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

十年前我为本书写导论时曾以“为什么否思”这个问题作为标题。我的回答是，19世纪社会科学的假定，“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而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21世纪，而障碍依然存在。对变化的抵抗是深层的。对于潜在的认识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严肃思考，甚至也遭到抵抗。这种争论，应该说这些争论，是非常激烈的。

在1945年以后的二十年中，社会科学是繁荣的——多产的、自信的、第一次得到大众承认，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人们认为未来是光明的。但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社会科学充满了混乱——也许仍然是多产的，但完全不自信，而且现在激起公众关于社会科学价值的争议。当然，这种彻底的转变是这一时期世界体系剧变的产物。这本书探讨这样一些变迁，它们导致重新考虑社会科学就在不久以前认为业已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得出这样的看法，即19世纪范式已经达到了它们的极限，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因此，才会有混乱的争论，才会有所谓的文化战争。

自从这本书第一次出现，我就是一个集体研究这些问题的国际委员会（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由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六位社会科学家、两位自然科学家和两位人文科学的学者——组成的小组1996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开放社会科学》，这份报告得到广泛讨论，而且现在被译为将近二十种语言。报告分析了社会科学从18世纪到今天的历史建构，回顾了社会科学中主要的基本争论，并且询问我们从这里会走向何处？它的结论是这样一个断定：“最重要的是，我们重申，应该清楚地、开放地、理智地和紧迫地讨论这些潜在的问题。”

《否思社会科学》寻求为这一争论做出贡献。我一直试图表明，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概念——发展和时空范畴——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和分析。自从1945年以来，发展一直是全世界政治家和学者的颂歌，但是它当然要回到“工业革命”的根本观念。这个概念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动因，而事实上正相反。(https://www.daowen.com)

时间和空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概念。它们目前的用法追溯到17世纪科学思想的变迁，而且，它们不是作为概念呈现给我们，而是作为自明的实在的东西呈现给我们——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恰恰使人们不可能询问与我称之为我们的历史社会系统的时空构造有关的问题。

我请读者以更开放的眼光重访（不是重新解读，也不是重新思考，而是重访）马克思和布罗代尔，在他们的著述中发现许多被忽略的东西和许多在努力否思19世纪社会科学时有用的东西，当然，他们两人既属于19世纪社会科学，而又不属于它。最后，我寻求表明世界体系分析如何寻找到一种走出沼泽的方式。然而我不是断言这已经成功了。要是这样，我就不需要写这本书了。本书是一份邀请，它邀请大家共同否思我们深层的，而且常常是隐藏起来的理性基础中的东西。

我没有幻想这样的否思会很容易。这会被嘲笑、忽视和误解。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的确就是这样。但现实对我们所有人紧逼不舍。在1989年以前，我们早就论证过，USSR（苏联）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体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处于商业主义撤退的国家或地区，但是不久就会重新融入世界范围的劳动划分。我们论证过1968年的世界革命是对传统的反体制运动改变世界的有限能力进行反抗的信号，这一点我们争论了三十年。我们从一开始就论证，最近发现的“全球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本运行原则。

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争论，知识世界已经面临着基本的认识论挑战，即克服“两种文化”的人为划分并且创造一种新的、重新统一的科学/哲学（scientia/philosophia）的认识论。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中，这会成为知识世界的核心理性问题，它不仅会导致新的理性建构，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新的知识结构和彻底修正渗透学院生活的文化。

这是一项共同的任务，而它的共同性必须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包容整个世界。这一要求不是一项政治的，而是一项理性的命令。一旦做到这一点，它就必然会有政治涵义。这将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关于在一种历史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混乱氛围中、在结构危机中所面临的历史选择的争论有关。我们最终的结果在哪里，乃是内在不确定的。然而，确定的是，我们投入的总和会成为说明最终重构世界体系和知识世界的东西。但是，要使这些投入是明智的，我们首先就需要否思我们的理性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