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为什么否思？

我将本书命名为“否思社会科学”而不是“再思社会科学”。“再思”，对学者和科学家来说是家常便饭。当新的证据瓦解旧的理论，各种预测失灵时，我们总是被迫反思我们的假说。所以，学者们经常反思大量19世纪社会科学的内容，把它们当作特殊的假说对待。然而，除了“经常性”的反思之外，对19世纪的这些社会科学理论，我坚信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干脆“否思”。因为在我看来，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

那么让我从头开始解释清楚。对于那些在我称之为“历史上的社会科学”方面已经累积的理论成果，我无意为之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实际上我在试图揭示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论点，其实是狭隘的，而且很值得怀疑。我希望因此可以激励人们去寻找新的理论范式，而新范式的构建将依靠许多人的努力，并且会耗费掉相当多的时间。繁茂的森林里，树木排列整齐地生长着，然而高大树木下的灌木丛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希望本书能为清除这些灌木尽一份力量。

毫无疑问，有人会不同意我对19世纪社学科学的认识，以及我对这种认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我认为那些传统认识论的拥护者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既不胆怯也不谦逊。而那些批评传统认识论的人们，即使当他们的批评非常严肃而中肯时，他们也并没有完全从自己所弃绝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我也没能幸免于这种思想上的落伍。这恰恰证实了我的观点，传统方法的假说是多么有力地控制了我们，而“不再去思考”这些假说是多么的紧要。

我将这些论文分为六个主题。第一部分是讨论我所质疑的方法论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当代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试图寻找历史上的社会科学被发展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学科之一的具体时间。我不仅仅试图去解释如下问题：为什么在19世纪这些历史上的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模式被固化了？为什么偏偏是在19世纪而不是其他时间？还有，为什么它们会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论，而这种认识论的基础却又看似是一种既普适又个别的自相矛盾？我还想搞清楚为什么这种认识论在最近二十年，或者说到了目前才开始被质疑。这将我们引领到了学术的困境。

在讨论完历史背景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在我看来是19世纪社会科学中最关键也最有问题的概念——“发展”。可以确认，“发展”这个词是在1945年以后才被人们广泛接受，它起初流行于那些解读“第三世界”或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周边地带发展状况的领域，那时这些领域似乎还基本属于边缘学科。虽然“发展”一词流行甚晚，我依然认为这一概念只不过是“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简单变种而已。几乎所有历史事件的记载以及各种一般化的分析都以这个概念为中轴线而展开。这个概念具有极广泛的影响力，会导致政治和知识领域产生的错误预测。正因为它的理论有部分是正确的，这使之看似不证自明，很有说服力，所以它也极具误导性。然而，真正打算接受否思的中心思想的人是很少的。

尽管发展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它至少被广泛地讨论着。接下来，我要讨论时间和空间——我称之为“时空”的观念。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的概念。这并不是说地理和历史因素从来没有被讨论过。它们当然是存在的，而且广泛存在于我们的讨论中。但时空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常态，因此属于外生变量而并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也很少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着的时空的多元性，因此在解读社会现实时也基本从来不把它们纳入思考范围。(https://www.daowen.com)

展示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核心概念——“发展”的局限性，以及本应成为核心概念的“时空”的缺位——这两点在逻辑上紧密相关，构成了本书前半部分的内容。此后的篇章我将关注两位重要的思想家——马克思与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他们也许帮助了我们从19世纪社会科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卡尔·马克思当然是19世纪社会科学的重要人物。他被人们看作是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在我看来这是比较公正的评价。马克思继承了他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传统中大部分的方法论假说。当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思想源自黑格尔、圣西门的学说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时，马克思自己也承认是如此。所以当马克思宣称自己致力于“政治经济批判”时，这种声称是有着严肃的基础的。

马克思是一个力图超越其时代局限性的思想家。在此，我并不想评价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或者是否完成了他的这个任务。我们一般所讨论的马克思的理论大部分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它的阐释。我发现成为占主导地位方法论的一部分的正是这些阐释，而并非政治经济批判的论点。再读马克思，我所关注的是一个反对19世纪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论点的马克思。

我认为再次研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也是有帮助的。布罗代尔与马克思完全不同。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理论家或者方法论学家。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致力于档案研究，并希望借此建立一种“历史观”。他很少讨论方法论的问题本身。但是他拥有准确的直觉，引领他去质疑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因此他能为我们（或明或暗地）指出一条新路走出过去的困境。我重读布罗代尔，去发现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否思19世纪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进程。这种理解的基础既不是“发展”假说也不是时空的缺席。

最后我将进行世界体系分析，它聚焦在研究长期、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上。它也是当代一种对社会性世界的看法。世界体系分析旨在对19世纪社会科学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完全。因为它无法超越19世纪社会科学最持久的（也是最具误导性的）“三分神话”——将社会分析划分为三大领域、三种逻辑、三个层次——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虽然这种理论的某些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是错误的。三位一体的理论如花岗岩般坚实地站立在路中央，挡住了知识前进的脚步。有人对此感到不满，但是我认为还没有人能免除这种理论及其暗示的影响。

也许只有当世界发生更多的变化之后，学者们才会有能力建立更有用的理论。但是我深信如果我们要重建历史社会科学，我们就必须将“建立有用理论”这一难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全心投入其中，克服个中困难，解读其中谜题，抛弃那些会把我们引入歧途的种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