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模式和机械化的种种概念

这种将问题概念化的能力于15—17世纪发源于欧洲，而传统上对这种能力的解释往往只将其联系到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而忽视了它与技术本身的相关性。有时，人们对科学革命的定义比较狭隘，没有认识到新出现的与管理、组织和技术有关的实际问题，都需要用新的思路来解决。但大多论述都承认，英国法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7世纪初的著作抓住了这些新思路、新办法的精髓。^[21]培根不仅写了如何从收集、分类和分析事实的角度进行科学研究，还写了应当如何如何组织科学工作。

关于科学革命对技术的影响，重要问题并不只在于科学发现在新技术上的应用。这方面的例子不多，最突出的是蒸汽机发明者在17世纪对大气压力的发现的应用（第七章）。关于科学革命，更重要的是，培根的作品谈到了该如何分析问题并统筹操作来解决问题。例如，在17世纪，用机器的模式来类比各种过程的习惯，从研究钟表和宇宙，延伸到了对人体（心脏被视为是一个泵）、思维过程［1642年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发明了一台计算机］^[22]以及对人类行为和组织的研究。正如卡洛琳·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对科学革命的重新诠释中所说的，“机器……是技术力量的象征”，而与作为“宇宙秩序的象征”的钟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7世纪欧洲码头由人力踏车操作的重型起重机，象征着“机器在组织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23]。

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的欧洲，人们正在逐个分析那些手动操作的机器和设备，包括火枪、测量设备和手工纺车。在每个案例中，人们分析的目标都包括操作者手臂和手指的动作，这样分析是为了重新设计机器、组织任务，使操作者能工作得更快。^[24]这种重新组织还可能包含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培训操作员，或将一项任务分给好几个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的工作，他在公元1600年左右担任尼德兰的执政，当时荷兰正在抵抗西班牙对低地国家的统治。虽然莫里斯在学校学的是数学和古典文学，但他对军事程序特别感兴趣。在指挥荷兰的军队时，他十分注重行军和武器使用方面的系统性训练。莫里斯研究了装填和发射火枪所需的复杂的动作，但即使是做得最好的士兵也没法做到精准射击。当士兵们挨个瞄准射击时，子弹总是四处乱飞，打不到同一个点上。在莫里斯的分析中，他把士兵们的操作分为一连串的42个单独动作，然后他把每个动作都单独解释、附上图示，并为其起一个具体的命令词。再之后，通过教学，士兵们就能根据喊出的口令统一做出这些动作。他发现，在多次练习这一连串动作后，经过训练的士兵犯的错误更少了，并能迅速、稳定地发射一组杀伤力极大的子弹，在战场上发挥更大的威力。^[25](https://www.daowen.com)

在18世纪，同样的分析性思维被应用于用生产棉纱的纺车。据观察，操作纺车的妇女要用手指完成一项重要的动作，即将粗捻的棉纤维放入纺车中，而下一个动作则是用手臂来完成。分析这些动作不是为了使操作者的行动更有效率，而是为了能用机械取代她们的角色。1738年左右，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认识到，可以用成对的轧辊将棉纤维送入机器，就像纺纱工用手指做的那样。人们尝试了各种办法，想将纺纱工手臂的动作用机械取代，最终在18世纪60年代，阿克莱特（Arkwright）和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分别发明了机器，两台机器都成功地做到了这点。^[26]

手臂的训练、劳动分工和工业机器的设计都需要相似的方法：分析手臂、手和手指的复杂动作，将其分解为许多更简单的小动作。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重新组织原有的任务，而执行者们也能以统一的标准进行合作，其产出的效率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