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家著述英国文明史的启示
从诸多英国学者著述英国文明史的诸多案例及其存在问题的考量来看，英国文明史著述的构成要素和研究方法，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考。
（一）英国史家著述英国文明史的构成要素
从英国史家著述的几种英国文明史看来，总论、时序、区域、主体、形态、特征等应该成为英国文明史构成的基本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历史学理论与方法总论。总论应当讨论英国文明史书写的基本理论及其对全文的指导效用、主要材料及其来源，以及研究方法及其对主要问题的研究视角。
其次是时序的断裂与延续。历史书写必须遵循以历史时序为基本线索的原则。当然，时序具有相对性，比如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历史根源和历史延续性，并不是每一起事件都是按照人们认为的历史时代划分时段的。赫伊津哈就论述过中世纪文明的惯性一直影响到近代社会。(49)同样，伯恩斯就世界近代史的书写提出“近代早期”的范畴，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是区域的拓展与位移。区域划分有许多不同的参数：比如人种、信仰、语言、国别等因素。同时，区域还具有相对性，比如，移民与流动人口问题、国籍与族裔的差异性问题，还有跨地区、跨国界的相关问题。区域史研究，大多以语言、文化与宗教等因素为参照系，与将民族国家作为主体身份相比，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应当予以更多的关注。还有主体的类型与存在领域：一方面是人与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人员构成的诸多民族与族裔问题，都需要严密的思考与关注。更应该突出人的史学价值，尊重人创造历史的观点，同时，历史书写既要有客观论述，也要有心灵考察，即国家或地区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研究，如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民俗文化；另外，还要考察不同历史时代的事件与思潮的主体性，比如文艺复兴、理性主义中人的主体性等问题。
最后是文明的形态与特征。英国文明史的形态可以有多种分类尺度，比如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宗教、教育、思想、文化、艺术；比如游牧、农业、工业、生态；比如大陆、海洋等，需要我们综合思考、抓住主要特征，突出历史的主要问题，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突出民族国家的基本品质，尤其是民族国家精神（Spirits of Nation-states），包括总体的哲学思考与细节的案例研究。
（二）英国史家著述英国文明史的启示
英国文明史研究，既需要总体的方法论，也需要一般的研究方法和一些细节问题研究的视角。只有多种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根据诸多问题研究的需要，合理调配且科学使用，才能系统、全面地把握真正的英国文明史。英国史家著述英国文明史的方法给人以诸多启示，从科学门类与历史时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学的方法。在奥克兰的《不列颠文明史》中，我们充分感受到生产、贸易与消费，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生活风俗的发展等问题的考察与研究。近年来，已经出现使用经济学理论来研究英国政治与社会文明的发展等现象。比如，经济产权理论可以用于研究英国圈地运动问题，即通过对土地权利的位移来考察人的社会身份的变化，以及社会阶层与结构的变化。政治经济与社会方法的交互使用，是近年来英国文明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尝试。(50)政治哲学、政党政制、政治改良、政治革命等问题的研究；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军事哲学、战争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研究，常常需要专门的政治哲学与外交学说来展开分析、研究与著述。
其次是思想观念与文化史的书写方法。众所周知，尽管在英国史家中，有科林伍德和彼得·伯克这样的历史学家，但是人类文明史决不仅仅是思想与文化史，因此英国史家既要对英国文明史研究状况进行总体性概括与研究，也要考察英国文明史研究的方法与范畴，以及英国文明史研究的其他理论问题。民族精神的书写应当成为英国文明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之一。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正是在诸多民族文化精神的比较中凸显出英国人的民族品质与文化精神。还有，需要关注英国的科技、文化、教育、宗教、哲学和艺术的进步，甚至包括定量分析。比如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村自然史》，就是通过书信的方式来记录自然生态的诸多变化和历史变迁。通过记录塞耳彭村的植物、动物、天气、温度等自然现象的变化，来记录塞耳彭村自然生态变化的历史，以及文化景观的变迁及其忠实记录给人们文化心理带来的影响。思想文化史也是英国文明史书写的重要方法之一。
再次是跨学科与跨文化的书写方法。以英国史家的著述为参照系，反观中国史家的诸多著述，古代中国的撰史传统、西学传统人文科学著述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互融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吸纳东西方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关注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关注人的发展由单向度到总体性发展的升迁。作为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吸纳一切科学辩证与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以丰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跨学科方法在史学研究与著述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运用。比如，关于英国政制，我们主张用政治学理论中的君主共和主义学说；关于霍布斯忠诚问题，我们主张用文学研究中的零度书写理论。英国的政制，大家都认为是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但是它的君主立宪制与别国的不同，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的专家形象地称之为股份制，却是一种十分精准的指称。(51)从学理上来说，我们采用政治学中的共和主义理论。所谓共和，这是一种来自希腊古典哲学的范畴，就是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社会的权力，也同时承担社会的义务。因此，我们有理由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君主共和制。关于霍布斯忠诚问题，我们应该避开阶级观点和社会阶层的偏见，避开文化史书写过程中的主观意识。我们主张用文学领域中罗兰·巴特（又译巴尔特）的“零度书写”学说来研究，即摒弃问题产生过程中的时代、立场、语言表达和个人风格等原因，来寻求霍布斯忠诚问题的真正答案。(52)避开英国文明史书写中的主观因素，不仅让历史书写更接近历史事实本身，更能远离像休谟那样由于为查理一世投之以一掬泪水而进退维谷，并陷于历史与现实之矛盾的尴尬境地。休谟认为，查理一世还没有到达恶的程度。对于君主来说，如果要求获得比法律更大的权力，哪怕是必需的，那也是非常危险的。(53)同样，关于帝国的影响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帝国是共和品质的流失；马基雅维利则认为，帝国是对共和品质的完善。他们的内涵迥异的观点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知道，在公共环境下，究竟哪一种观点更具有真理性？语境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情境、文化等视角，从语场、语旨和语式等要素来寻找两个人提出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的最早源头和根本原因，正面历史事实，从而便于我们以此为参照系来把握什么是真正的英帝国主义。
还有区域文明史的书写方法。区域文明史研究方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突出民族与其他民族、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重视民族国家在当代世界的根本地位，强调以民族国家为世界文明交往的基点；二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以区域文明为新视角，考虑到区域间的交往与沟通，考虑到地区、民族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考虑到当下具体的历史情境与具有长时段性质的大时代之间的关系；(54)三是区域文明史研究吸纳新史学、新文化史学的合理因素，科学与综合地使用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与透视文明史进程中的政治风波、经济变革、科技创新与环境气候等日常生活现象，以及人的精神进步、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等内在品质。英国正是在不断吸纳异族的宗教与古典文明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民族性。(55)对此，法国史家孔多塞做过有益的尝试，并以此来寻求整个人类的文明与进步；(56)四是以全球文明为大背景参照系，在全球化以经济技术等方式影响整个世界不同地区与国家的语境中，全球化带来的诸多现象是英国文明史研究必须考虑到的问题，这一研究方法对中国文明史的研究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区域文明史研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既可以从事地区性的细小问题的案例研究，也可以拓展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探索；既关注个人，也关注民族和民族国家，还关注影响每一个个人与民族的世界历史。汤因比说，我们为什么要关照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在地域以外的事物呢？这是因为现实要求我们具有这种较为宽广的眼光。在最近500年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57)可见，我们处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我们以区域史研究为载体，关照英国文明走过的历史，展望整个世界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未来。
尽管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关注英格兰及其邻近文明的比较与交流，然而加拿大学者阿尔伯特·塔克的《英格兰文明史》更能展示出区域文明动态考察与静态书写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该著不仅关注英格兰与海洋文明之间的关系，关注英吉利海峡大战西班牙无敌舰队及其对于海上扩张带来的影响，更重视海洋文明背景中的经济增长、文化变化和平民自由等问题。(58)既考量英格兰文明与其他诸多区域文明的交往和互动，也同时研究英格兰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特点，充分展示出区域文明研究的特殊价值。
最后是英国文明史书写的实证方法与辩证意识。巴克尔使用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斯特拉特福德考察英国文明长时段的趋势与特点，奥克兰对现代英国人生活方式的真实记录与深入研究，均体现出实证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在英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许多的历史问题存在争论或疑问。比如，英国文明的发展模式、英国近代文明崛起的历史根源、英国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英国的经验主义与乌托邦思想、英国政制的形态与特点等重大历史问题，与霍布斯忠诚问题、休谟政治思想的矛盾性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争论不休与人们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是否恰当也存在着一定联系。显然，量体裁衣，相需为用，或许是重要途径。
实证方法是英国文明史书写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关于英国文明的发展模式，英国近代文明崛起的原因，以及英国中央集权制的形成的效用等问题，都需要使用实证方法。巴林顿·摩尔说，英国走的是一条渐进、温和、改良的发展道路，(59)可事实上近代英国除了对内实行几次政治改革以外，还有疯狂的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国内的诸多暴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鲜血洒满整个世界的国家，能是一个温和渐进的国家吗？英国近代文明的崛起也是如此，不是因为“英国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也不只是因为地理条件的优越，而是因为这一个民族群体善于吸纳与创新，基督教文明、古典文明、其他域外文明的进入与容纳，能很快消化成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强有力的文明因素，成为近代社会崛起的强大动力。
中央集权制形成的效用也要科学分析，不同的区域与不同的时代，其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汤因比曾经考察过封建王朝统一的问题：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的政治统一；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跨越赫勒斯滂海峡；公元633年，阿拉伯人突然跃出阿拉伯半岛；蒙古人在13世纪自东北亚大草原的突然崛起。这些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封建王朝的统一与中央集权时代的到来。(60)可见，封建王朝与中央集权的形成，无论是诺曼征服还是都铎王朝，都只是封建王权的形成与发展，与现代化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现代化首先是政治与经济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考察都铎时代的现代化问题，那也不是国王而是思想家。不能因为美国思想家威尔齐、印度思想家沙尔玛讨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61)我们就把典型的英国封建传统强行拉到东方或者拉到现代社会，或者忘却海外扩张对于英国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对外的传播与溢出。这显然违反历史事实，也无法获得历史真理，更无法完成中国学者笔下的英国文明史话语体系的思考、认识与建构的历史使命。
辩证意识应该在历史书写中发挥作用。比如，几乎全世界都认为英国的外交是一种孤立主义外交。然而这一判断实质上只对了百分之五十。在和平的时代或可能均衡的时代，英国人喜欢玩孤立外交，可是在动荡的时代或者利益发生冲突的时代，英国人则使用实利主义外交。同样，当我们在认定英国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国度的时候，英国也是一个富有理想的国度。经验主义者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罗吉尔·培根，与托马斯·莫尔、弗兰西斯·培根、威廉·莫里斯，同样在英国文明史上发生重大影响。(62)最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倡导经验的弗兰西斯·培根，他也写作了富有理想和想象力的《大西岛》，可见经验与理想同样是英国人的财富。也就是说，如果要科学认识英国文明的特点，既要看到经验主义的因素，也要看到理想主义的因素。或许，多元并存正是英国文明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特征。
以中国传统的实证史学为基础，广泛吸纳西方学者对于“英国文明史”研究的经验与智慧，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重铸，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因此，“英国文明史”研究需要以英国的思想文化这一民族的精神与灵魂作为主线，逐层揭示出英国文明历史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展示英国文明演进的历史经验与民族智慧，为中华文明之多元融合的伟大传统之重建与复兴提供参考与借鉴；传统的英国史习惯于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国家构成的外在社会形态的视角来书写总体的英国社会发展史；国外专家的英国文明史则以西方的价值观与话语体系来讨论问题；中国的历史学需要中国的学术范畴和话语体系，并以此展开对于英国历史与民族精神的总体考察与本质透视来重新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背景下的英国文明史，从英国文明史的理论研究与历史考察中汲取经验和智慧，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从总体上看，英国文明的演进可以分为：融合、成长、释放与回归等几个历史分期。所谓“融合”指的是英国在形成中央集权制之前的被动接受域外征服及其文明的进入，以及主动接受外来宗教文明与古典文明的历史时代。所谓“成长”指的是英国在吸纳域外诸多文明之后形成多元互融的发展趋势，诞生了大学、《大宪章》与个性及主体意识，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等方面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与历史形态。所谓“释放”指的是在民族国家基本形成的状态下，国内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比较稳定，国外的发展战略与海洋意识不断强化并有力地实施海外扩张，通过军事与外交、工业与贸易、宗教与文化等方式，建立起称霸全球的世界帝国。所谓“回归”指的是二战以后的英国逐步失去了世界帝国的身份，国内民族主义因素不断成长，国外领地纷纷独立，强大的英帝国逐步演变成为英联邦。不仅如此，英联邦国家也正走向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英国“脱欧”也在助力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就是说，这是英国从称霸世界到退出欧洲、英联邦国家和不列颠民族正走向独立与自由的时代。
英帝国时代已经结束，但是英国文明给世界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制度与文化遗产：制度建设、民主法治、孤立外交、海权建设、民族问题等，都充分地体现出英国文明的历史经验与民族智慧。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开掘，将有益于研究与开掘中华文明的历史精髓、制度及文化遗产，同时也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世界文明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与参照。
(1)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9月24日。
(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明、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3) Fernand Braudel，“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 Vol.13，No.4，1958，pp.725—753.
(4) Kenneth Clark，Civilisation: A Personal View，London: BBC and John Murray，1969.
(5) Kenneth Clark，Civilisation: A Personal View，London: BBC and John Murray，1969，pp.16—17.
(6) Gerrit P.Judd，“Preface，”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69，p.7.
(7) 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系，后留校研究和任教。主要著作有《宗教与哲学》（1916）、《心灵的思辨》（1924）、《艺术原理》（1938）、《历史的观念》（1946）。
(8) 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1873—1962），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批判实在主义代表之一。1940年创办《思想史杂志》，并任编辑。与桑塔亚那、赛拉斯等合著的《批判实在主义论文集》为批判实在主义的代表作。主要著作还有《批判实在主义》《对二元论的反叛》。
(9) Arthur Lovejoy，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8.
(10) ［美］A.O.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吴相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11) 以赛亚·伯林，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在1958年，他提出“两种自由概念”，区分了积极和消极自由，对以后的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谓消极自由，是指在没有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用伯林的话来讲，是回答了“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的问题。所谓积极自由是指源于个人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和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是回答了“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尽管有时回答有可能重叠。
(12) 爱德华·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出生于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国际关系理论专家、著名记者，对史学理论、德国历史政治与文化社会的研究有很高的成就。作为著名的外交家，曾经作为英国的代表参加过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
(13) 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 1926—2017），美国历史学家，德裔。1978年后为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欧洲心智史特级教授。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权力的崇拜》（1958年）、《德国的历史思想：从赫尔德至今的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1968年、1983年）、《欧洲史学新方向》。
(14)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1960年后涉足历史哲学领域，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退休前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他广泛吸收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套比喻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作者、读者，揭示意识形态要素介入历史学的种种途径。怀特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并将历史主义思想带入文学批评领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15)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07—108页。
(1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8—29页。
(1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3页。
(1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1页。
(19) 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是瑞士一位致力于欧洲文化尤其是文艺复兴史问题研究的专家。他的主要历史学著作有3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1853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和《希腊文化史》（1898—1902年）。(https://www.daowen.com)
(20)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是荷兰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荷兰的格罗宁根（Groningen）。在上学时就掌握了阿拉伯语。1891年考入格罗宁根大学学习文学和梵文。1915年成为莱登大学教授，1932年任校长。1942年他被德国人逮捕囚禁，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病逝。主要著作有：《我的历史之路》、《中世纪的衰落》、《明天即将来临》、《游戏的人》。在《我的历史之路》这篇文章里，赫伊津哈概述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他对纹章学和古钱学的青春般的热情、他对东方研究的失望，以及那本使他闻名于世的《中世纪的衰落》一书的概念等。极权主义思想的出现激发了他在《明天即将来临》一书中挺身捍卫西方文学和艺术，而在《游戏的人》中他又坚持了对先验价值的信念。1942年，赫伊津哈作为人质被德国占领军扣押，随后被禁闭在一个小村庄里。1945年2月1日，在荷兰解放前夕，他不幸病逝。
(21) ［荷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56、342页。
(22)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23) 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 ），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博士。曾执教于苏塞克斯大学、剑桥大学，现为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及伊曼纽学院研究员。伯克的研究专长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致力于史学与社会学理论的沟通，探索文化史写作的新领地，是当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学家之一。著作数十种，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出版。
(24) 查尔斯A.比尔德：《1941：罗斯福总统和战争的来临》，耶鲁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173页。
(25)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305页。
(26) 英国生态史学家吉尔伯特·怀特所著《塞耳彭村自然史》发表于1789年。
(27)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卷，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468页。
(28) E.P.Thompson，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ry， London： Merlin Press Ltd，1955，p.366.
(29) Leslie Stephen，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 Smith，Elder，& Co.，1876.
(30) Wilfrid Harrison，Conflict and Compromise: History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1593—1900，The Free press，1965. Tony Wright，The British Political Process，An Introduction，London: Routledge，2000. M.J.Rendell，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Sidgwick & Jackson，1978.
(31) John Marenbon，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480—1150）: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1988; John Marenbon，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1150—1350）: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1988; David Knowles，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London:Vintage，1962. Norman Kretzman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做过详尽研究并转述其材料。Margaret Deanesly，The Pre-conquest Church in Englan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C.W.Dugmore，Augustine of Canterbury，1964.
(32) Henry Thomas Buckle，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Vol.1，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57，pp.1—29.
(33)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Intellect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 Century to the Accession to Power of Louis XIV. Statement of the resources for investigating History，and Proofs of the Regularity of Human Actions. These Actions are governed by Mental and Physical Laws must be studied，and there can be no History without the Natural Science. Henry Thomas Buckle，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Vol.2，Oxford，1861，pp.1—83.
(34) Condition of Scotland to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Statement of the resources for investigating History，and Proofs of the Regularity of Human Actions. These Actions are governed by Mental and Physical Laws must be studied，and there can be no History without the Natural Science. Henry Thomas Buckle，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Vol.3，Oxford，1803，pp.1—40.
(35) ［美］巴恩斯：《论新史学》，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80页。
(36)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37) 《朱谦之文集》第6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38) 徐琚清：《谈谈历史》，《燕大月刊》第4卷，第2期。
(39) ［德］E.福利德尔：《现代文化史》，王孝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3页。
(40) Esme Wingfield-Stratford，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Vol.1，New York: Routledge，1928，p.1.
(41) Esme Wingfield-Stratford，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Vol.1，New York: Routledge，1928，p.293.
(42) Esme Wingfield-Stratford，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Vol.1，New York: Routledge，1928，p.575.
(43) Esme Wingfield-Stratford，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Vol.2，New York: Routledge，1928，p.871.
(44) John Oakland，British Civilizations，London: Routledge，1989，p.1.
(45) John Oakland，British Civilizations，London: Routledge，1989，p.11.
(46) John Oakland，British Civilizations，London: Routledge，1989，p.166.
(47) John Oakland，British Civilizations，London: Routledge，1989，p.260.
(48) Albert Tucker，A History of English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Publishers，1972，pp.315—376.
(49) ［荷兰］J.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342页。
(50) 洪闰华：《1760—1830英格兰议会圈地研究》，博士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
(51) 陈晓律：《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
(52) ［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3页。
(53) David Hume，A History of England，Vol.3，Philadelphia: Porter & Coates，1875，pp.392—396.
(54) ［美］埃德蒙·伯克三世：《世界史：大时代》，杨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55) 于文杰：《不列颠前近代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与特征》，引自《英国研究》（第4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56) ［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5—156页。
(57)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58) Albert Tucker，A History of English Civilization，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2，pp.317—376.
(59)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页。
(60)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61) ［印度］K.沙尔玛：《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53—461页。
(62) 于文杰：《英国前近代摄取域外文明历史源流考》，引自《英国研究》（第3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