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型国家”的结构性矛盾
17世纪早期英国复杂的国家结构也是引发革命的重要原因。自斯图亚特王朝开始，英国的“复合型国家”特征愈发放大，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苏格兰也成为王朝的政治实体之一。“复合型国家”的概念是由德国不列颠史学家科尼斯伯格在伦敦国王学院一次开幕词演讲中首次提出的。(7)科尼斯伯格认为近代早期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复合型的，顾名思义就是由一个统治者管理着多个主权实体的国家。他按照地理因素将复合型国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互不接壤的复合型国家。此类国家内部有不同主权个体在地理上相互分离，比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及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几个国家、英格兰与爱尔兰等等。二是相互接壤的复合型国家，如英格兰和威尔士、英格兰与苏格兰、波兰和立陶宛等。16世纪，一些复合型国家已经解体，比如施马尔卡登同盟，还有一些则还在垂死挣扎，如神圣罗马帝国。当然也有一些新建立的复合型国家，比如法国路易八世成功地将南部的贝亚恩地区并入了法国。在这些复合型国家中，很多主权个体都极力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这种动机并不是像近现代国家那样为了维护独立主权的需求，更多是由自身立场所决定的。复合型国家可以说是通往单一制国家道路上的一个中间站。
中世纪的欧洲创造了不少大的政治实体，比如法国、英格兰以及卡斯提尔。这些国家成功地构建了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其大致方向的确是朝着单一制的国家迈进。然而欧洲根深蒂固的家族及领地继承意识时不时打乱着单一制国家形成的脚步。统治者对获得新领土的渴望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家内部好不容易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对于那些意图扩大领土的君主而言，构建复合型国家无疑是最为简单直接的方法。新的领土意味着新的财富及人力，当然也包含着更大的荣耀及国际地位。在以下情况下，统治者还能够获得额外的好处，一是新获得的领土与原有领土相接壤，二是新领土的语言、风俗、政体、宗教、法律等方面与原有国类似。詹姆斯一世就曾经用上述两大理由来论证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的合理性。(8)但从实践来看，领土接壤和相似的国情并不足以促成完整性的国家联合。
17世纪，西班牙有位耶稣会成员胡安·德·索洛萨诺认为君主（统治者）主要有两种方式对待新获得的领土。第一种是附属式的联合。一个王国或地区被与另一个王国进行联合之时会被吸纳为主体王国的一部分。其居民将会与主体王国的居民享受同样的权利并且服从相同的法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联合就可以被视为这样的一种模式。第二种则是平等主体联合。两个或以上几个国家联合之后各自保留自己的称号，由一个君主进行统治。同时，各国各自的法律及其他基本政治文化特征也不作变更。西班牙王位统治下的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西西里王国及那不勒斯、荷兰联省共和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大致上都可以归结为这第二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各子国的臣民都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够维持他们各自的相对独立性。
平等主体联合的方式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优势。新并入领土的居民能够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对新君主自然也会相对友好。(9)在16世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运用这一模式统治了大片区域。新进的臣民在被新的君主统治后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不满情绪，毕竟他们要去服从一个“外国”的君主。1603年的大不列颠正属于这种典型：英格兰人突然要被长期和自己作对的苏格兰国王所统治了。但保留各自的法律、风俗及宗教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和王朝及家族合并带来的伤痛。近代早期，保留法律的同时又牵涉到立法机关的去留问题。在当时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拥有类似于议会的立法机构。但是各国立法机构对王权的限制程度明显又是不尽相同的。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联合就遇上了这样的问题。阿拉贡对王权的限制比卡斯提尔要有力得多。对于君主来说，如果之前长期以专制的方式统治一个国家，此时突然要去接管一个极富自由传统的国家，他很有可能会无所适从。詹姆斯就碰到了这样的一种困境：他在苏格兰可以掌控议会，到了英格兰则必须事事征求议会的意见。不同质的立法机构在涉及财政的问题上很有可能会在王国内部制造摩擦。阿拉贡的议会要求国王更多地去向卡斯提尔的议会要钱，相应地卡斯提尔则反对承担更高的赋税。在1603年之后，无论是君主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苏格兰和英格兰关于税收摊派的问题同样感到无比棘手。
如何有效统治新并入的领土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个永恒的政治难题。高压政治在近代早期对维持国家联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用军事占领的方式不仅花费高昂，而且也很难实现统治者所期待的政治融合。最典型的莫过于英格兰与爱尔兰及克伦威尔时期的英格兰与苏格兰。除了军事占领外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建立新的联合政治机构，同时利用君主特有的任免权来赢得或维持原政治精英队伍的效忠。在复合型君主国家的体系下，分属国王位的缺失是必然的政治特征。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秩序。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为了方便统治在苏格兰及爱尔兰都设立了枢密院。但是詹姆斯和查理没有建立一个对整个大不列颠负责的议会。(10)在基层，世袭式的官僚制度同样很难使君主安插进对新政权效忠的官员。这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阿拉贡，当地法律禁止任命非本地人为政府官员及法官。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情况也一样。(11)当查理一世试图在苏格兰更改贵族世袭式的官僚体制时遭遇了激烈的反抗。无论是从中央还是地方来看，复合型君主国在维持其长久稳定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毫无疑问，王位的缺失是结构上的最大问题。近代早期有些国家曾长期处于王位缺失的状态，比如加泰罗尼亚，而苏格兰更是如此。在此过程中这种国家逐渐开始适应这种状态。作为复合型君主国中相对而言被忽视的一方，当地的政治精英（通常是贵族阶层）享受着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这使得他们无意去改变这种现状。换句话说，复合型君主国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君主与地方势力签订了某种契约，无论是成文还是不成文的。如果君主能够不侵犯地方权贵的固有权利并在此基础之上培植他们对王室的忠诚，维持国家的稳定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毕竟培养对君主个人的忠诚比对新共同体的忠诚要容易得多。而且，要选出一个使王朝名下的各国都满意的新共同体名字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使臣民能够接受，统治者往往得从古代历史中寻找符合条件的名字。鉴于罗马时期欧洲曾经有过联合的状态，因而此阶段的名字通常比较容易让人接受。比如大不列颠正是由罗马时期的布列塔尼亚行省发展而来的。1603年后，无论是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人都可以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忠诚，但要使他们对大不列颠忠诚则困难得多。(https://www.daowen.com)
近代早期是欧洲宗教大变革的时期。变革中的宗教为复合型君主国增添了显而易见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宗教导致复合型君主国的分裂及动乱现象层出不穷。16世纪有荷兰脱离西班牙。17世纪有苏格兰起义、爱尔兰起义。君主寻求统一信仰的政策无疑恶化了王国之间本就不够牢固的相互认同感。被侵犯的地区甚至会寻求国际上或者另一归属国的援助。查理一世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推行宗教改革而引起的叛乱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尼德兰起义。
在复合型君主国继续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君主国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大不列颠即为如此：英格兰在获得了北美殖民地后与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分歧愈发增大。当复合型君主国中的一个政治主体因获得海外殖民地实力增强之后，平等主体联合的模式就会受到极大挑战。当此政治主体不仅在综合实力上独树一帜并且还要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这种强势的态度时，大王国框架内部的其余政治主体必然会认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遭受威胁。詹姆斯和查理包括克伦威尔都试图用英格兰的模式去改造苏格兰和爱尔兰。这些统治者尤其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并不是对英格兰有特别的民族感情，他们只是认为英格兰的模式更方便统治。但这些措施却被苏格兰和爱尔兰有意识地认为是英格兰压迫它们的一种方式。两国分别于1637年和1641年发生起义。
自17世纪2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些统治者已经对平等主体联合的模式失去了耐心，并试图以缓慢的方式逐渐使国家朝单一制的体系上发展。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新一代的君主不能再容忍先辈多元化的统治策略。查理一世的宗教一致化改革无疑是此情境下合乎情理的选择。除了宗教外，战争与经济的衰退同样会鼓励集权的行为。然而由于当时欧洲君主的权力尚不能推行大一统式的集权政治，宗教等领域也是如此。在大不列颠，强行推行集权改革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恰恰是1640年英国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寻求统一信仰的政策恶化了王国之间本就不够牢固的相互认同感。查理的宗教改革先从爱尔兰开始施行。他对爱尔兰教会改造的程度不大，比如未引入新的礼拜仪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爱尔兰的宗教仪式本身与英格兰就无甚区别。可能是在爱尔兰宗教改革中并未遇到太大阻力，这使查理和劳德大主教在没有听取足够意见的情况下开始对苏格兰进行宗教改革。(12)总体来说，苏格兰教会才是查理重点改造的对象。苏格兰信奉与英国差异较大的长老会，拥有自己的宗教管理系统。尽管经过詹姆斯一世时期，苏格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主教制，但是主教的权威相对于其在英格兰的同行来说要微小得多。(13)苏格兰宗教大会依然握有充分的权力。君主难以像在英格兰那样有力地控制教会。查理在苏格兰遇到了重大阻碍，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苏格兰缺乏有效的控制。国王在英格兰的枢密院虽然也处理苏格兰事务，但是对苏格兰的影响力极为微弱。查理在苏格兰也设有苏格兰事务委员会，不过这个委员会本身只有建议权而没有执行权。实际掌控苏格兰的是传统的贵族阶层以及教会。30年代早期查理在苏格兰进行的针对贵族阶层的改革本身就受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毕竟贵族所占据的人口比例不高，所以尚未引起革命。不过宗教信仰却是涉及几乎所有阶层。苏格兰人十分惧怕查理的宗教改革会使苏格兰教会英格兰化甚至天主教化，因此对此十分排斥。(14)其最终结果是苏格兰形成了盟约派并武装反抗查理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