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
蒙古人征服世界的故事脍炙人口。即使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旅，在范围上也无法与它相比。在影响人类思维方面，它也可以与亚历山大传播希腊文化相提并论。在蒙古人影响下，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沟通渠道被彻底打开。虽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继续对立，但这并不能阻碍蒙古人促成的这种亚欧交流。罗马教皇一度希望能把蒙古人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可蒙古帝国自始至终都虔诚地信仰着自己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一时间，从罗马来的教皇特使，从印度来的佛教僧人，从巴黎、意大利和宋朝来的技工，从拜占庭和亚美尼亚来的商人，阿拉伯官员，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学家及数学家都聚集到了哈拉和林的宫廷上。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蒙古西征中的残暴与屠杀，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也是充满了对文明的渴望的。也许蒙古人不是一个创造文明的民族，但他们在学习和传播知识方面，却比世界上许多民族做得都要好。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都是一代伟人，他们与浮夸的亚历山大、性情坚韧但目不识丁的查理大帝相比，其智慧和创造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已经失去宗教感染力的基督教在对蒙古的传教事业上遭遇挫折。事实上，蒙古人并不反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相比，他们还更喜欢前者。但基督教的堕落和传教士的野心让蒙古人不免对他们敬而远之。也许蒙古人不反对信仰基督教，但是他们不愿意成为那些来自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教士的采邑。这些传教士往往实力弱小但野心勃勃。1269 年，忽必烈派遣使者面见教皇，邀请他派遣百位知识渊博的传教士到自己的宫廷里来——这是双方和解的信号。可是他的使者抵达欧洲时，却发现那里并没有教皇——教廷正处于内部的争权夺位之中。两年后，胜利登基的教皇派遣两名多明我派修士到东方传教，可是这些“高贵”的教士却因为嫌弃长途跋涉的艰苦半途而返。这一次，仅仅是东西方沟通尝试中的一次罢了，不过除此之外的其他传教尝试，也都是软弱无力的。比如，英诺森四世曾派多明我派修士到哈拉和林，法兰西圣路易也曾派出传教士携带圣物经波斯前往蒙古，许多景教基督教徒出现在蒙哥的汗帐里，教皇的使节也曾抵达过北京。从历史记录上看，先后有许多宗教使节和主教被派往东方，可是他们当中很多都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1346 年在北京有一位常驻的教皇使节，但他似乎不担负传教职责。
元朝以后，明代统治者非常强调民族主义，从立国开始就较为排外，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诛杀基督徒的事件。所以到明代末期，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近乎绝迹了。后来天主教曾在中国打开过一些局面，不过他们是经海路到中国的。
1298 年，热那亚和威尼斯爆发海战，后者战败。在热那亚抓获的俘虏中，有一个来自威尼斯的绅士——马克·波罗。他是一个旅行家，平时喜欢说大话，曾经作为宗教使节团的一员前往中国。后来，在使节团中的两位多明我派修士半途而返后，他坚持继续东行。他被热那亚俘虏以后，在坐牢的百无聊赖中，对作家鲁斯蒂谦讲述了自己到东方旅行的经历。作家把这些内容记录了下来，编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鲁斯蒂谦撰写这本著作时使用的是哪种语言，其内容细节是不是真实可靠，这些都无从考证了。不过，关于马可·波罗东游事件的记载却是确凿无疑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引起广泛关注，14 世纪、15 世纪，欧洲知名学者几乎人手一册，它甚至直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
《马可·波罗游记》开篇讲述的是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到中国旅行的故事。这两位威尼斯巨商生活在君士坦丁堡。1260 年，他们经克里米亚到了喀山，然后又从喀山到了布哈拉。在布哈拉，两人偶遇忽必烈派往其弟旭烈兀处的使节团，然后就被使节团俘获带回了中国。当时忽必烈还没有见过拉丁民族的人，见到他们，感到非常惊喜。也就是从那时起，忽必烈对基督教投以持续的关注。两人被忽必烈委派西归，去聘请100 名“精通七艺的贤者，以证明基督教的律法优于一切”。这两个人返回欧洲后，发现欧洲教廷正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经过两年的拖延后，他们才与那两个懦弱的多明我派修士一起起程前往中国。这一次他们带上了年幼的马可·波罗。就是因为这段经历，我们今天才能读到这部有趣的《马可·波罗游记》。
创作于18 世纪的马可·波罗画像。画像中，他身穿北方游牧民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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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对世界的探索进程。该图为哥伦布在拉丁文版《马可·波罗游记》上标注的注意事项和阅读心得
三位波罗家族的成员起程了。这次他们不再走克里米亚，而是取道巴勒斯坦。由于这次他们身怀蒙古大汗的命令和金牌，所以一路畅通。此前大汗曾要求他们取一些耶路撒冷圣墓中燃灯的灯油，因此他们先去了那里，然后又经由西利西亚进入亚美尼亚。当时他们正好赶上埃及入侵伊尔汗国，所以不得不绕道北行，通过美索不达米亚抵达波斯湾上的霍尔木兹。在霍尔木兹，他们与印度商人相遇，然后向北先后经过波斯沙漠、巴尔克、帕米尔、喀什噶尔、和田和罗布泊，进入黄河流域，最后到达北京——当时他们称之为“汗八里”。在蒙古大汗驻跸的北京，马可·波罗一行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尤其是马可·波罗更受忽必烈的喜爱——这个年轻人不仅英俊潇洒，而且精通鞑靼语，后来他被授予官职，多次到中国南部出使。据马可·波罗记载，南宋王朝显得非常繁荣安宁，他所经过的地区沿途都有上好的驿站、大片的葡萄园、庄稼、花园和寺院，大量精美的布匹和绸缎被纺织出来，宏伟的城市随处可见。这些描述刚刚传到欧洲的时候曾引起人们巨大的怀疑，可紧接着又引起了人们不断地遐想和向往。
弗拉·毛罗地图。1457 年，威尼斯修士弗拉·毛罗绘制了一张极为精细的世界地图，图中包含详细的注释，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引人注意的是，图中清晰地标明，一艘中国船在1420 年绕过了非洲南端好望角
马可·波罗谈到了缅甸的大象军与蒙古骑兵激战的场景。他还谈到日本，说那里遍地黄金。更令人称奇的是，马可·波罗介绍说中国的基督徒和教士有一个共同的“王”，可是他却没有真正见过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王”——约翰。后人推测，也许马可·波罗见到的是一个信奉景教的鞑靼人部落。这件事在鲁斯蒂谦看来格外让人兴奋，所以就用浓重的笔法进行了描写，结果“约翰王”就成了14 世纪、15 世纪最令人兴奋的传说之一。在它的误导下，欧洲人认为遥远的中国是与他们有同样宗教思想的国家，基督教徒到了中国必然受到欢迎，所以欧洲的冒险事业大受鼓舞。
马可·波罗曾经担任宣慰使在扬州驻扎三年。在中国人眼里，他与普通鞑靼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也曾充任使节出使印度。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在1277 年曾经有一个名叫波罗的人担任枢密副使，这是对马可·波罗记述的一个有力证明。
在去中国的路上花了三年半，又在中国住了十六年，马可·波罗和他的亲人开始想家了。虽然他们备受忽必烈恩宠，但是一旦忽必烈驾崩，他们也很可能面临悲惨的结局，他们开始策划回归故乡。刚开始忽必烈并不愿意放他们走，可后来一件事改变了一切。当时伊尔汗国旭烈兀的孙子阿鲁浑失去了自己的蒙古妻子。在她临死时，阿鲁浑答应她只找蒙古族女人续弦，所以他派遣使者到北京选取了一位17 岁的公主。为了免于陆路奔波，元朝皇室决定派人护送她从海上去伊尔汗国。经过运作，马可·波罗一行人成了护卫队的成员，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旅行经验。就这样，他们获得了回归故乡的机会。
送亲队伍从中国东南部港口起航，途中在苏门答腊和南印度耽搁了很久，所以当他们抵达目的地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而准备迎娶新娘的阿鲁浑也死去了，于是她只好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完成任务的马可·波罗等人由水路赶赴君士坦丁堡，并最终于1295 年回到威尼斯。刚回家的时候，这几个穿鞑靼服装的旅行者被挡在家门外不让进去。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认出了他们，可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受欢迎，因为经过长途跋涉，马可·波罗等人都是衣衫褴褛，很像流浪汉。为了打消乡邻的疑虑，马可·波罗等人摆设宴席，宴请家乡的亲朋好友。在宴会上，他们从带回的旧衣服里拿出了价值连城的宝物，“红宝石、蓝宝石、红玉、翡翠和金刚钻”比比皆是。虽然马可·波罗已经非常努力地证明自己的经历了，可是他后来叙述中国的广袤和繁华时，依然受到质疑者的嘲笑。他们甚至嘲笑他是“百万先生”，因为他说起中国的人口和财富时都是以“百万”为数量单位的。
马可·波罗的故事随着他的传记传遍欧洲。欧洲的文学，尤其是15 世纪的传奇文学，都深受其影响，所以《马可·波罗游记》中常出现的一些名字，比如“契丹”“汗八里”之类经常出现在那个时代欧洲的文学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