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开头难——核工业人才培养体系

万事开头难——核工业人才培养体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高度重视原子能研究与相关人才的使用与培养。

1949年春季，毛主席同意了周总理的提议，拨出外汇给在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留学生，用于购买研究原子能的先进器材、图书资料和实验药品等。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19日，毛主席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担任副所长。

此后，许多有理论知识、实际经验，富有理想和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回国，来到这个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其中不少人曾在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工作过，包括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的杨承宗。回国前，居里夫人的长女和女婿将亲手制作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送给他，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这也成为我国开展铀矿探测用电离辐射计量研究唯一的借鉴实物。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旧址（东黄城根甲42号）

杨承宗（左一）与同事在一起

当然，原子能事业要发展，仅仅依靠零星几位“海归”科学家远远不够。

中国核工业的起步离不开苏联的支持，但以核工业在军事和工业上的战略地位，指望别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教会是不现实的，核工业起步刚几年就遇到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就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曾在二机部的报告上批示：“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https://www.daowen.com)

贾桂，是京剧《法门寺》里的小太监，别人让座都不敢坐，被视为奴才的典型代表。要挺直腰杆做人，就要摒弃等着别人施舍的思想，要培养起自己的原子能人才队伍，学懂弄通，自力更生。

在中国核工业开始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设置了核专业，之前我国在这方面是一片空白的。新中国要发展核能事业，必须从零开始培养自己的核技术人才。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核工业加快了发展步伐，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也同步加快。1955年初，教育部成立核教育领导小组，开始筹备高等院校的核专业建设工作，钱三强负责协助与苏联方面联系解决教材等问题。7月，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三年后改为原子能系）成立。同年秋，清华大学筹建工程物理系并通过抽调划转等方式具备了几百人的师生规模。同时，国家有计划地从理工科大学选拔学完基础课的高年级学生到北大清华转学核专业。经国务院批准，又从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了100多名相近专业的学生，学习核科学和核工程技术专业。

经过一年紧锣密鼓的筹备，1956年，我国终于有了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核专业大学毕业生。

1958年10月，国家开始实施核能人才培养工程计划，核工程教育体系的建立对中国核工业发展作用与意义深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兰州大学的核专业开始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交通大学（含上海、西安两个分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通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核相关专业。到1959年，全国设有核专业的高等院校增加到27所。其中，交通大学当时还叫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不但培养了众多优秀毕业生，其出版的教材也至今为多所高校所使用。而哈军工教研室众多骨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来到上海，成为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研发设计的中坚力量之一。

但之后几年的实践表明，这个时期核教育的发展速度有些过快，理科类专业招生规模有些偏大。1964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对核专业进行调整，全国保留18个核专业系，年招生人数由3000人减为2000人，使核专业设置、布点和招生规模更趋于合理。

当然，在那个“大学生”十分金贵的时代，要构建体系完整的核工业大厦，光靠每年几千人的核专业高校毕业生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构建专业齐全、梯次合理的人才队伍。

在各高校致力培养核专业大学生的同时，二机部（即前身三机部）及所属的厂、矿、队、所也开始开办中专学校和技工学校，专业涵盖采矿、机械、建筑、化工、医护等。到1963年，中等专业学校增加到7所，技工学校增加到15所，核中等职工技术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全日制教育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在职教育也大力发展起来。1960年前，相关工厂主要是组织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培训中逐步掌握生产技术。1960年以后，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会议上提出了“自力更生，过技术关”的方针，结合科研生产需要，通过技术攻关和岗位练兵等途径，在生产中不断掌握甚至创新生产技术。

高校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职与全职相结合，经过十来年的努力，一个专业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的核教育体系逐渐形成，越来越多掌握核相关技术知识的人员走上工作岗位，这为新中国核工业厚积薄发、从量变到质变打下了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