）[24]。这是另一个图表，这是另一台机器，更接近剧场而非工厂，即其他权力关系。进一步讲，我们构设一些中间图表，犹如那些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通道：如同拿破仑图表那样，惩戒功能与君权功能在此相结合，“处于君权的君主制及仪式的操持与无定限惩戒的等级而持久的操持的连接点”[25]。因为这种图表是极不稳定或流动的，它不断搅和形成突变的内容与方式功能。归根结底，整个图表具有社会间性且处于变化之中。它从不为表现先存世界而发生作用，它产生一种新的现实类型，即一种新的真理模式（modèle de vérité）。它不是史学课题，也不凌驾于史学之上。它打乱先前的现实和意义，建立同样多的涌现或创造性的点、意外的结合、不可信的连续，与此同时，它凸显出历史。它随变化而重复历史。

整个社会有其自身的一份或多份图表。福柯关心的是作用于一些十分确定的系列，他从来没有直接对所谓的原始社会发生兴趣。原始社会仍然是一个优先的例子，几乎过于优先。既然原始社会远非没有政治、没有历史，它们便拥有联盟网络，而联盟网络并非由亲属关系结构推断出来，也不简化为家族间的交换关系。所有联盟都穿越各个地方性小团体，构成力量关系（赠予和反赠予），进而管控权力。图表在此显示出它与结构之间的差异，联盟构成灵活而横向的网络，与纵向结构垂直，确定有别于一切联合的实践、方法或策略，形成不稳定且永久失衡的物理结构，而非封闭式交换循环（这正是利奇[26]与列维-斯特劳斯[27]之间的论战，或者是布迪厄[28]的策略社会学）。我们将不由此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特别适用于它未谈论的原始社会；但他所讨论的现代社会转过来没有发展表示其力量关系或特殊策略的图表。实际上，总是要在所有居民小区（原始社会家族或现代社会制度）寻找不来自它们、反而构成它们的微观关系。当加布里埃尔·塔尔德[29]创立微观社会学时，他没有做其他事：他没有通过个体解释社会，却分析了居民小区，确定了极微关系，将“模仿”（imitation）视为信仰（croyance）流或欲望［désir（量子）］流的传播，将“发明”（invention）视为两大模仿流的汇合……这曾经是超越简单暴力的真实力量关系。

什么是图表呢？根据前面分析的特征，图表就是对构成权力的力量关系的表示。“环视监狱装置不仅仅是权力机构和功能之间的连接点和交换器，而是使功能中的权力关系和由权力引起的功能发生作用。”[30]我们已经看到，力量关系或权力关系曾是微观物理的、策略的、多重点状的、扩散的，它们决定了奇异性，构成纯粹的功能。图表或抽象机器，这是力量关系地图，即密集而激烈的地图，它通过初级的、非区域化的关系而得到发展，时时刻刻穿过一切地点，“不，恰当地说，处于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种种关系之中”[31]。当然，与超验性观念（Idée transcendante）没有任何关系，与意识形态超结构也没有关系；与已在物质里占有一席之地、在形式和运用中确定的经济下层结构更无关。同样，图表像内因一样发生作用，这一内因与整个社会领域不一致，却具有相同的外延：抽象机器犹如具体装配的原因，这些具体装配实现种种关系；这些力量关系“不穿越装配之上”，但进入它们所产生的装配的组织本身内部。

内因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结果中现实化、融入结果中、在结果中分化的原因。不，确切地说，内因就是结果把原因现实化、融合和分化的原因。原因和结果、抽象机器和具体装配之间，也存在着关联和相互预先假设（福柯往往为具体装配保留“装置”这一名称）。如果结果使原因实现，那么因为力量关系或权力关系只是潜在的、可能的、不稳定的、无限消减的、分子的，仅仅确定一些可能性和相互作用的或然性，只要它们不进入有能力的宏观整体之中，这一整体给权力关系的流动内容和扩散功能提供形式。现实化就是整体化，是逐渐整体化的总体，整体化过程先是区域化，然后是全体的或趋向于全体，与此同时，产生力量关系的排列、同质化、限令：法律如同违法行为的整体化。学校、工场、军队等的具体装配产生合符条件的物质整体化（儿童、劳动者、战士）与合目的性功能（教育等），直至国家，也以全球整体化为目的，除非这是万国市场。[32]最后，现实化与整体化是一种分化：不是因为处于现实化中的原因是最高的统一，而是因为图表多样性不能成为现实，力量差别不能整体化，进入不同的道路，被分配到二元性之中，沿着分化路线发展，没有这些路线，一切就停留在没有实现的、四散的原因之中。在创造于其间分割的不同形式之时，成为现实者只有通过拆分或离解才能实现这一点。[33]因此，在这里出现了阶级、或统治者—被统治者、公—私的巨大二重性。但是，进一步讲，正是在此处，两种现实化形式相互排斥、相互区别（c'est là que divergent ou se différencient deux formes d'actualisation），这两种形式是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话语形式和非话语形式、可见者形式和可述者形式。准确地说，是因为内因无视内容里的形式，如同功能无视功能里的形式，它随着中心分化而成为现实，这一中心分化，一方面形成可见内容，另一方面使可述功能形式化。在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存在着张开和分离，但这种形式分离是地点，是福柯所讲的“非地点”，非形式图表在此堕入深渊，以体现在彼此必然不同、已分化、不可消除的两个向度上。因此，具体装配为缝隙所破裂，抽象机器随着缝隙而实现。

因此，这便是针对《监视与惩罚》所提两个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形式或构成的二重性不排斥在非形式中发生作用的内在而普遍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各种情况下和在各种具体装置中，这种预料的普遍原因将不断衡量这两种形式的要素或节段之间的混合、截夺、阻隔，虽然这两种形式不可消除并且是异形的。毫不夸大地说，整套装置就是一锅粥，把可见者和可述者搅和在一起：“监狱系统在同一外形上拼合话语和建筑”，以及计划和机构。[34]《监视与惩罚》是一部福柯明确超越二元论的著作，他以前的著作都表现出明显的二元论（他的二元论已倾向于自我超越以走近多元论）。如果知识旨在交织可见者和可述者，权力则是知识的预设原因，但是，反而言之，权力包含作为分支（bifurcation）的知识，分支即区分（différenciation），没有区分，权力便不会行动起来。“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性结构，便不存在权力关系，也没有知识，也不存在不以权力关系为基础且不构成权力关系的知识。”[35]谬误即虚伪，在于相信知识只产生于力量关系中断的地方。不存在不借助于权力类型的真理模式，不存在不表达或不包含在行为中正在行使的权力的知识乃至科学。一切知识都从可见者过渡到可述者，反之亦然；然而，不存在总体性普遍形式，甚至不存在相似性或一一对应的一致性。仅仅存在力量关系，这种力量关系横向地产生影响，在形式二元性中寻找到它自身作用和现实化的条件。如果存在互相适应的形式，那么这种适应来源于形式之间的“机缘”（只须这种机缘是强行获得的就够了），存在着相反的情形：“机缘只证明它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必然性。”因而，是监狱可见性与刑法陈述的机缘。

什么是福柯所称作的抽象机器或具体机器？（他将讨论“机器—监狱”，以及机器—学校、机器—医院……）[36]具体机器就是装配即双形式装置；抽象机器就是非形式图表。简而言之，在成为技术之前，所有机器都是社会的。不，确切地说，早在有形技术存在之前便存在着人类技术。有形机器大概在整个社会领域显示出自身的作用；但是，为了它自身有可能存在，工具和有形机器应当首先由图表进行精选，为装置所承担。史学家常常遇到这种限制：所谓重型武器都用于军队装配；马镫为封建制度图表所精选；用以掘地的棍棒、锄和犁不构成线性进步，但分别诉诸集体机器，这些集体机器随着人口密度和休闲时间的变化而变化。[37]对此，福柯指出枪支如何在机器装置里只作为工具而存在，“原则不再是机器装置的运动或静止的团块，而是可分可组节段的几何学”[38]。因此，工艺学在成为技术之前就具有社会性。“与高炉或蒸汽机相比，环视主义还不太有名……可是将惩戒手段和蒸汽机一类的发明加以对照，是没有根据的……惩戒手段要少得多，而在某种方式上又多得多。”[39]如果严格意义上的技术用于一些装配，那么是因为装配及其技术为图表所精选：比如，监狱存在于君权社会的边缘（秘密逮捕令），一种新的图表即惩戒图表使监狱跨越“工艺门槛”时[40]，监狱只作为装置而存在。

犹如抽象机器和具体装配构成两极一样，我们缓慢地从一极过渡到另一极。时而，装配被分配成森严而密集的节段，这些节段是由一些隔板、密封性和形式间断性分开（学校、军队、工场，或许监狱；从我们参军起，人们对我们说：“你不用再上学了”……）。时而相反，装置在抽象机器里相互联系，抽象机器为装置提供灵活而扩散的微观节段，如同装配都彼此相似，监狱通过其他装配而扩展，像无形式的同一功能和连续功能的可变装配（学校、兵营、工场已成为监狱……）。[41]如果我们不断从一极到另一极，那么是因为每一装配都实现抽象机器，但是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得以实现：这如同图表的实现系数（coefficients d'effectuation）一样，程度愈高，装配更加扩散到其他装配之中，完全符合整个社会领域。福柯方法自身在此获得最大灵活性。从一种装配到另一种装配，系数（coefficient）首先各有不同：比如，海军医院处于环路交叉口，在四方八面安设过滤器和交换器，控制各种流动，而流动形成海军医院的高阶会合处，即符合整个图表的医学空间。[42]从一个社会领域到另一个社会领域，或在同一社会领域，系数也因同一装配而发生变化。因此，监狱有三个发展阶段：在君权社会，监狱只存在于远离其他惩罚装配的地方，因为它只在低水平上实现君权图表；相反，它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不仅达到刑法目的，而且渗透到其他装配，因为它高度满足惩戒图表的需要（它还应该克服来源于它以往角色的“坏名声”）；最后，如果惩戒社会在演变过程中找到实现其刑罚目标和在其整个范围执行图表的其他办法，那么没有把握让监狱保持这一高系数：在图表的适用范围，监狱改革主题将越来越萦绕着社会领域，说到底，会撤销其示范性监狱，使监狱恢复到局部的、有限的、分离的装配状态。[43]一切都犹如监狱一样发生，即像浮沉子一样在惩戒图表的执行标度上升降。就像存在图表的生成与变化那样，存在着一部装配史。

这不仅仅是福柯方法的特色，也是他全部思想的重要结论。人们往往认为福柯曾经首先是一位探索监禁（enfermement）的思想家（《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总收容所，《监视与惩罚》中的监狱）；然而，不是这么回事，并且这种误解有碍于我们理解他的总计划。例如，保罗·维里利奥[44]在强调现代社会问题［即“管治”（police）问题］不来自监禁，而源出开放空间的“道路网”（voirie）、速度或加速度、速度的掌握和控制、周围和分区控制时，认为他与福柯是相互对立的。不过，福柯从未谈论过不同于维里利奥的东西，如同两位作者著作中都一致对国家监狱要塞的分析或如福柯著作中的海军医院分析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误解在维里利奥案例中并不严重，因为他自身方法的力量和独创性说明独立思想家之间的相遇总是发生在盲目领域。相反，更为严重的是那些不大有天赋的作者重新批评一切已成定论的东西，指责福柯止步于监禁，或者赞扬他如此出色地分析了这一形式。事实上，依福柯看来，监禁始终是来自初级功能又据情况而异的次要论据；这完全不同于17世纪收容所或疯人院监禁疯子和18世纪、19世纪监狱监禁犯人。监禁疯子产生于“放逐”形式和麻疯患者模式；监禁犯人产生于“分区控制”形式和鼠疫患者模式。这种分析是福柯著述中最精彩的部分。但确切地说，放逐和分区控制首先是一些外在性功能，这些功能只是通过监禁装置被实现、形式化和组织起来的。作为冷酷的（监禁的）环节（节段），监狱依赖灵活多变的功能，依赖受控循环和整个网络系统，整个网络系统也贯穿自由环境并会习惯放弃监狱。这有点像卡夫卡作品中的“无限期拖延”（atermoiement illimité），无限期拖延不再需要逮捕和判决。正如莫里斯·布朗肖论述福柯时所言，监禁依赖外部，被监禁者是外部。[45]装配正是在外部或通过排斥而进行监禁，监禁来自心理内在性，如同来自物理监禁一样。福柯常常援引话语形式和非话语形式；但这些形式什么也不监禁，也不使什么内在化；这是一些“外在性形式”，通过外在性形式，一会儿是陈述分散（se dispersent），一会儿是可见者分散（se dispersent）。这是一般方法问题：不从表面的外在性过渡到基本的“内在性核心”，而必须消除虚幻的内在性，以将词与物归给其构成性外在性（extériorité constitutive）。[46]

甚至应当区分好几种互相关联的部分，至少有三部分。首先，存在着作为力量的非形式要素的外部（le dehors）：力量都来自外部，都取决于外部，外部搅和力量关系，构成其图表。其次，存在作为具体装配中心的外部世界（l'extérieur），力量关系在这一中心形成。最后，存在外在性形式（les forms d'extériorité），既然现实化产生于两种相互分化和外在形式的分裂与分离之中，这两种形式共享所有装配（监禁和内在化只是这两种形式表面的过渡性外形）。我们以后将试图分析这一总体，就如同它出现在“外部思想”中那样。但是，福柯当然已经解释，实际上什么都不封闭。形式史即档案，同时是力量生成，即图表。这是因为力量出现在“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种种关系之中”：图表是一张地图，不，恰当地说是地图叠合。从一张图表到另一张图表，新的地图被绘制出来。在图表所连接的各点左右，图表是不存在的，这个图表不包含相对自由或纤细的点，即创造性、突变、反抗的点；也许正是应该从这些点出发来理解整体。正是从每个时代的“斗争”和斗争风格为出发点，我们能够理解图表的系统或者其超越间断性的重新连接。[47]既然每一图表都证明梅尔维尔[48]谈论的外部线条（la ligne du dehors）弯曲的方式，无始无终，海岸线贯通所有反抗点，并且总是根据最新情况使图表滚动和互相碰撞。1968年这条千差万错的线，是多么奇怪的线扭！因此，写作有三重界定：写作是斗争、反抗；写作是生成；写作是绘制地图，“我是一名地图绘制者……”[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