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政治解读模式的转换

总体来看，西方学界百余年来对中世纪英国政治传统的认识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当下英国中世纪政治史学界的学者们很少谈论斯塔布斯（W.Stubbs），而麦克法兰（K.B.McFarlane）却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名字。这个现象背后，是19世纪以来斯塔布斯等人强调的中世纪“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模式已在二战结束之后被以麦克法兰为代表的一代学者提出的“庇护”（Patronage）模式所取代，后者成为二战以后相关研究的定调者。近二三十年来，以反思麦克法兰模式为基础的“新政治史”研究也已经渐成气候，其中以“新宪制史”（new constitutional history）研究的倡导最为引人注目。不过这里所讲的“宪制”已摘掉了先入为主的宪政主义标签，只是试图从数十年“碎片化”的地方史与个案研究中重新探索和概括中世纪英国本身的基本政治规则与传统。⁽¹⁾

斯塔布斯开创了英国现代政治史研究，在学术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²⁾不过，他的理念一般被认为是“辉格式”的，这种史观认为整个中世纪由一种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模式所主导，即从不受限制的君权体制过渡到一种宪政王权体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今天还服膺这些看法的英国历史学家已是极少数。此外，斯塔布斯主要关注上层的政治活动，醉心于王权、贵族和议会之间以斗争为主的关系，而且他很少关注政府的实际运作情况和权力在地方的具体表达，导致对总体认识的偏差巨大。斯塔布斯相信中世纪的人们具有清晰的“宪政”理念，因此他在书写政治史时认为每一次政治危机的诉求都有意识地以过去危机中提出的要求为基础。但现在英国学界不认为中世纪的政治参与者必定懂得援引法令，或知道他们的行动有何先例可循；事实上，他们对历史的认知通常是非常混乱的。这种旧的研究范式早已被质疑甚至放弃，剑桥大学的海伦·凯姆（Helen Cam）教授在1948年发表的文章《斯塔布斯70年后》，⁽³⁾被认为宣告了斯塔布斯《英国宪政史》的葬礼。⁽⁴⁾

到20世纪中期，很多史学家开始用一种被称为“群体人物研究”（Prosopography）的新方法来研究中世纪后期的所谓“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现象，即通过研究特定政治群体中的大量个体个案，重新解释贵族与附庸不再以土地的分封为联系纽带，而是直接给付金钱或其他报酬来换取忠诚和服务的现象。这种方法强调政治关系中的物质因素。国王与贵族之间，或贵族与乡绅之间的联系表现在基于土地、职位和金钱的赏赐所构成的“庇护关系”中。不同等级之间的这些控制手段被视为政治社会动力的真正所在，中世纪后期的政治也被解读为各种群体主要是为了争取庇护而活动。在这一模式转换中，麦克法兰是最核心的人物，有学者把这种模式转换称为“麦克法兰革命”，他的贡献被称为“麦克法兰遗产”⁽⁵⁾。麦克法兰的另一个影响是促进了对“封建主义”的放弃。在他的影响下，现在所谓“变态封建主义”已被多数人视为中世纪政治社会结构中的自然组成部分，历史上也没有一个从以土地分授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向以金钱为基础的变态封建主义蜕变的过程。西方学界现在既不使用封建主义，也不使用变态封建主义，而是用领主制（Lordship）来描述整个中世纪的等级关系，而领主制的基础就是庇护关系。麦克法兰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把学界带出了斯塔布斯式的窠臼：王权与贵族并非永远处于斗争当中，他们的利益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兼容性。(https://www.daowen.com)

在麦克法兰不断削弱斯塔布斯影响的同时，对“庇护”模式的反思其实也早已展开。对庇护关系和物质因素的强调使14、15世纪的人们看起来没有遵循任何政治原则，而政治动荡也不过是争夺庇护的极端形式。新一代学者的核心追求，是认为必须把“思想”重新带回到对中世纪政治的研究和对中世纪宪政制度的理解中。但是这一新趋势并未复活斯塔布斯式的宪政主义观念。相反，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剥离了“宪政主义”的“新宪制史”的出现。

剑桥大学的克里斯蒂·卡彭特（Christine Carpenter）是倡导“新宪制史”的代表学者。⁽⁶⁾这一新的研究取向在“基本规则”意义上使用宪制（constitution）一词，试图完全摆脱辉格史学“追求民主”的理论框架，同时突破麦克法兰模式造成的“追求物质”的印象，为中世纪英国政治传统提供一个新的广泛适用的解读模式。⁽⁷⁾这一任务显然比预想要困难得多，卡彭特已经在写作一部中世纪后期的“新宪制史”很多年，2007年就曾预报将于第二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直至今日还没人见到它的基本框架。可见，在个案研究已如此丰富多样的背景下，归纳中世纪政治的基本宪制或普遍原则并不容易。同时，新宪制史在强调文化和观念的同时往往又限制或忽视了制度的影响，因而也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⁸⁾

总之当前英国中世纪政治史学界的发展和反思还是相当活跃的。基本可以肯定地说斯塔布斯已经被取代，麦克法兰模式其实也面临着是否已经被放弃或取代的疑问。而新的宪制，即一套被当时所有的政治参与方共同坚持和遵守的价值观和制度究竟包含什么，仍在寻找和归纳当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摆脱现代化的后见之明，总结中世纪本身的政治规则、逻辑和制度，是研究中世纪政治文明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