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和平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核研究的初衷天真且理想化，其追求只在于探索一个由看不见的小粒子组成的世界。新的发现似乎实现了阐明物质终极结构这一古老梦想。然而，一旦核研究的成果被滥用于功利和破坏性的目的，研究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其研究不再是开放和国际化的（例如，剑桥的实验室曾接待俄国、印度和日本的科学家）而是变得神秘且官僚化。随着原子弹成为国家地位和军事力量的重要象征，对既得利益的追求取代了原先的理想主义。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使用了其第一枚核弹。苏联在1949年测试了它的第一样核武器，英国在1952年也炸响了一枚原子弹。

为了使核研究恢复它以前享有的一些理想主义、国际主义和尊重，有必要表明它可以为人类发展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在1953年12月的联合国会议上，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采取了主动。他建议将“这种武器从士兵手中拿走”，交给那些能够“将其用于维系和平”的人。^[19]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人们对核前景进行了大量讨论，包括说核装置可以“与癌症作斗争”，声称“原子射线可以切割木材”，还有人认为为铁路设计的原子机车已经出现。科学家们又开始做梦了，公众的想象力也被“便宜到无须计量”的电力前景所吸引。正如某评论家所描述的那样，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原子和平”（atoms for peace）变成了“巫术”，被作为“驱散”核战争恐惧的象征而大肆宣扬。^[20]在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人们仍然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毁灭感到震惊，战后的政府承诺将会把造成伤亡的辐射控制、利用起来，用于和平目的，包括为火车提供动力，以及培育新的奇迹种子。^[21]更广泛地说，新的原子能应用方法为民用核技术的传播打开了大门，很快就有一大批国家按照美国模式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包括德国、日本、西班牙和巴西。日本与美国和英国签署了核合作协议，并安排从英国购买其第一座核电站。与此同时，第一批印度科学家（人数众多）赴美国求学，接受核物理方面的教育。

印度是第一个启动核计划的亚洲国家，鉴于其参与西方科学的历史传统，这并未出人意料。例如，在1895年，贾格迪什·钱德拉·博斯（Jagadis Chandra Bose）对当时用于无线电接收器的碳粒子检波器（carbon particle coherer）进行了重大改进，并将其用于研究极短的无线电波。一位跟他同姓的印度科学家^[22]与爱因斯坦共同完成了量子力学的重要研究工作，即1924—1925年的玻色-爱因斯坦统计，因而被人们铭记。印度核研究的先驱是曾在英国学习理工科的霍米·巴巴（Homi J.Bhabha），他来自孟买人数不多的帕西人家族，帕西人家族在18世纪培养了著名的造船师（第七章），在19世纪培养出了贾姆希德吉·塔塔等工业家。巴巴跟塔塔一族很熟：他们两家是姻亲关系，隔着一条街。1945年，应巴巴的请求，塔塔信托基金在孟买建立了塔塔基础研究院（Tata Institute for Fundamental Research），以确保核物理学在印度有一席之地，同时也确保巴巴的天赋不会被国家所浪费。印度独立后不久，1948年，政府在孟买成立了印度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of India），并由巴巴担任首任主席。1954年，在巴巴的指导下，委员会拨款用于建设一个研究反应堆。^[23]

若要理解印度政府为何决定对核能进行大笔投资，必须从印度去工业化的历史伤痕来看：印度工业长期以来被英国人刻意压制，以确保印度的产品无法与英国竞争（第七章）。这段去工业化时期不仅使国家陷入贫困，浪费了志士能人的才华，而且也削弱了印度人对其技术能力的信心。即使印度拥有的工业本有可能大规模发展，英国对其国民经济的控制似乎也早已对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设置了上限。(https://www.daowen.com)

印度也许确实需要技术上的成功来重建信心，但事实证明，选择核技术来作为重振国家的象征并不明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核电项目都陷入了困境，由于经济表现不佳以及安全和废物处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电站的订购单或取消或推迟。巴巴为印度制订的计划雄心勃勃，因为印度有大量的钍储备，他设想了一个基于钍的燃料循环。然而，实际情况是该项目以更常规的铀燃料发电站建设的；其中一个是从美国购买的，其他的是一开始与加拿大合作建设的。这些电站生产的钚将在专门设计的增殖反应堆中与钍一起使用，但该计划的这一部分变得越来越遥远。如果印度的核计划能够实现其最初提供廉价和可靠的电力的承诺，那么它本可以大大促进国家的繁荣。

印度所有类型的发电站生产的大部分电力都用于工业，但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大量的电力也被用于农业。用电泵从井中抽取的灌溉水，是“绿色革命”中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的关键资源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电泵组的数量增加了8倍，在1972年超过了200万台。到这时，印度的电力已供不应求；为了维持灌溉泵的运转，工业界遭遇了断电，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和产能下降。所有类型的发电站的建设和维护都出现了延误，到20世纪70年代末，印度核电站的表现已跌至谷底。在80年代初开放的4个核电站平均只能产生600兆瓦的电力，远远低于它们设计时预计的2700兆瓦。

有人认为，印度的核计划是一场“国家灾难”，它破坏了工业发展，还带跑了本该投入成本较低的水电项目的投资。但这种论断显然是有偏颇的。世界银行早些时候出具了一份措辞更谨慎的报告，评论道：“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印度核电站的表现低于预期。”^[24]但有些人断言，如果印度退回去发展所谓的更“合适”的技术，就有可能导致印度人失去信心，就像去工业化时期一样，它将造成印度的思想和科学的“殖民化”。^[25]

到1980年，日本拥有亚洲最大的核电项目，但任何想从那里寻求鼓励的人都不会感到安心。日本从英国购买第一座核电站时历尽艰辛，但下一个基于美国经验建成的核电站则要好一些。但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30多个核电站供应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电力的情况下，令人担忧的可靠性问题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