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的“不良遗产”

尽管近代对英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革命都发生于17世纪，但实际上很多伏笔在都铎王朝就已经埋下，尤其是在“光荣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晚期。从经济的角度，女王统治的最后十年里，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之前玛丽女王统治的初期，王室的支出就已达到顶峰。随着16世纪物价的飞涨，政府的公职人员已经无法仅依靠他们的官方薪水维持生活了，因此他们不得不向需要服务的人收取一定的费用和津贴。他们还与政府进行了长期抗争，要求从王室那里获得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补助。除了政府内部的开支外，英格兰还承担了大量的对外援助。英格兰给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贷款在十年时间内就已经达到了401 735镑（40 000镑每年）。⁽¹⁾之所以给予这笔贷款是因为伊丽莎白确信法国会站在英格兰这边对抗西班牙。自1585年来，伊丽莎白也对荷兰进行了大量援助。截至1598年，荷兰已经欠了英格兰800 000镑（大约每年57 000镑）。⁽²⁾在16世纪末的叛乱之前，爱尔兰都柏林的总督政府平均每年向英格兰索要的支援达到30 000镑。⁽³⁾大量的外援逐渐拖垮了英国政府的财政。

与经济危机相伴的是腐败日益严重。首先是王室对专利特许权的滥用。专利特许垄断是都铎王室敛财的重要手段。按照理论，特许专利是为那些拥有进取心的工业提供保护。但事实上获得特许专利的通常是与权臣或政府官僚有密切联系的人员，这引起了人们对王室的不满。其次是公职人员的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面对庞大的开支，王室不得不想尽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到了16世纪下半叶，卖官鬻爵现象颇为盛行。伊丽莎白像她的父亲一样，拥有大约1 200个为贵族设置的政府职位。传统上，王室内府中有大约200个职位固定留给几个大贵族家族。除此之外还有中央管理部门的一些职位，例如财政部、秘书处、王室监护法院⁽⁴⁾等等。司法机构也提供了许多有利可图的职位。尽管这些职位按照规定仅限于受过法律训练的人，但实际上如果缴纳足够的金钱也能获得这些职位。买官现象在军队中也十分常见。女王作为世俗和宗教界的最高领袖拥有授予职位的广泛权力。在地方她可以无需议会同意，任命他人为治安长官或者担任皇家公园及庄园的管家。女王也可以授予一些教职。都铎王朝是一个等级制特别严格的社会。在任何时候，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头衔、职务和特权。自亨利八世时期开始，英国贵族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对官职的需求也愈发旺盛。但很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官职，于是腐败就产生了。

1552年的法令禁止买卖官职，但最终成为一纸空文。无论是王庭还是政府都存在着一个买卖官职的市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大臣托马斯·希纳格爵士公开受贿在当时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另一名官员，战争司库托马斯·谢里爵士在1593年被指控将向荷兰人提供的军事援助资金挪作他用，并贿赂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的办事员以掩盖他的罪行。托马斯·谢里的官方薪水每年不到400英镑，但他的实际收入却是官方薪水的十倍，在某一阶段甚至达到16 000英镑。威廉·塞西尔的第二个儿子罗伯特·塞西尔在当时出任要职，其实际收入也远超过他的薪水。

礼物与贿赂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而且有证据表明，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这条区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威廉·塞西尔在伊丽莎白时期以其正直而著称，但他从王室监护法院获得的酬劳并未记入正式的文件。他经常抱怨为王室服务的报酬微薄，宣称他的国库管理费抵不上他的酬劳。但是，如果塞西尔真的因为担任女王的首席大臣而使自己陷入贫困的话，那他又怎么成为英格兰最富有的地主之一，又如何在斯塔福德（林肯郡）和西奥伯兹（赫特福德郡）建造了两座巨大的宫殿，使他的家族后裔在英国社会的上流社会中如此安全地生活到今天？(https://www.daowen.com)

女王在赏赐礼物和退休金、王室土地租约和专卖权方面更为慷慨。女王的直接赏金通常只限于少数宠臣，但它们的价值远不只是象征性的：例如，1576年诺森伯兰公爵莱斯特获得了每年1 000英镑的退休金，而上议院大法官克里斯托弗·哈顿获得了每年400英镑的退休金。面对这些铺张浪费的贵族，女王只能不断地用送礼以及贷款的方式给予救济，因为她不能让贵族破产。⁽⁵⁾由于王室土地通常未被充分利用，因此租赁王室土地几乎都可以盈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埃塞克斯伯爵以每年23英镑的价格从王室租用斯塔福德郡的尤托克西特，但以167英镑的价格转租。有时一些贵族也可以说服女王将一些分散的王室庄园换成一整块地盘。此后这些王室庄园的新主人可以通过出售一些庄园来抵消他的购买价格并增加剩余保留地的租金来赚取可观的利润。亨利八世的时候，王室没收了教会大量的土地并分给贵族。由于之前亨利七世废除了大部分妨碍土地自由流动的法规，越来越多的贵族选择将土地变卖以满足他们大肆挥霍的需要。伊丽莎白在即位后也加入了贵族卖地的行列。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使王室的财产迅速缩水。士绅阶层却因为收购了大量土地迅速壮大起来。到了1628年议会召开的时候，下议院比上议院的财富多出两倍。随着实力的增强，下议院逐渐对王室的苛政感到不安。士绅阶层的财产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制度保障。对于君主长期以来享受的各种权力，人们愈发怀疑其合法性来源。

宗教改革的不彻底性同样是17世纪革命的重要原因。与苏格兰宗教领袖约翰·诺克斯领导的新教改革不同，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由专制君主亨利八世引领的。这场改革在不断推进的同时还伴随着血腥。亨利八世准备了两把屠刀，一把砍杀天主教徒，另一把则用来杀戮一些不够听话的新教徒，因为后者不认同几乎无甚改变的宗教信条以及亨利事实上新教皇的统治地位。英国的宗教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主体，一是君主，二是人民大众（包括非主教派的神职人员）。君主的宗教改革更强调的是对宗教权力的掌控。虽然建立国教的过程需要和天主教尤其是和教皇体制撇清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讲，君主并不否定天主教的教阶制度尤其是主教制。人民大众的宗教改革相对而言却是追求真正的信仰革命。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这两种改革尚能和平相处，但从长远来看分裂难以避免。主教们在丧失了教皇的支持后把效忠王权视为发展教会的最主要依靠，从而不断鼓吹君权神授。王室也将国教视为其在宗教界的代言人。任何对国教的质疑都被视为对王权本身的不敬。⁽⁶⁾如果要将宗教改革进行到底，与王权的冲突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