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积层或历史构成：可见者与可述者（知识）

积层是历史构成、实证性或经验性。“沉积层”产生于物与词、看与说、可见者与可说者、可见性场地与易读性领域、内容与表达之间。我们从叶尔姆斯列夫[1]那里借用了这些术语，但将它们用于福柯时完全是另一种含义，既然内容不再与所指混同，表达也不再与能指混同。关键在于有了十分严格而崭新的分类。内容具有形式和实体：例如监狱，被监禁在其中的是囚犯（谁？为什么？怎么样？）。[2]表达也具有形式和实体：例如刑法和作为陈述对象的“犯罪”。正如作为表达形式的刑法确定为易读性领域（犯罪陈述），监狱作为内容形式，确定可见性场地（“环视主义”，也就是说，这是人们时刻可以看到一切而不被看见的地方）。这个例子借助于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所进行的最新的重要积层分析。但是这种分析早已出现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书之中：在古典时代，疯人院是作为疯狂的可见性场所出现的，与此同时，医学提出了关于“非理性”的基本陈述。在这两本书之间，有《雷蒙·鲁塞尔》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它们是福柯同时完成的著作。前者指出鲁塞尔[3]作品如何分成两个部分：按照奇异机器而出现的可见性发明，按照特殊“手段”而产生的陈述作品。后者指明，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临床医学和病理解剖学引起“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的可变性分布。

一个“时代”不先于解释它的陈述而存在，也不先于占据它的可见性而存在。这是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每一积层即历史构成包含产生于自身的可见者和可述者的分布；另一方面，从一个积层到另一个积层，存在着分布的差异，因为原来的可见性改变着方式，陈述自身改变着规则。例如，“在古典时代”，疯人院作为新的看见并使疯子被看见的方式而出现，这种方式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方式迥异；处于其旁门左道的医学、法学、规章、文学等，创立陈述规则，陈述规则涉及作为新概念出现的非理性。如果17世纪的陈述把疯狂作为非理性（关键概念）的极端，把疯人院或拘禁作为整体中的外壳，总体把疯子和流浪者、穷汉、无所事事者、形形色色腐化堕落者结合起来：这里存在着“澄明”，历史感觉或敏感性，与话语规则一样。[4]后来，在其他条件下，监狱将会作为看见罪犯和使罪犯被看见的新方式，犯罪成了新的叙述方法。叙述方法和看见方式是话语性和澄明，每一积层都产生于这两种方式或方法的结合之中，从一个积层到另一个积层，存在着两者及其结合的变化。福柯从史学中所期待的是每个时代的可见者和可述者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超越行为和心理、思想，因为是它使行为和心理、思想成为可能。但是，因为福柯善于创造崭新的、重新推动史学的严格的哲学追问方法，史学大概只与新的史学家概念有关。

这正是《知识考古学》要得到的方法论结论，将使积层两大要素成为普遍理论：可述者和可见者、话语构成与非话语构成、表达形式与内容形式。这部著作却似乎赋予陈述以根本的优先性。可见性场地只以否定方式被指出，“非话语构成”被置于仅与陈述领域互补的空间。福柯认为，在话语陈述与非话语陈述之间，存在某些话语关系。但他从不认为，非话语可被简化还原为陈述，它是余渣或幻觉。优先性问题是基本的：陈述具有优先性，我们将明白为什么。可是，优先性从不意味着简化还原。在福柯的著作中从头到尾，所有可见性都不会被还原为陈述，因为它们似乎形成一种就陈述活动而言的激情，更加不可还原。《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副标题，曾经是“凝视考古学”。如果我们不追问为什么和何种理由，那么只说福柯弃用这个副标题，如同他总是在修订自己以前著作一样，是不够的。不过，弃用的理由显然是优先性。福柯越来越估计到，他以前的著作不足以指明看见方式或领会方式的陈述规则的优先性，这是他反现象学的表现。然而，相反，对他来说，陈述优先性将从不会阻挡可见者历史的不可还原性。陈述只具有优先性，因为可见者有其特有的规则和自治，自治把可见者和支配者、陈述的自治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可述者具有优先性，可见者使自身的特有形式与可述者截然不同，可见者的特有形式任人决定，而不任人简化还原。在福柯那里，可见性场所与陈述领域绝对不会具有相同的节奏、相同的历史、相同的形式，陈述的优先性只有在陈述领域才有价值，因为它表现在某种不可还原的事物上。人们遗忘可见性理论，歪曲了福柯的历史观念，也歪曲了他的思想，即产生于思想的观念。人们使之成为流行分析哲学的变种，他和这一分析哲学的变种都无足轻重（也许他与维特根斯坦[5]的关系除外，如果我们将可见者与可述者的最初关系同维特根斯坦分开的话）。福柯总是被他所见迷住，如同被他所闻或所读迷住一样，他所创立的考古学是视听（audio-visuelle）档案（从科学史开始）。福柯只有一种陈述和发现其他陈述的快乐，因为他也有看见的激情：先于一切而确定陈述自身的是声音，还有目光。目光和声音确定陈述。福柯总是一位看者，并且建立起关于新的陈述风格的哲学，在不同步调和双重节奏上建立起这两者。

被积层者不是随后出现的知识的间接对象，但直接建构知识：直观教学课和语法课程。确切地说，因为考古学不一定借助于过去。这就是为什么积层是考古学的事情。存在着一种关于现在的考古学（une archéologie du présent）。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可见者都如同可述者：可见者与可述者不是现象学的对象，而是认识论的对象。针对《古典时代疯狂史》，福柯所提醒的仍然是以现象学方式引用实际的野性经验，或以巴什拉方式援用永恒的想象价值。但实际上，在知识之前，什么也不存在，因为知识，像福柯使它成为新概念那样，为每一积层、每一历史构成的可见者与可述者特有的结合所确定。知识是一种实践装配，一种陈述和可见性“装置”。因此，在知识之下，什么也没有（虽然在知识之外存在一些事物，我们将会看到它们）。这就是认为，知识只根据千变万化的“开端”而存在，这些开端标明了同样多的受到关注的成层的薄层纹、劈理和方向。对此，谈论“认识论化开端”，是不够的：这一开端已在引向科学的方向上被定位，还贯穿于特有的“科学性”开端，或许贯穿于“形式化开端”。但是，其他开端被别样定位，存在于积层上：伦理化、审美化、政治化开端，等等。[6]知识不是科学，与其所容纳的这样或那样的开端不可分割：甚至感觉经验、想象物价值、时代思想或流行观点的论据。知识是积层单位：积层单位分散在不同开端，原先的积层只作为不同方向的开端堆积而存在，而科学是其中一个方向。仅仅存在一些知识构成的实践或实证性：陈述的话语实践和可见性非话语实践。但是，这些实践总是存在于考古学开端之下，游移不定的分布是种种积层之间的考古学开端的历史差异。这就是福柯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e）或实用主义（pragmatisme）；他从来没有涉及科学与文学的关系、想象物与科学的关系，或者知与真的关系问题，因为知识概念浸润和动用一切开端，并使这些开端成为作为历史构成的成层的变项。

的确，物与词是表示知识两极的相当模糊的字眼，福柯后来认为，《词与物》的标题应当作讽刺性理解。考古学的任务，首先是发现真正的表达形式，不论语言学单位如何，这一表达形式都不可与其中任何一个语言学单位如能指、词语、语句、命题、语言行为混同。福柯尤其指责能指，“话语在其现实中被消除，置于能指秩序中”[7]。我们已经明白，福柯如何在“陈述”这一十分新颖的概念里发现了表达形式，如同与不同单位相互交叉的功能一样，同时勾绘出一个对角线，就音乐和能指系统而言，这个对角线更接近音乐。因此，应当剖开和拆开词语、语句或命题，以便从中萃取出陈述，如同雷蒙·鲁塞尔所为并建立自己的“方法”一样。但是类似的操作，对内容形式来说，是必要的；这里的内容不再是所指，表达不再是能指。这也不是事态和词语所指的对象。可见性不同于那些视觉要素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感性、性质、事物、对象，以及对象复合体。在这一点上，福柯建立了一种功能，这一功能与陈述功能一样新颖。应当剖开事物，将它们打碎。可见性不是对象形式，甚至不是在光线和事物影响下出现的形式，而是光线本身创造出来的明亮形式，这种形式只让作为闪电、闪烁、闪光的事物或对象继续存在。[8]这就是福柯在雷蒙·鲁塞尔作品中点明的第二个方面，或者也许是他在马奈[9]作品里也力图指出的第二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觉得陈述概念产生于音乐启示，就韦伯恩和语言学家来说，陈述概念更接近于韦伯恩，可见者概念如同绘画，与德劳内[10]接近，对德劳内来说，光线曾是一种形式，它创造了自身的形式和运动。德劳内曾经说道，塞尚[11]打碎了高脚盘，我们却不必像立体派画家所为那样努力对其进行粘补。打开（ouvrir）词语、语句和命题，打开（ouvrir）性质、事物和对象：考古学肩负着双重任务，像鲁塞尔之举一样。应该从词语和语言中萃取出与每一积层及其开端相符合的陈述，更要从事物和景色中提炼出每一积层特有的可见性和“澄明”。

这些萃取为什么必要呢？我们从陈述出发：陈述从来不被隐藏，但不是直接易读甚或可言说的。我们可以相信，陈述常被隐藏起来，因为它们是掩饰、压抑甚或克制的对象。但是，这种相信除了意味着错误的权力概念（conception du Pouvoir）之外，还没有什么价值，要是我们停留于词语、语句和命题之上的话。这就是福柯从《知识意志》的开头起论述性欲时所指出的：我们相信整个词汇表遭禁，在维多利亚时代，语句变质，语言精练，虽然性欲被建构为基本的秘密，直到弗洛伊德[12]突如其来，这一基本秘密只被胆大而受诅咒的违反者泄露……然而，不是这么回事，并且，积层或历史构成决定性欲陈述的条件、规则、场所、时机、交谈者（精神分析学在它们之中加油添醋），与此同时，它们从来没有如此大量地充斥性欲陈述。如果人们没注意到性话语的层出不穷，就未曾好好理解自特兰托天主教宗教评议会以来的教堂作用。“在人们想到要净化的语言幌子之下，为了它不再直接被命名，性担当责任，犹如它被拒绝沉默和暂止的话语追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不是现代社会使性居于暗处，而是它们始终专门谈论性并使它具有秘密般的价值。”简言之，如果人们确实仅仅达不到陈述的采掘条件，陈述便隐蔽着，相反，人们一达到条件，陈述就在彼处，并且言说了一切。它同样是政治陈述：在外交、立法、管理、政体方面，政治什么也没有掩盖，虽然每一陈述规则都必须以交织词语、语句和命题的某种方式为条件。就算如此难，只需会阅读就够了。秘密只因被泄漏和自露马脚而存在。每个时代都完美地陈述其政治最玩世不恭的一面，如同完美陈述其性欲最粗俗露骨的一面，以致违犯的价值微不足道。每个时代根据其陈述条件都言说它能言说的一切。自《古典时代疯狂史》以来，福柯分析了“博爱者”（philanthrope，慈善家）的话语，博爱者把疯子从他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掩盖给他们备就的其他更有效的锁链。[13]在每一时代，一切都总是被言说，这也许是福柯最重要的历史原则：在幕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更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描述这块幕布或柱脚，因为在幕后或幕下什么也不存在。人们提出反对意见说存在着隐蔽的陈述，这仅仅是按照规则或条件观察存在着变幻不定的说话者和听话者。但是，说话者和听话者是其他说话者和听话者中间的陈述变项，严格依赖于确定作为功能的陈述自身的条件。总之，陈述只有与其条件相结合才是易读或可说的，这些条件使陈述成为这样的现象，并且处于“陈述柱脚”之上，建立独一无二的铭文（我们已经看到，不存在两种铭文：明显的铭文和隐藏的铭文）。这种独一无二的铭文，即表达形式，产生于陈述及其条件（柱脚或幕布）。福柯的兴趣在于陈述舞台或者可述者的雕塑，是“纪念物”而非“文献”。

陈述或话语构成的最一般条件是什么呢？福柯的回答是因为它预先清除陈述主项而显得更加重要。主项是一个变项，不，确切地说，是陈述的变项集合。这是从原函项或陈述自我派生出来的函项。《知识考古学》分析了这一函项—主项（fonction-sujet，函项—主体）：主项是随着陈述类型和陈述开端而多变的位置和身份，“作者”自身只是某种情形下的一种可能身份。同一陈述甚至会有多重身份。因而首要的是，人们说（ON PARLE），即匿名低语声，某些可能主项的位置（emplacements）在其中得到安排：“话语的连续而混杂的嗡嗡巨响”。福柯多次援引巨大低语声，他希望自己置身于这种低语声之中。[14]福柯反对使语言开端的三种方式：要么以人称为开端，即使这是语言学人称或连接器［如语言人称学，即“我说”（je parle），福柯不断以作为非人称的第三人称前存在反对它］；要么以作为内在结构或首要方向的能指为开端，语言依赖这种结构或方向［如语言结构主义所论“这个说”（ça parle），福柯以确定的陈述的汇编或一定总体的前存在反对它］；要么以原始经验同世界的原始共谋关系为开端，世界为我们建立了谈论经验的可能性并且使可见者成为可述者的基础［如现象学所论“世界说”（le Monde parle）］，仿佛可见事物已经悄悄说出只需我们的语言揭示的某种意义，或者，仿佛语言依靠富有表现力的沉默，福柯以看与说之间的本质差异反对这一沉默）。[15]

语言完全是给定的，或者根本不是给定的。到底什么是陈述条件？其条件就是“有语言”（il y a du langage），“语言的存在”（l'être du langage）或存在—语言（l'être-langage），换言之，产生语言的维度，这一维度不与它所依赖的任何方向相混同。“忽视它表示、命名、显示、产生、成为意义场所或真理场所且相反停留于决定其特殊而有限存在的当时（固定且出现在能指和所指的游戏之中）的权力。”[16]但确切地说，是什么给福柯这一论断赋予了具体意义？是什么阻碍了这一论断突然转向现象学方向或语言学方向的一般性？是什么允许他援用特殊而有限的存在？福柯接近分布语言学，并且，按照《知识考古学》的要求，他总是从出现在一个时代那确定而有限的汇编（构成汇编的言语和作品、语句和命题，尽管如此不同）出发，又力图使陈述“规则性”从中摆脱出来。因此，条件自身是历史的，先天性是历史的：巨大低语声，换句话说是存在—语言或者“有”语言，在每一历史构成中，它们各不相同，就匿名存在而言，它仍然是特殊的，是我们不能从这种或那种方式中分离出来的“谜一般的、不稳定的存在”。每个时代根据其汇编都有自身蓄聚语言的方式。例如，如果古典时代的语言存在完全出现在表现之中，并且设计出表现的分区控制，那么在19世纪，它反而跳出了表现功能，哪怕失去其蓄聚统一性，但这是为了在别处和在另一种方式上，在作为新功能的文学里重新找到这种蓄聚统一性。（“人在过去已经是语言存在的两种方式之间的一种形象”……）[17]因此，语言的历史存在从来不把人蓄聚于创始的、先天的或只是中介的内在性意识之中；相反，它建立了外在性形式，在此，被考虑的汇编陈述四处呈现和广泛传播。这是一种分配统一性。“实证性的先天性不仅仅是短暂的分散系统，而且它自身是一个可变的整体。”[18]

关于陈述及其条件，我们刚刚谈论的一切，应该就可见性也加以论述。因为可见性从来不被掩盖，所以它们不是即刻被看到的和可见的。只要我们停留在对象、事物或感觉性质层面，可见性甚至是不可见的，达不到向对象、事物或感觉开放的条件。如果事物再次合拢，那么可见性变得隐隐约约或者模糊不清，以致“澄明”在另一个时代变得难以把握：古典时代在同一场所汇集了疯子、流浪汉、失业者，“依我们看来，这仅仅是未区分的感受性，曾经必定是古典人明确肯定的知觉。”可是，与可见性相关的条件不是看见主体的方式：看的主体自身是可见性中的地位和从可见性中派生出来的功能（如同古典表现中的国王地位，或者监狱制度中的任何观察者地位）。那时应当引用虚构价值或感觉性质作用吗？虚构价值引导感觉，感觉性质作用建立“感觉主体”。这是建立可见者条件的生气勃勃的图像或性质，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不时以巴什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19]然而，他很快找到另一种解决办法。例如，倘若建筑物是一些可见性和一些可见性场所，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些石头外形，也就是说是一些物质装配和性质组合，而且首先是一些光线形式，这些光线形式分配明与暗、昏暗与透明、所见者与未所见者，等等。在一些著名片段中，《词与物》把委拉斯开兹[20]的绘画《宫娥》描述成一束打开了古典表现空间的光线，并在这一空间分配被看见者和看见者、交换和映像，直到只能被归纳成绘画外部的国王位置（难道完全不是另一束被毁掉的论马奈的手稿所描述的光线吗？这束光线与另一种镜子的使用和映像的分配结合在一起）。在福柯那里，《监视与惩罚》把“环视监狱”（Panoptique）这种监狱建筑物描述成一种光线形式，光线形式环绕着四周的单人牢房，使中心塔变得昏暗漆黑，分配那些被看见而无法观看的囚犯，也分配任何看见一切而不被看见的观察者。正如陈述与规则不可分离一样，可见性与机器不可分。并非整部机器都是光亮的；但这是装置和功能的结合，这一结合使人看见某物，显现和突出某物（机器一监狱或者鲁塞尔机器）。《雷蒙·鲁塞尔》已经提出了最一般的方式：原始光线打开了事物，使可见性作为闪电、闪烁和“次要光线”而出现。[21]如果医学的每一历史构成都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原始光线，并在使症状闪现出来时建立疾病的可见性空间，这种可见性空间时而犹如临床医学，向两个维度展开皱层，时而犹如病理解剖学，根据第三个维度展开皱层，这第三个维度使目光恢复深邃，使疾病重获体积（疾病犹如活体的“尸体剖检”），那么，《临床医学的诞生》可以加上副标题“凝视考古学”。

因此，存在一种光线的“有”，即一种光线的存在或一种存在—光线，一切都如同存在—语言那样。每一存在都是绝对的，却也是历史的，因为它们都与落在构成和汇编上的方式不可分离。其中一个使可见性成为可见或可感知的，如同另一个使陈述成为可述、可说或易读的一样。因而，可见性不是能看主体的行为，也不是可见感官的材料（福柯告知弃用“凝视考古学”这一副标题）。和可见者不被归结为明显的事物或性质一样，存在—光线不归结为一个物理环境：福柯更接近歌德[22]，而不是牛顿[23]。存在—光线是严格不可分的条件，是唯一能把可见性和目力联系起来的先天性，同时每次都根据一些可见的组合自身把可见性与其他方面结合起来：例如，可触知者是一个可见者掩蔽另一个可见者的方式。《临床医学的诞生》所揭示的是“绝对凝视”“潜在可见性”“凝视之外的可见性”，这种外在于凝视的可见性决定了一切感觉经验，没有集中其他感觉领域如听觉和触觉，就没有集中目力。[24]可见性不为目力所定，却是行为与激情、作用与反作用的复合，是触及光线的多种感觉的复合。恰如马格利特[25]给福柯的信中所说，看者和显然被描述者，是思想。那么应该使福柯所论述的原始光线更接近海德格尔[26]和梅洛-庞蒂[27]所分析的澄明[28]，自由或开放只次要地指向目力吗？撇开两种差异：一是福柯所论存在—光线与这种或那种方式不可分，为了成为先天性，存在—光线仍然是史学的和认识论的，而不是现象学的；另一方面，存在—光线不如向目力开放那样完全向言语开放，因为言语作为陈述在存在—语言及其历史形式中找到了完全不同的开放条件。我们能达成共识的是，每一历史构成皆根据其可见性条件看到或使人看到它所能做的一切，如同根据其陈述条件言说它所能做的一切。从来不存在什么秘密，尽管没有什么是立即可见的，也不是直接易读的。从双方看，一切条件都不汇集于意识或主体的内在性之中，和它们不构成同一（Même）那样：这是两种外在性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陈述在此地分布和散播，可见性则在彼地分布和散播。语言“包含”词语、语句和命题，但不包含根据不可消除的距离而进行散播的陈述。陈述按照其开端和语族进行散播。对包含对象的光线而言也一样，但对可见性来说则不然。我们完全明白，以为福柯对诸如此类的监禁环境感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医院和监狱首先是外在性形式里分散的可见性场所，同时求助于外在功能，搁置一边，实行分区控制……

这不是一部精神史，也不是一部行为史。说与看，不，恰当地说，陈述与可见性是纯粹要素（É1éments purs）和先天条件（conditions a priori），在先天条件下，一切观念都在某一时刻表达出来，一切行为也统统表现出来。这一条件探索是一种适宜于福柯的新康德主义。但是与康德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条件是现实经验条件，而不是一切可能经验的条件（比如，陈述必以一定汇编为前提）；条件来自“对象”和历史构成，而不来自普遍主体（先天性本身具有历史性）；一些条件和另一些条件一样是一些外在性条件。[29]但是，如果存在新康德主义，那么是因为可见性及其条件共同形成感受性（Réceptivité），并且陈述及其条件形成自发性（Spontanéité）。这就是语言的自发性和光线的感受性。因此，把易于感受和消极等同起来，把自发和积极等同起来，都是不行的。易于感受不是消极之意，因为在光线使人看见的东西里，行为和激情一样多。自发不是积极之意，却是表现在易于感受的形式之上的“他者”（Autre）的能动性。这种自发早已存在于康德哲学中，在康德著作中，我思的自发性表现在易于感受的存在方面，这种易于感受的存在把自发性必然表现为他者。[30]这就是福柯所论及的知性自发性，我思给语言自发性让出了一条道（语言的“存在”），然而，直觉感受性给光线感受性也让出了一条路（新的时空形式）。如果存在可见者陈述的优先性，那么从那时起就很容易被解释：《知识考古学》能起到作为话语构成的陈述的决定性（déterminant）作用。但可见性同样不可消除，因为它们依赖可决定者（déterminable）的形式，它绝不可被归结为决定性形式。这曾是康德和笛卡尔之间的大断裂：决定性形式（我思）不以被决定者（我在）为支撑，而以纯粹的可决定者形式（时空）为基底。问题是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形式或条件的互相适应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福柯那里发现的变化了的问题：两种“存在”的关系、光线和语言的关系、可决定的可见性和决定性陈述的关系。

一开始，福柯的一个基本论题就是：内容形式与表达形式之间、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尽管可见者与可述者相互寓含并不断相互渗透以构成第一积层或每种知识）。也许这是一个方面，即福柯与布朗肖相遇时的第一个方面：“说不是看”。但是，当布朗肖强调言说作为决定者的优先性时，尽管表象过于迅捷，福柯仍然维持看（voir）的特异性，即可见者作为可决定者的不可还原性。[31]这两者之间，虽然存在互逆前提和陈述优先性，但不存在同构和相似。甚至《知识考古学》一书也强调这一优先性，指出：既没有从一个到另一个的因果性，又没有这两者之间的象征性；如果陈述有对象，那么这是适宜于它的话语对象，话语对象与可见对象不是同构的。的确，我们总是可以渴望得到同构（isomorphisme）：要么是认识论梦想，正如临床医学确定“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症状与体征之间、场面与言语之间的结构同一；要么是美学梦想，当“图形文”为文本和绘画、语言和造型、陈述和影像提供同一形式的时候。[32]福柯在他对马格利特的评论中如此指出，“细长、无色、平淡的小小斜条”总是重复，这一斜条将题目与外形、烟斗画与陈述“这是一只烟斗”分开，以致陈述变成“这不是一只烟斗”，因为绘画、陈述以及作为共同的想象形式的这个，统统都不是烟斗：“在黑板上与在黑板上方一样，烟斗画和应给它命名的文字找不到相遇之处，这是一种‘非关系’。”[33]这可能是福柯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幽默的尝试说法。因为《古典时代疯狂史》曾指出了这一点：收容所作为内容形式或疯狂的可见性场所，在医学中根本没有它的来源，而在管治中找到了它的来源；医学作为表达形式及“非理性”陈述的生产要素，在医院之外展开了它的话语规则、诊断和治疗。莫里斯·布朗肖在评论福柯时指出：差异就是非理性与（et）疯狂间的对抗。《监视与惩罚》将再次论述一个相邻主题，并对它加以深化：监狱作为罪行的可见性不派生于作为表达形式的刑法；它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一领域是惩戒的，而非法律的；刑法自身则独立地产生监狱的“犯罪”陈述，正如它过去总是以某种方式被迫说，这不是一座监狱……这两种形式，在形态[34]考古学意义上说，不拥有同一构成、同一起源或同一世系。但是，即使借助戏法，也存在着交会：我们认为，监狱以另一个人物代替刑事犯，利用这种代替，监狱产生或者再产生犯罪，与此同时，法律产生和再产生囚犯。[35]在这两者之间，在这样的积层和开端处，一些关系建立和打破，一些交织形成和散开。对福柯和布朗肖都一样，如何解释非关系仍然是一种关系，甚至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真理游戏”（jeux de vérité），不，确切地说是真的程序。真理与建立真理的程序密不可分（《监视与惩罚》将“宗教裁判所调查”和“惩戒审讯”加以比较，宗教裁判所调查曾作为中世纪末的自然科学模式，惩戒审讯则是18世纪末的人文科学模式）。但是，这一程序由什么组成呢？它可能大致由过程（processus）和手段（procédé）构成，这是实用主义。这个过程是看的过程，向知识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这一积层上和在这种或那种开端看见了什么？我们不仅仅追问我们从何种对象出发，一直保持何种质量，我们置于何种物态（感性汇编）之中，而且要问：如何从这些对象、质量、事物中萃取出一些可见性？可见性以何种方式闪闪发光和闪烁出来？在何种光线下，光线汇集于积层上？进一步讲，主项位置作为这些可见性的变项，是什么？谁占据和看到这些位置？可是，也存在一些语言手段，这些手段从一个积层到另一个积层是不同的，同样在两个不同寻常的作者（如鲁塞尔手段和布里塞[36]手段）之间也是不同的。[37]词语、语句和命题的汇编是什么？如何从中萃取出渗透于它们的陈述？陈述在哪种语言聚集下根据语族和开端进行分散？然而，谁在说？就是说，作为变项的陈述主项是什么？谁来填补其位？总之，存在着陈述手段和机械过程。这里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总是真理问题。《快感的享用》在指出真理只有通过“问题化”才能化身为知识，并且问题化只有基于“实践”（看的实践与说的实践）才产生之时，将对以前著作加以总结。[38]这些实践就是过程和手段，构成关于真实的程序，即“真理史”。但是，这种真实的两半应当成问题地相互联系，与此同时，真理问题排除它们的一致或相似。举一个精神病学方面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疯人院里能见到的人和能被我们陈述为疯子的人，是同一个吗？例如：“发现”法官史瑞伯[39]的妄想症并把他关进疯人院，是容易的，但应当把他从疯人院里放出来，因为随后更难“陈述”（énoncer）其疯狂。相反，一个偏执狂患者容易陈述其疯狂，但很难及时看出这种疯狂，也很难在必要时把他关入精神病院。[40]许多人被关进疯人院，实则不应到那儿，但有许多人没有被关入疯人院，实则应当进去：19世纪的精神病学产生于这种疯狂“问题化”的发现上，而不是从中产生单义而确定的概念。

真实（le vrai）不由一致性或共同形式确定，也不由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契合确定。说与看相分离，可见者与可述者相分离：“所见者从不寓居于所说者之中”（ce qu'on voit ne se loge jamais dans ce qu'on dit），反之亦然。基于双重理由，结合是不可能的，陈述有其自身的相关对象，且不是像逻辑学所要求的那样表示事物状态或可见对象的命题；而可见性更不是不会说话的感觉，也不是在语言里现实化的潜能所指（signifié de puissance），如同现象学所主张的那样。档案这种视听资料是分离的。看—说分离（disjonction voir-parler）最完整的例子都存在于电影之中，这也并不令人惊讶。在施特劳布夫妇[41]、西贝尔贝格[42]和玛格丽特·杜拉斯[43]他们那里，声音从一边落下，犹如“历史”不再有场所，可见者则从另一边落下，如同清空的场所不再有历史一样。[44]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印度之歌》里，喧闹声令人想起从前的舞会，或使这一舞会得到提升，它将从来不会被显示出来，当视觉影像显示出另一种无声舞会时，如果没有任何闪回能产生可见接头，就不会有任何画外声音能产生声音接头；《恒河女人》已经表现为两部相伴性电影，即“影像电影和声音电影”，空是唯一的“连接因素”（facteur de liaison），它既是接合又是裂缝。在这两者之间，永远存在着非理性鸿沟。但是，这些不是处于任何影像之上的任何声音。的确，从可见者到陈述、或从陈述到可见者，没有连贯性。但是，在非理性鸿沟或在裂缝里，存在着永恒的重新连接。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可见者与陈述形成一个积层，但这个积层总是由一个考古学的中心裂缝穿过和构成的（施特劳布）。只要我们停滞于物与词，我们就能相信我们言说我们所见，我们看见我们所说，这两者彼此相连：这就是我们停留在经验运用层面。可是，自从我们打开了词与物，自从我们发现了陈述与可见性，言语和目力都上升到了高级的“先天”运用层面，因而，每一积层都到了自身的极限，极限将言语和目力分开，可见者只能被看见，可述者也只能被言说。然而，进一步讲，分隔每一成层的固有极限，是共同的极限，它把所有积层紧紧联系起来，有两个不对称的面，缺乏理智的言语和寂静无声的影像。福柯与当代电影非常接近。

这么说，非关系怎么成为一种关系呢？或者，在福柯这两种意见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尽管我们言说我们所见，所见还是从来不居于所说之中，我们尽管通过影像、隐喻和比较让人们看见我们正在说的，影像、隐喻和比较闪现的地方不是目力所及之处，而是句法系统确定之地”；另一方面，“应当承认形象和文本之间的一切纵横交错，不，确切地说，在形象和文本之间，存在着反敌对目标的已发起的进攻、已射出的箭，还存在着颠覆和消灭的行为、长矛进攻和创伤、战斗……”，“词语间的影像跌落与划破画面的言语闪电……”，以及“事物形式中的话语切口”，反之亦然。[45]这两种文本一点也不自相矛盾。第一个文本指出，看与说、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不存在同构或同源，乃至共同形式。第二个文本指出，这两种形式彼此渗透，如同渗透于战斗之中。战斗的召唤正是意味着没有同构。这就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形式包含着条件和受条件限制者、光线和可见性、语言和陈述；但条件不“包含”受条件限制者，把这一受条件限制者提供给一个散播空间，它自身成为外在形式。因此，一些陈述正是在可见者及其条件之间川流不息，正如在马格利特的两支烟斗之间一样。一些可见性也正是在陈述及其条件之间相互渗透，如同在鲁塞尔那里一样，不使词语产生于可见者，鲁塞尔便不打开词语（并且不使事物产生于陈述，就不打开事物）。我们以前试图指出，“监狱”这一可见性形式如何产生一些延续犯罪的次要陈述，哪怕刑罚陈述产生一些加固监狱的次要可见者。进一步讲，这些是陈述和可见者，它们如同摔跤运动员一样直接互相抱住，互相克制或者互相捕捉，每次都构成“真理”。因此，福柯的用语是：“在同一运动中，说并且引起看……惊人的纵横交错。”[46]说与看同时进行（en même temps），尽管它们不是同一回事，我们不说我们所看，我们不看我们所说。但是它们构成积层，从一个积层到另一个积层同时发生变化（尽管依据的不是相同的规则）。

不过，这第一种回答（斗争、抱住、战斗、双重暗示），仍然不令人满意。它没有考虑到陈述的优先性。陈述根据其条件（语言）的自发性而富有优先性，语言为陈述提供了决定性形式。不过，可见者，根据自身条件（光线）的感受性，仅仅具有可决定者的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决定性总是来自陈述，尽管这两种形式自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福柯在鲁塞尔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方面：不仅仅在于打开事物以归纳出陈述，也不在于打开词语以引出可见性，而且在于根据陈述的自发性而使陈述诞生和激增，以致陈述将无限决定性运用于可见者。[47]总之，这是对两种形式间关系问题的第二种回答：唯有陈述具有决定性，让人们看见，尽管让人们看见陈述所论的别物。在《知识考古学》中，处于极限的可见者只是否定地被指示，诸如非话语，而话语与非话语之间有更多的话语关系，我们不会感到吃惊。在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我们应当同时坚持如下几个方面：两种形式的异质性、性质差异或非同构；互相抱住和互相捕捉之间的互为前提；一个对另一个的相当确定的优先性。

然而，这第二种回答不令人满意。如果决定性是无限的，那么可决定者如何是有限的且具有与决定性形式不同的形式呢？陈述无限地决定可见者时，可见者如何不超出限度且是永恒可决定的呢？如何阻止对象消失呢？在这一点上，在航海意义上而不在失败意义上，鲁塞尔作品岂不最终受挫了吗？“这里，语言在其自身内部被排成圆圈，掩盖其有待看见的所与物，将它曾经打算提供给它的东西隐藏起来，以令人眩晕的高速涌向不可见的洞穴，而在此，万物居于洞口之外，语言消失在它们的疯狂追逐之中。”[48]康德已经历过类似的冒险：知性自发性未将自身的决定性运用于直觉的感受性，直觉的感受性没有连续以自身的可决定者的形式反对决定性形式。因此，康德应当在这两种形式之外援引第三种要求，这一要求在本质上是“神秘的”，并且能把它们的相互适应解释为真理（Vérité）。这曾是想象模式（schème de l'imagination）。福柯所用“谜一般的”这个词与康德的谜是一致的，尽管它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总体中并且处于别的分布里。但在福柯那里，第三种要求也应该使可决定者与决定性之间、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光线的感受性与语言的自发性之间相互适应，同时在这两种形式那边或这边发生作用。福柯正是在此意义上认为，抱住意味着距离（distance），通过这个距离，对手们“交换他们的威胁和词语”，对抗场所意味着“非场所”，这一非场所显示出对手们不属于同一空间或不依赖于同一形式。[49]同样，福柯在分析保罗·克利[50]时指出，可见形象与书写符号相结合，但处于与它们各自形式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维度之中（mais dans une autre dimension que celle de leurs forms respectives）。[51]因而，这就是我们应该跃入与积层及其两种形式不同的另一个维度即非形式的第三维度里，这一维度将分析这两种形式的积层构成和一种形式对于另一种形式的优先性。这个维度即新方向，由什么组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