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与非洲
在安达卢西亚学者巴克里（al-Bakri）基于穆斯林商人和旅行者叙述而写于1068年的地理著作《路途与国度》（Routes and Realms）中，西非大城市的富人和官员们所穿的长袍一般由棉布织成，也会使用进口丝绸和锦缎。巴克里的作品还是有关西非棉花生产的最早记录：他告诉我们，在塞内加尔河畔的塔克鲁尔（Takrur），织好的棉布相当于货币，而且，市郊的许多家庭都在种植棉花。[1]棉花的种植和纺织在非洲迅速传播，这是伊斯兰世界扩张带来的众多现象之一，其版图及网络的扩展将新的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洲——带入了技术对话。
非洲最早的国家埃及和努比亚分别于公元前3500年和公元前2000年沿着尼罗河流域崛起。埃及因战争和贸易与中东的邻国交往密切，而努比亚则在地中海诸国与东非的自然资源间建立了联系。这些早期北非文明的丰富文化和卓越技术成就举世瞩目。但人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古代技术综合体却所知甚少：在缺少书面记录、只有零星考古证据的局面下，许多问题仍然让后世争论不休。
其中一个问题是冶金术的起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方，冶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左右。专家们一度认为，冶铁技术从努比亚流传而来，然后经由说班图语的移民传播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在西非发现的早期铁器，以及撒哈拉以南地区冶炼技术的特殊性，让现在一些专家认为非洲曾有独立发明的冶铁技术。争论仍在继续，但有两点值得在此指出。首先，很明显，早期的非洲冶炼者和铁匠曾经不断进行实验和创新。其次，铁象征着丰沃和力量，在仪式上具有重要意义。炼铁工人也许是权威人物，而国王的象征符号中往往包括美化后铁制农具形象，比如锄头。[2]
在古老的非洲大陆上，农业是另一项多元发展的技术。[3]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萨赫勒干旱草原上，人们尝试种植包括黍类和高粱在内的耐旱谷物，以及各种瓜类、蔬菜和香料。非洲水稻（不同于亚洲水稻的品种）是在位于今天马里的尼日尔河沿岸培育种植的。西非热带森林中培育的作物包括多种山药和豆类、秋葵、油棕榈和可乐果；埃塞俄比亚高原和东非的作物包括各类谷物，如画眉草、黍子和燕麦，当然还有阿拉比卡咖啡。农作物在非洲不同地区之间流通，而东非海岸则是与亚洲交流的早期地点：比如高粱被运往南亚，而最初来自东南亚的香蕉和大蕉则进入了非洲的种植系统。
在农牧业生产组合的支持下，萨赫勒城市的密集定居点，如加奥（Gao）和詹内（Jenne），可以追溯到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他们早期的财富可能来自与沙漠社群以农产品换盐的贸易，这为后来的跨沙漠商队贸易打下了基础。[4]随着伊斯兰势力的到来，非洲的跨撒哈拉和印度洋贸易成为（一些历史学家认定的）第一个商业和文化世界体系中的重要一环。[5]
骆驼商队这一伟大的交通创新将西非的森林和草原地区与这个世界体系联系了起来。[6]在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骆驼商队由西非进入各国，自西非穿越撒哈拉沙漠向北或向东运输黄金、奴隶和可乐果，偶尔在绿洲停留以饮食休憩，然后满载地中海港口的产品和沙漠中开采的盐板返回。在非洲的炎热气候中，盐的价值几乎等同于黄金。随着人们开始开采当地的盐矿，蒸馏当地的盐水资源，撒哈拉的绿洲也越来越多；奴隶们被带到这里开采盐，还要负责挖掘灌溉渠道以使绿洲保持生机。这些盐会运往金矿遍地的阿肯人（Akan）和森林环绕的豪萨人（Hausa）国家，同时萨赫勒地区各国会对过路的盐运征收税款，这项税收也让此地日渐富裕。盐板很重很脆，还容易受潮；撒哈拉的采盐和运输技术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动用了大量的技术和知识。[7]
黄金、铁和铜长期以来一直在撒哈拉以南地区被视为珍宝，并在当地各社群之间交易；例如，人们认为中非加丹加铜带地区（Katanga Copperbelt）的早期开拓与新的非洲酋邦和国家的崛起有关。[8]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西非富饶的金矿曾参与过任何跨撒哈拉的黄金贸易，直到伊斯兰势力来到此地。不久之后，西非黄金被大量出口，一部分是因为1076年左右摩洛哥阿尔摩拉维德帝国（Moroccan Almoravid Empire，1040—1147）入侵加纳，另一部分原因是东部伊斯兰国家对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努比亚金矿已接近枯竭。西非黄金为欧洲经济注入了活力；它被铸造成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Mamluk）王朝的硬币，并从那里通过亚洲贸易网络流通，最远曾到达中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国通过斯瓦希里（Swahili）海岸的城市，从出口到印度和东南亚的金子中汲取财富。[9](https://www.daowen.com)
非洲踏入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网后，当地的文明也蓬勃发展起来。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在加纳、马里、桑海（Songhay）和卡奈姆-博尔努（Kanem-Borno）等苏丹帝国的城市定居。这些国家坐拥丰富的金矿（金矿位置被严格保密），个个都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列。旅行者们惊叹，在加纳，狗戴着金项圈，马挂着丝质缰绳。当地的统治者和精英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并采用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去麦加朝觐，穿白色棉袍，骑马，建造清真寺和宫殿，并建立了像廷巴克图（Timbuktu）这样著名的学术中心。
萨赫勒地区精巧的清真寺是技术对话的另一个产物，其中许多留存至今并位列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建筑中运用的元素历史悠久，甚至比伊斯兰教更加古老。木梁和泥砖的结构上包裹着黏土灰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公共维修或重建——这是巩固当地穆斯林家庭之间社会联系的有效方式。除了精英阶层居住的伊斯兰风格、以砖瓦建筑为主的街道之外，萨赫勒城市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非穆斯林人口居住在传统的茅草屋中。他们的穿着也很不同，衣衫用较便宜的传统纤维制成，而非昂贵的棉花。[10]斯瓦希里城市的穆斯林精英们也同样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住在石头房子里，穿着像阿拉伯人，吃进口的奢侈食品，包括亚洲大米。
目前还不清楚彼时的亚洲水稻在东非是种植的还是进口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作物在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参与了贸易和交流。柑橘和甘蔗进入非洲，非洲的小米和西瓜被中东和遥远的中国引入，咖啡改变了阿拉伯城镇的社会生活，而耐旱的高粱改变了欧亚大陆各国穷人和牲畜的饮食，包括西班牙的伊斯兰地区——大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将他钟爱的安达卢西亚的人口健康归功于其以“高粱和橄榄油为主的饮食”。[11]这种作物交流促进了耕作方法、食品加工技术和饮食模式的对话。
另一种技术对话，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源于棉花及相关技术的引进。我们从时人的描写、语言学分析和考古发现的黏土纺锤中可知，棉花沿着跨撒哈拉的贸易路线迅速传入非洲。[12]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棉花是一种短绒纤维，对纺纱和织布有特殊要求，与非洲已经用于织布的亚麻、棕榈叶、树皮和其他纤维不同。非洲伊斯兰时代的织布机无一存世，但现今出土的纺织品的特点，以及后世民族志中对织布的描述，使专家能够了解各种类型的织布机在各地如何分布。[13]如果我们只取现存的三种用于织造棉花的织布机，排除被认为是后来受欧洲影响的类型，就会发现其分布几乎与1150年或之后不久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地区完全吻合（图3.1）。此外，西非马里地区使用的立式棉织机（仅由妇女操作）也是在北非发现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织布机有可能早在1150年就开始使用了，它们在马里的引进，大抵是得益于与北非的贸易。在非洲的伊斯兰地区，虽然有些布是进口的，但棉花似乎还是在当地种植、捻丝成线、织造成布的。
本书插图系原文插图
图3.1 非洲早期技术的两个方面：公元1500年前用于织造棉布的织机和三个金矿区的位置［改编自罗思《原始织机研究》（Roth，Studies in Primitive Looms），使用经科尔德代尔博物馆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