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社会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

二、寻求社会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

费边社是19世纪80年代成立的一个宣称致力于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组织。它于1884年由伦敦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创立，以古罗马擅长拖延战术的将军“费边”命名，强调对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进行审慎的思考并提出相应的看法。费边社成立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关于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民主道路等问题都在争论之中。直到1885年费边社第3号短评《给有远见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建议与警告》⁽¹⁶⁴⁾（To Provident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a Suggestion and a Warining）出版，萧伯纳在该文第一句公开表示费边社为促进英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团体。⁽¹⁶⁵⁾1886年9月，费边社内部一次会议中，正式提出反对无政府主义，明确民主议会道路。1887年，《费边社基础》的制定，则肯定了渐进主义原则。1889年《费边论丛》（Fabian Essays）出版，表明“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形成，即通过政治民主化，以及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生产公共管理，以及分配平等化的经济目标。

费边社一贯强调其社员的个体性（费边社大多数的文章都是费边社员以个人名义而非费边社的名义出版）和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宽容，导致费边社内部观点庞杂，成员之间具体观点截然相反却又能免于分裂，因为无论宣称自己是费边社员或者极力否认的人（接受费边社传统教育的人），都有一个根本的目标：“通过立法和施政以消除贫困，以大量的事实与‘内幕的’的宣传，实行对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公共管理，以及转变英国公众和英国统治阶级的地位。”⁽¹⁶⁶⁾

（一）费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的英国处于工业化后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救济已无力解决贫穷、失业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七八十年代的“大萧条”使得趋于缓和的劳资冲突开始凸显，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状况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社会各界在探讨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的同时，人们的观念在发生着变化。

19世纪英国社会观念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贫穷的责任由个人转向社会或者说国家；2.经济政策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前者导致建立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以解决社会问题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后者则为在“自由主义”的英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一个合理干预的基础。

1．贫穷观念的转变

贫穷是19世纪英国首要的社会问题。英国的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可是却没有解决社会下层的贫穷问题。恩格斯在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许多英国工人阶级恐怖的生活状况的记录。1841年曼彻斯特布道团对工人生活的调查写道：

查尔斯顿街区传教士认为在他的地域内现有三分之一的人失业……

萨福德市靠近伯里街的区域据称有一半人抱怨工作不正常，一大批人已完全失业了。

萨福德另一传教士说：“我的地域内有许多人家无米下锅，这是由失业造成的……”

圣玛利街区传教士称：“在我的区域内的一半人因没有工作而处境凄苦……”

……

在工业革命的这个心脏地区，等待工人的却是饥饿、失业和死亡。⁽¹⁶⁷⁾

7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中，大范围的失业使得贫穷问题更加严重。1889—1903年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对伦敦东部地区贫困问题进行调查，发表了著名的长篇调查报告《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他以每周18—21先令作为一对夫妇三个子女的家庭的贫困标准，最后得出伦敦东部有30.7%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而西博姆·朗特里（Rowntree）1899年对约克城的详细调查宣称该城有27.8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¹⁶⁸⁾

大量的贫困已经影响到英国的国民素质。1899年10月至1900年7月，在曼彻斯特因布尔战争而自愿参军的1 100人中，有800人不适合扛起来复枪，也不能按口令立正、稍息。在3 000名入伍者中，也只有1 200人的体格勉强能够负担全部的军事装备。莫里斯对征召入伍的士兵的调查表明，5名入伍的士兵中，只有2人在两年后合格。⁽¹⁶⁹⁾

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英国仍然采用传统的济贫模式。1834年通过《济贫法修正案》（“新济贫法”）之时，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提出了两条著名的原则：“劣等处置”和“济贫院检验”。“劣等处置”指的是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不能高于独立劳动者，社会救济局限在一个较贫困的范围内，接受救济也无法过上像样的生活；“济贫院检验”原则规定了济贫院的措施：“（1）将男人和女人分开；（2）防止任何人外出或接见来访者；（3）禁止吸烟；（4）禁止喝酒；（5）给他们找活干……并在受救济者行动越轨时监禁他们。”⁽¹⁷⁰⁾这种致力于惩罚的济贫模式一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废除。

以查德威克为首的皇家济贫调查委员会认为，个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助、互助等方式解决贫穷问题，他们要做的仅仅是建立一座监狱式的济贫院以宣扬这样一种观念：贫穷是个人的责任，是个人的懒惰、酗酒等不良习惯导致的，社会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种观念的出现并非偶然，维多利亚时代，自信的英国人认为，成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勤俭节约的精神获得的，自助者天助是当时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的信仰，“自助精神是所有个人真正成长的根基，它展示在许多人身上，构成了民族活力和力量的真正源泉，是人类伟大的经验总结”。⁽¹⁷¹⁾

更有甚者，下层民众的贫穷被认为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1806年，一位负责调查贫困事务的官员科尔库姆这样说道：“贫困是社会发展必须的、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没有它，社会就无法在文明状态中生存。贫困是个人运气不佳所致——它是财富的源泉，因为没有贫困就没有人愿意去劳动，这对于那些富有者来说，也就没有金银财宝，没有精制物品，没有舒适生活，什么益处都没有——这是因为，若没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那些游手好闲者就不可能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努力工作……”⁽¹⁷²⁾韦伯夫妇在《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中也提到，当时英国整个社会中上层，包括工业家、领取股息的人、政治家或者教授等都心安理得地认为“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对于有产阶级自身的免于辛苦的体力劳动和个人能力发展的广阔机会——两者都被认为是文明和文化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一种必要的条件”。⁽¹⁷³⁾

19世纪英国的工资指数一直在上升，即使是在70年代大萧条时期，由于粮食价格下跌，工人的实际工资仍略有提升，可是贫困现象依然大量存在。维多利亚繁荣的结束，让人们对贫穷的看法产生了变化。此时贫穷问题已经不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而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失业是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查尔斯·布斯的调查表明伦敦东部地区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是失业与就业问题造成的。⁽¹⁷⁴⁾“全国店员工会”的R.戴维斯于90年代早期在对“皇家劳工委员会”的证词中提到：“店员及其他企业的工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常常有工人于失业一星期或两星期后，为了供给他妻子儿女一家人的面包和黄油，愿意在任何条件下工作。”⁽¹⁷⁵⁾由此可见，贫穷并非由个人的不道德而引起的，而是英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不合理导致的。因此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新的制度来解决贫穷等社会问题。

2．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向国家干预的转变

事实上，除了贫穷、失业问题外，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工作状况（包括工资、工时、工作环境和安全健康、住房、子女教育问题）也导致了严重的劳资冲突和社会矛盾。然而，19世纪的英国依然恪守着“自古流传下来的自由”的传统。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他们认为国家干预是对自由的威胁且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极端自由至上主义立场的诺齐克认为国家只能征税以维持国防和实现守夜的国家职能所必需的警察、法庭和武装力量，所以无论用于多么紧急的需要，还是用于诸如公共教育这类普遍的福利，都是不道德的。⁽¹⁷⁶⁾

虽然自30年代开始，英国陆续颁布了几部工厂法和公共卫生法，诸如1833年《工厂法》、1847年《十小时工作法》、1848年《公共卫生法》等，然而此时的社会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多是出于严峻形势的无奈之举。例如，1848年《公共卫生法》的颁布是由于霍乱的流行已经威胁到社会上层的生命安全。

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出于对垄断、财政寡头和资本输出的需求，自由放任政策开始受到质疑。当时兴起的各种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集体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都质疑放任的经济政策并强调国家干预，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重新诠释了“自由”的概念，而且都主张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真正的自由。绝对自由的概念被抛弃的同时，自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书中提到：“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没有这些限制，有些人可能自由，另一些人却不自由。”⁽¹⁷⁷⁾自由不再仅仅被认为是个人权利与社会集体权益的对抗，而是个人能够自由地为社会利益贡献自己的才能。⁽¹⁷⁸⁾而国家由反自由者变成自由的保护者，格林认为“国家的强迫不是自由唯一的障碍，好公民会考虑到那些社会与经济情况有害于维持善良生活所必须的条件，并且会问说国家的强迫是否可以用来除去这些有害的情况，由此来增加真正的自由”。⁽¹⁷⁹⁾最后，这些社会思潮都形成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即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社会改革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一个治理得当的国家，应该以新形式的社会有效支出解除目前公众生活的贫困，并把它当作国家的主要责任”。⁽¹⁸⁰⁾

19世纪的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在实现生产力极大发展和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社会下层的贫穷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在促进了英国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了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却无人问津的现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解决英国工业化后产生的问题，英国的一些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国家应该对贫穷、失业等社会问题负责，应该通过政府干预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观念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费边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并提出相应的社会福利政策的。

（二）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方式

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有自己的具体内容和主张，并努力在相应的社会条件下寻求理论与实践的途径。

1．费边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内容和主张

我们知道，“费边社会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工人的悲惨境遇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刺激中产生了”。⁽¹⁸¹⁾该社致力于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和宣传：对于贫穷问题，韦伯在第5号短评《为社会主义者提供的事实》（Facts for Socialists）中记述了英国各阶级收入的巨大差距：“160万富人占有的财富约相当于4 140万穷人的全年收入。”⁽¹⁸²⁾“英国有800万人（占总人口的1／5），每周收入不足一镑，这不但是社会的耻辱，而且危及整个文明的存在。”⁽¹⁸³⁾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贫穷是可以防止的，费边社第1号短评《为什么有这么多穷人》（Why are so many poor）中就提出通过社会整体行动防止贫穷；在最低工时方面，韦伯发表了“八小时法案”（“An Eight Hours Bill”，Fabian Tract No.9），麦克劳斯蒂（Macrosty）在48号短评《依法八小时制》（Eight Hours by Law）中提倡八小时工作制；在保障儿童教育方面，瓦拉斯（Graham Wallas）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产》一文中提到要加大教育投入，“以舒适的设备充实校舍，而且甚至应该以更高级的奢侈品充实校舍”，“应该供应集体伙食”，⁽¹⁸⁴⁾使儿童获得免费而舒适的教育；在失业问题方面，韦伯在《失业劳工之政府组织》（Government Organization of Unemployed Labour）一文中建议“乡村公社之复活，劳工部之设立，公营事业之发展与义务兵役之普及”。⁽¹⁸⁵⁾《费边论丛》中也提出通过兴建公共工程，建立国家或地方的农场和工厂以解决失业问题；关于社会平等，费边社会主义强调机会平等而非绝对的平均。乔·柯尔（G.D.H.Cole）在《费边社会主义》中提出，人权平等的社会中，应该给予所有人同等的机会，而且不能因为他们的失败而惩罚他们——保障起码的生活水平；悉尼·韦伯（Sidney Webb）提出“国民最低生活标准”，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制定一个最低的工资界限以维持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还应该通过相应的措施保证较好的卫生、居住条件，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定较完善的工厂法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并通过防止失业来解决贫穷问题，从而来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

分配平等化，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最主要的内容。它是费边主义者对于实现经济平等诉求的直接体现。正如萧伯纳所说：“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收入平等，此外没有旁的意义”⁽¹⁸⁶⁾；“如果收入不平等，文明就不能存在”。⁽¹⁸⁷⁾因此，“国民最低生活标准”是费边社最强烈的诉求，他们认为“真正受到国家效率观念影响的政治家都会致力于支持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政策，不允许英国的任何地方任何行业的雇主降低这个标准”。⁽¹⁸⁸⁾

另外，还有韦伯夫妇的《济贫法的废除》《对劳动市场的公共组织》《贫困的预防》《国家与医生》《社会的必要基础》；劳森·杜德的《国家医疗服务》；迈克尔的《公共医疗服务》；基林的《联合王国的儿童》《男女童工的劳动介绍所》；格林伍德的《青年工人劳动介绍所及病后休养》等许多探讨关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文章。

费边社会主义保障政策研究中的集大成者，是1905年韦伯夫人应保守党政府之邀参加济贫法皇家委员会调查济贫法的实施情况后，提交的“少数派报告”（包括她自己在内仅有4人签字）。“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大的分歧在于“少数派报告”否认了“1834年原则”——贫穷是个人的责任。该报告指出贫穷是社会造成的，政府应该对贫穷、失业等社会问题负责，并提出废除《济贫法》或至少有所变革，且不应剥夺接受救济者的基本权利。报告还建议为所有人提供国民最低生活标准：“为所有性别和阶级的人提供合乎国民最低标准的文明生活；年轻时能获取到营养充足的伙食，受到训练，身体发育健全时能领取生活工资，生病时能得到治疗，丧失工作能力或年老时能过上一种适度然而有保证的生活。”⁽¹⁸⁹⁾“后来出现的‘社会保障’这个术语所表示的全部东西，包括一些还未付诸实施的东西，都可以在“少数派报告”中找到。”⁽¹⁹⁰⁾

费边社会主义对英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影响不在于它提出或者直接促使了哪项具体的福利政策的建立，而在于尽管90年代的费边社尤其是韦伯夫妇还沉浸在通过对自由党的“渗透”、对政府官员的影响从而一点一滴实现社会主义的美梦里，然而他们在福利政策方面作了大量的宣传，改变了整个社会对贫穷、平等，对生产和生活的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看法。“少数派报告”刚提出的时候影响微乎其微，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同，随之“废除济贫法”运动也遭到了失败。但是，报告中韦伯夫妇对贫穷的看法，对以国家为主导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看法，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提出，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性原则等观念逐渐得到社会认同，1942年被誉为福利国家的奠基石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里程碑的《贝弗里奇报告》显然接受了“少数派报告”中的观点。

2．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途径

费边社会主义本身代表了一整套社会改革理论，其中包括著名的“租金理论”“市区社会主义”“和平渐进，议会民主”等。

首先，费边社会主义提出通过“累进税制”为福利政策筹措资金，并对遗产、奢侈品等课以重税。累进税制基于费边社提出的“租金”理论（the Law of Rent，也被称作“地租理论”）。租金理论是费边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皮斯（Pease）在其《费边社史》中提出费边主义者抛弃马克思剩余价值一词，而以地租法则为社会主义的基础。马克斯·比尔（Max Beer）在《英国社会主义史》指出，韦伯的社会主义以地租理论的扩展与国家中社会良心的成长为基础。⁽¹⁹¹⁾

租金理论认为，土地、店铺等产生的租金并非是租金拥有者劳动所得，而是由于英国本身的存在而产生的。这些“非赚取的收益”使得国家大多数的劳动者支撑着一个不需要劳动的群体，这是不公平的，这些财富应该属于全体英国人民所有。费边社13号短评提出，“我们英国人有个习惯，提到英国，好像它是属于我们的，可是我们错了，现在的英国是私人的财产”；费边社2号短评认为国家土地和资本的共享是每个公民生而具有的权利；40号短评则提出，应该分配这些“国家的财产”。⁽¹⁹²⁾

在英国，租金是很大一笔收入，韦伯在《费边论丛》里提到每年向地主所付的租金相当于1889年地方政府那一笔可观的债务。⁽¹⁹³⁾虽然费边社会主义并不赞成消除地租，然而他们认为租金并非是个人无道德（中产阶级的贪婪或无产阶级的挥霍）的结果，而是现有的经济体制结构所产生的，因此可以通过补偿的方式实现租金的再分配最终使之为社会所有。

费边社在1887年社约中写道：“费边社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它的目标是通过把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和阶级手中解放出来以改组社会，并为了全民的利益将其收归社会所有。只有这样，全体人民才能公平分享这个国家自然的和人力创造的优越条件。”⁽¹⁹⁴⁾

其次，费边社会主义主张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公共管理，关键部门收归国有，次级部门由郡县一级的地方政府管理。它认为现在的工业“就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不是按需生产，也不是按其生产能力生产，而是一味服从于他的占有者攫取最大利润的需要”。⁽¹⁹⁵⁾因此，银行、交通、邮政、石油、煤炭、电力、军事工业等重要部门必须收归国有，在国家强有力的财政和政策支撑下，必将打败私人企业，使其无法生存而破产，最终可以缓慢地进入公有制时代。而且，“几乎每一种可以想到的贸易，不论在什么地方，现在都由教区、市政当局或中央政府本身来进行而用不着任何中间人和资本家的干预了”。⁽¹⁹⁶⁾

然而，“国有化”在费边社会主义中并不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到1920年，他们仍声明：‘只有六个左右的工业必须由国家经营和管理。’”⁽¹⁹⁷⁾费边社心目中实现社会公共管理的最主要的单位是郡县一级，即费边社会主义著名的“市区社会主义”。郡县一级和国家相比更民主，可以更好地为社会公共事业服务。实际上，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的行业已越来越多：“属于地方当局的电车路的英里数，自1878年以来已经增加了5倍，从而占全国电车路英里数的1／4以上。由‘城市工程委员会’所完成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工程是在泰晤士河上建立的‘免费汽船渡口’，这个渡口的费用是由地方税来维持的。”而且“单就英格兰和威尔士而论，地方税现已达到2 600万英镑以上，或者说大约等于全英国地租的17%”。⁽¹⁹⁸⁾

至于像“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费边社认为“土地掌握在较小的社会单位中更为妥当”。⁽¹⁹⁹⁾各地的土地肥沃程度、地形，状况不一，人们习性也不尽相同，不可能进行全国统一的管理。土地的地方公有，可以由地方政府实行统一管理，集中生产，安排失业者就业。

此外，费边社会主义坚持以民主、和平、渐进的方式通过社会立法的形式实现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费边社在第一本小册子的封面上写道：“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就像费边（Fabius，古罗马将军）一样有足够的耐心，但是当时机来临时必须奋起抗击，否则你的等待将是徒然的。”⁽²⁰⁰⁾“所有的费边主义者都明确地表示他们拒绝革命的思想，尽管在其掌握的度上可能有所区别。”费边主义者布兰德（Bland）在其《1886年10月社会主义者实践》文中总结道：暴力革命是不可取的，在英国，社会主义者没有强大的武装，革命毫无成功的希望。实行改革，必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建立一个政党或一个团体能够争取到“有好的收入和有良好教育的”工人的支持，从而加大社会主义者的力量，最终通过立法来实现变革。⁽²⁰¹⁾韦伯也认为“在这种进化过程当中，任何时候都无需破坏整个社会组织的连续性或者把整个社会组织突然地加以改变”。⁽²⁰²⁾

费边社会主义相信议会民主的作用，“中央的国家机器最终将由民主力量掌握，社会化的生产将用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²⁰³⁾“由于英国拥有从教区议会或教区委员会直到中央议会为止的精心制造的民主国家机器，并且这个机器是在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能够通过投票挫败其他一切阶级的情况下选出的，因此大陆各君主国家中存在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对立并不妨碍英国社会主义者。”⁽²⁰⁴⁾同时，费边社会主义不认为国家是与社会对立的强制机关，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他们不同于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不把国家视作有产阶级雇用的关押工人的狱卒，而是看成杜利先生所说的最终‘服从选举结果’的最高法院”。⁽²⁰⁵⁾韦伯夫妇认为，当中央政府组织了邮政、银行、交通、医疗等服务业，“它实际上就作为一个消费者协会参与工业，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使用生产”，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服务，这样，国家就悄然地改变了它权威的特点，“变成了一个忙碌的管家，它的目的是为了公民服务”。⁽²⁰⁶⁾

韦伯在其《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文中总结道，所有关心自己时代的事物的社会学者、社会主义者以及个人主义者都认识到，重大的、根本的变革只能是：

●　民主主义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才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才能使所有的人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　渐进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无论进步的速度多快，才不致引起脱节现象；

●　被人民大众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才不致在主观上对他们来说是败坏道德的；

●　合乎宪法的与和平的变革，至少在英国应当如此。⁽²⁰⁷⁾

“渗透”在19世纪的费边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最初的意义是“到处钻洞”，“使一些重要人物要么改信社会主义，要么相信费边社直接纲领的某些部分”。⁽²⁰⁸⁾该社鼓励其成员加入各个社会组织而不必在乎政党的名称，他们不认为社会主义必须由它自身或工人阶级的政党来实现，反而“鼓励工人投票选举那些答应满足他们最多要求的候选人”。⁽²⁰⁹⁾

费边社为英国各个工人阶级的组织提供宣传资料，为工党提供竞选计划，而最主要的则是和自由党的合作。19世纪90年代，韦伯领导的小组进入伦敦自由与激进联盟的决策委员会。不久就于国家自由联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1889年会议上提交了一系列诸如提升伦敦郡法院（London County Council）的权力、给劳动阶层提供更好的住房条件、扩大工厂法案的范围、支付议会成员薪金、在政府和市政雇员中也引进八小时工作制等明显具有费边社会主义的色彩的提案。⁽²¹⁰⁾

民主的改革必然是渐进的，而一战前英国的政治形势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只有通过自由党或保守党的支持才可能进入议会，这使得“渗透”成为唯一可能和平实现改革的方式。民主、渐进、渗透，贯穿了费边社从成立直到20年代初“废除济贫法”运动失败的整个过程中。

（三）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评价

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影响很大，最主要的是它使得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在英国流行起来，它用英国的经验和实际来解释社会主义，使其变成了一个有可能被当时的政党所接受的纲领，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再被认为是空想的社会运动。正如萧伯纳所说：

现在，没有人再把社会主义看做是一个破坏性的叛变，没有人再认为社会主义假若成功就会变成为是千百年的荒唐事情。至于人们加入费边社作为成员，虽然包括着公开宣布信仰社会主义，却并不比加入教友派（Society of Friends）甚至加入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会引起更多的批评。⁽²¹¹⁾

社会主义的宣传家们现在很容易找到听众，以致即使入场券的票价卖得高些而且无需通过普通登广告的方法，宽敞的演讲厅内仍然是挤满了人。⁽²¹²⁾

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对当时英国的社会改革和实际政治（政党和社会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改革方面，韦伯在伦敦进行的教育实践改革，促进了伦敦的中等及技术教育的发展，并对伦敦教育体系的改革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废除济贫法运动虽告失败，然而其所著的《少数派报告》等著作和文章，对日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实际政治领域，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对一战后工党的改革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他还对英国的劳工运动、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组织（如独立工党），甚至包括自由党和保守党在内的英国政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费边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缺乏创新性和特殊性。费边社会主义思想不长于理论思考和创新， “租金理论”作为其思想基础之一，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指责。《费边论丛》的文章现在看来让人觉得观念上含糊不清，甚至有许多乌托邦的计划。同时由于费边社内部宽容的环境使得该社成员观点驳杂。费边社中颇具名望的威廉·克拉凯（William Clarke）对于改革的方式就有自己的看法，它更多地认可马克思阶级对抗的观点，他不提倡暴力，也希望和平地实现改革，但是他认为“经济上的矛盾必然导致阶级对抗，必要的暴力对于社会改革是必要的”⁽²¹³⁾，即使是民主渐进的改革方式也并非费边社特有的，当时工人阶级团体包括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工党基本上都持和平渐进的政治态度，“工联主义甚至蔓延到了像约瑟夫·阿奇领导的农业工人组织那样的低收入者的团体”。⁽²¹⁴⁾

然而，费边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影响不容忽视，“没有一个大的政治发展能够明确地归功于费边社，但是很少有这样的群体，规模如此之小而又远离权力中心，却能够在重要的领域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²¹⁵⁾费边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功不在于其提出了多少创新性的观点，也不在于其直接实现了多少社会变革，而是如他们自己所说：“以大量事实和依据为后盾，从而进行扎实的、持续不断的宣传，终于造成了一种形势，使得很少有人能够抗拒他们。”⁽²¹⁶⁾费边社采取的宣传方式除了发放便宜的小册子（即《费边短评》，“Fabian Tract”）外，最有效的不外乎各种讲座。基本免费的讲座的宣传效果很大，费边社第一次年度报告中，直至1888年3月止共提到了324场费边社会主义者的讲座（没有提及的可能更多），《费边论丛》脚注中提到1889年讲座的数量增加到700场，直到1892年3月增至3 339场。⁽²¹⁷⁾

由此可见，费边社会主义虽然没有提出独特的社会福利理论，但是它改变了英国社会的观念，使得建立由国家为主导的福利制度最终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通过实施社会最低标准和资源的社会管理，当然还包括累进税制以消灭贫穷——构成了费边社对于20世纪英国‘舆论’的主要贡献”⁽²¹⁸⁾，也构成了费边社会主义对英国福利政策的主要贡献。

费边社福利政策强调观点的可行性，反对乌托邦，其许多看法却依然过于天真，在整个资本主义框架之内，仅仅通过民主改革不能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亦不能通过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公共管理实现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渐进的方式实行改革，缺乏明显的动力，使得目标的实现遥遥无期。他们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改革，直到“废除济贫法运动”失败后才认识到自由党的不可信，尽管此前已遭到多次的背叛。费边社在追求社会平等的基础上还强调自由的完善，自由和平等的悖论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也为20世纪已经成为福利国家的“英国病”⁽²¹⁹⁾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