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深圳的客侨文化

第三节 滨海深圳的客侨文化

深圳历史上的宝安地区，是闽粤赣三省边界上客家大本营向沿海的延伸，是客家人大迁徙的一个触角，也是近代形成的客家人开拓的前沿地带、客家人经济文化的入海口。客家人的海洋文化特色在深圳滨海地区非常显著。深圳滨海地区传承了中国汉唐时代海洋大国的海洋文化精神，随着客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播迁，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深圳客侨文化。

1.勇于开拓，敢为人先

“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福佬人占埠”之说反映了客家人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华埠开发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海外客侨从做苦力开始，从事开矿、种植、修路等最艰苦的工作，赚取有限的血汗钱，在异国他乡安家立命。他们有了一定积蓄后，多经营商铺，勤劳节俭、创建基业，扎根异国他乡。他们将侨居地视为第二家园，勇于开拓，敢为人先，无论做何种职业，都能勤劳节俭，富有创业精神，成为早期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华埠的开埠先驱。

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罗芳伯、叶亚来、胡子春、张弼士、张榕轩及张耀轩兄弟、姚德胜等，以及后来伍佐南、梁密庵、胡文虎等来自闽粤山区的客家人。他们既勇于开拓创新，又以“和”为贵，亲和包容，深谙商道。其中，“以诚待人”“让人共赢”“利者义之和”等理念的背后都有着感人的创业史，无不闪耀出客家文化的光辉。

深圳、香港、惠州、东莞等地的客家华侨，大都能秉承这种文化传统。据《客家与龙岗》一书记载，深圳（龙岗）客家人移居海外者，有马来西亚、牙买加、塔希提、印度尼西亚、苏里南等地。深圳客家人移居海外后，凭借坚忍勤奋、克勤克俭的精神，扎根海外，融入居住国，与侨居地居民和睦相处，合作开发。部分人事业有成，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业巨贾、社会精英，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一百六十多年前，以广东惠阳、东莞、宝安一带客家人为主的中国劳工，远渡重洋到苏里南谋生。苏里南地处距深圳约1.7万公里的南美洲大陆北部。1835年7月20日，18名华工应苏里南殖民政府之聘，坐轮船前往从事甘蔗种植工作，成为远涉苏里南华人的先行者。往后数十年，陆续多批次，每趟逾四百华人从中国本土或南洋诸国远赴苏里南做工，以广东客家人和福建闽南人为主。深圳龙岗历史上就有不少人去了苏里南，并且凭借客家人刻苦敢拼的精神艰苦创业，迅速在苏里南打开局面，特别是零售业，时人描绘道：“就连郊区和乡镇，都能看到中国人开的超市、五金店和餐厅。”

在苏里南今日的首都帕拉马里博，有一座高大雄伟的牌坊式建筑，正门对联书：“广联声气，义冠华洋。”这八个大字颇具气势，这就是华人组建的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的华人侨团广义堂。作为百年侨团，广义堂历史上一直活跃着诸多深圳龙岗人的身影，其中历任堂长均为龙岗籍人。用前任堂长池玉基的话来说：“广义堂一向都是惠东宝客家人的侨团，其中最多的是我们龙岗人。”

据广义堂现任堂长、龙岗籍华人何振雄介绍，广义堂创办以来一直服务华人群体，曾扮演过宿舍、敬老院、电影院等诸多角色，现已成为华人社交和文化中心。1986年，广义堂创办苏里南中文学校，成为当地华人子女学习中华文化的知识殿堂。广义堂已故堂长、龙岗籍华人丘鸿是中文学校创办者之一。1972年，广义堂创办了《洵南日报》，2008年创办了苏里南中文电视台，同样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

自1975年苏里南独立以来，步入政界的华人不断涌现。其中，祖籍龙岗的医学博士陈亚先曾于1980年被推举为苏里南总统兼总理。更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起中国春节被苏里南定为永久性国家法定节日，客家话也在当地被视为法定语言。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少惠东宝地区的客家人由中国沿海向海外迁徙。其中，位于深圳龙岗的鹤湖新居、西埔世居、茂盛世居、大田世居等客家围屋均有不少青壮年远渡重洋谋新路，留下了不少开拓拼搏的励志故事。

从1865年2月28日至1866年1月6日，三批华工共1015人从香港抵达塔希提。这些华工主要来自深圳、东莞、惠州，尤其以龙岗客家人居多。第一批移民站稳脚跟后，开始带动更多的家乡亲戚、邻居、熟人来到岛上创业，数量越来越多。1888年6月，来自深圳的陈世崇抵达塔希提，经营香草生意。他刻苦耐劳，精心经营，于20世纪初成为当地首富，并创办银行、航业事务所、椰油公司等，推动了当地工商业发展。

在塔希提扎根的龙岗客家人，大多从事香草种植、珍珠养殖、百货零售和进出口贸易。1911年塔希提注册成立了华人社团组织倍义堂，1921年又成立了中华会馆。据法属波利尼西亚洪门致公堂盟长、龙岗区侨联荣誉主席、龙岗籍华人萧桂强说，到1946年，塔希提的华人已有6390人。在这些华人中，龙岗各村各姓氏人家，观澜松元厦陈氏及坪山廖氏、钟氏客家人占了大多数。1971年，龙岗籍华人邓仁广当选帕皮提副市长，尔后又有几个华人当选该市市长、副市长。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华人华侨在塔希提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有许多原住民十分热衷学习中文。

图4-5 塔希提中华会馆

图4-6 塔希提中华会馆1964年执监委员就职合影

滨海客家的龙岗与塔希提之间的民间交往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两地深情不言而喻。2008年汶川大地震，萧桂强、萧桂芳兄妹二人积极组织为灾区赈灾捐款。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们又为深圳龙岗、武汉募捐口罩、手套等医疗用品。

2.爱国爱乡，支持革命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那便是“华侨是革命之母”。客家人因自身的颠沛流离，切身体验到战争离乱、民族灾难、国弱家贫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在“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窘境中痛切地体验到故乡故国的可贵，而将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形成可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爱乡的优秀品德。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广大客家侨胞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继承和发扬了救亡图存、爱国爱乡等优良传统，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在民主革命时期，华侨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支柱。

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成员中华侨占78%，祖籍十之九是广东的。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立时，客家青年谢逸桥、谢良牧、廖仲恺、何天炯、何天瀚等人积极参与，为推翻封建帝制做出了贡献。孙中山在国内领导的每一次武装起义，其所需经费几乎都是包括客家侨胞等爱国人士捐助的。辛亥革命前，著名客家侨领张弼士、张榕轩、张耀轩、梁密庵、胡文虎等人，出巨资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家国情怀。张榕轩、张耀轩两兄弟是梅州梅县松口人，年少家贫，辍学经商，失败后前往苏门答腊，着手经营商业、垦殖业、建筑业及金融业，后在国内投资兴建潮汕铁路，这也是我国第一条侨办铁路。张氏兄弟在辛亥革命中，捐大笔资金给孙中山开展革命。两人还在侨居地及家乡开办教育与福利事业。这些侨领、工商巨子矢志实业兴邦，在民族危难关头投身革命，彰显了客家文化中爱国爱乡的本色。

可以说，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客侨文化的显著特征。根据客家华侨华人在海内外的杰出表现，日本学者根津清专门撰写《客家：最强的华侨集团》一书，盛赞客家华侨华人为“最强的华侨集团” 。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寓海外的华侨，大多是劳苦大众。据统计，凡“卖猪仔”出去的，平均每年死亡率为20%，比同一时期当地的居民死亡率高7倍，比当地欧洲人高23—30倍。他们更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华侨中大多数是中低阶层成员，比国内民族工商业者的革命性更强更彻底。孙中山说的“十次起义”，其捐款大都出于劳苦大众及中小业主。黄花岗战死的七十二烈士，华侨占三分之一，全部为中下阶层人士。

深圳华侨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敢为人先。为配合孙中山推翻清政府，来自马来西亚的客籍华侨黄福担当“三洲田起义”义军元帅，登高一呼，奋勇杀敌；而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客籍华侨钟水养，带领妻子潘氏率领会党义士参与反清起义，痛失妻儿后杀出重围，再经香港返回檀香山。这些高举反清大旗的华侨义士，可谓铮铮硬骨、义薄云天。抗日战争时期，出身于坪山镇客家归侨家庭的曾生，创立东江纵队并任总司令，积极组织青年华侨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指挥举世瞩目的“文化大营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许多爱国华侨组成抗日队伍从海外回到宝安抗日前线，直接参加保家卫国的战争，先后有吉隆坡队、文森队、两才队、暹罗队等参加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部为培养抗日干部而创办的东宝中学，就有7位青少年参加，其中3人是华侨子弟，在学校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其中，文森队组织者官文森的家国情怀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两百年前，官氏祖先从梅州五华迁至龙岗，建立官新合村繁衍生息。清朝时官文森的父亲从龙岗到马来西亚雪兰莪古毛埠，以挖矿为生。1886年，官文森出生于这个贫苦的华侨家庭，他自幼勤奋学习，青年时便在当地政府矿务部门工作，在吉隆坡广交朋友。清朝末年，官文森加入洪门致公堂，不久又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191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官文森任中华革命党雪兰莪分部部长。

抗日战争期间，东江下游地区沦陷，官文森与侨领黄伯才等人商议，组织队伍回国抗战，以独资形式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在吉隆坡募捐到大批钱物与药品。1939年5月5日，文森队高唱着《再会吧，南洋》，在吧生港口登船，航行6天后到达香港，辗转坐船到宝安沙鱼涌，参加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直接同日本侵略者作战，充分展现出一位爱国侨领心系祖国、英勇抗日的革命精神。

图4-7 建国初，毛泽东签署的官文森任命书（政协深圳市龙岗区委员会《乡愁印记》）

早年的客家华侨历尽艰辛，漂洋过海出外谋生，有着强烈的“根”的意识，渴望将自己的血汗钱寄回故乡，尽赡养父母、养育妻儿的责任，并与故乡的亲人互通信息。由于当时海内外的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不完善，汇款与家书合二为一，成了侨批，成为华侨与侨眷之间的传递思念与关爱的载体。侨批其实不只包括银信，也包括华侨和侨眷互寄的很多物品。水客也不只是单纯“带货”，他们也经常充当初到南洋华侨的引路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年代，从水路秘密运送侨信和物品至宝安县“沙鱼涌”互换局的侨批路线，对整个广东侨乡，特别是粤东侨乡而言是一条重要的生命线。沙鱼涌是深圳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这里曾是东江纵队战斗过的地方，也是抗日战争时期营救香港文化名人的必经之地，更是广东侨乡的重要侨汇通道。当时的沙鱼涌只是一个秘密互换局而不对外营业，仅担负出入境邮件递送的任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短短几个月内先后占领我国沿海许多重要港口，并对海上交通线实行全面封锁，几乎断绝了海上交通线。但侨批局的从业者还是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从水路秘密运送侨信和物品，汇集到当时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用小火轮船转送到深圳宝安县沙鱼涌秘密互换局。经沙鱼涌互换局再转往惠阳、河源，沿东江到河源老隆、梅州兴宁，最后到达粤东各地。

1941年2月，沙鱼涌地区被日军占领。在沙鱼涌邮路被迫关闭后，日军还是没能阻挡海外侨胞与家乡的联系。1942年3月，新的生命线“驼峰航线”诞生了，成为中国至印度航线的必经之路，是中国和盟军交换物资的主要空中通道。通过这条运输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对日作战的远征军，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信件等战争物资。“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空运航线，打破了日军对中国的围困，架设了空中战争生命线。这期间，众多华侨、水客与侨批局从业者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3.崇文重教，不忘祖根

客家华侨身在海外，心系原乡，在侨居地艰苦创业后积极反哺故国家园，尤其是继承客家人崇文重孝、不忘祖根的传统，为祖国和侨居地的教育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如宝安最早的侨办中学光祖学堂就是由南洋华侨黄子光、黄子文、黄丽春、黄砚保等以南洋万兴公司（坪山坑梓镇人在南洋的经济集团）名义捐款一万元兴建而成的。光祖中学创办期间，正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的时期，学校师生思想进步，经常开展游行示威活动，对宝安大革命时期的斗争产生一定的影响。振能中学在筹办期间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后在1950年和另外一间侨办学校观澜中学合并而成观澜中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有各行各业的精英，也有海外侨领，办学成绩斐然。深圳还有平冈中学、大鹏华侨中学等一批华侨学校。

在众多华侨支持创办的学校当中，位于龙岗区龙城街道的兰著学校引人注目。龙岗回龙埔村是一个典型的客家村落，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村民们就在这里辛勤耕耘。俗话说“客家人四海为家”，加上19世纪中国社会动荡、经济落后，许多老百姓都向外寻找机会，或者以契约劳工的身份下南洋讨生活。龙岗回龙埔村的村民更是勇闯加勒比海，结伴到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牙买加务工。

当年牙买加的契约华工大多来自宝安、惠阳和东莞，而且主要是客家人。吃苦耐劳的客家人，凭借聪明勤奋，在牙买加赢得了坚忍和可靠的口碑。在务工合同期结束后，有些人继续为大公司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开始从事零售业，慢慢积攒了一些财富。

赚钱养家、发财致富当然是客家华侨的梦想，但他们还有更为宏大的愿望——“光宗耀祖”。因此，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客侨首先想到造福故土乡亲。(https://www.daowen.com)

1929年，牙买加华侨余晋棠、余铭芳向各界华侨发起募捐，要在故乡回龙埔创办一所学校，以崇文重教的方式“光宗耀祖”。广大侨民不仅出钱，还请外国设计师绘图，从海外运回水泥和钢筋，他们将自己对祖国的思念和对子孙后代教育的期望都凝聚在这所学校里。

不到一年，一所美丽的学校建成了。侨民们以客家人一直保有“慎终追远”“不忘祖根”的情怀，用回龙埔祖先余廷兰、余廷著两兄弟的名字组合，为这所凝聚了回龙埔人未来希望的学校命名为“兰著学校”。

兰著学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享誉惠州、龙岗、东莞的名校，方圆五十里的学子争相前来就读，许多华侨也将子弟送回兰著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学校创办发起人余晋棠把在牙买加出生的4个孩子都送回兰著学校读书。同样身在牙买加也是学校捐赠人之一的余定祥，也将儿子余先右送回兰著学校读书。余先右毕业后参加抗日游击队，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他的名字刻在烈士纪念碑上，同时也刻在回龙埔后人心里。最让村民感动的是，余定祥一生都关注兰著学校的发展，晚年更是在回龙埔定居，一直为学校建设出钱出力。

建于1920年的坪地萧氏八群楼，是坪地萧氏“过番”塔希堤并“衣锦还乡”的最有名物证。鸦片战争后，坪地萧氏族人和吉坑萧氏开始到海外谋生，他们有的在香港找到落脚之地，有的继续南下到东南亚，更有的远赴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谋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号召下，萧氏华侨回乡建起学堂，被称为“萧氏八群楼”，为碉楼风格。“萧氏八群楼”可谓中西合璧，四周是耸立的清式砖石墙体，顶部则是三角形的古希腊建筑风格，中间呈圆形，且有“十”字图案，展现出深圳客家先民与西方国家的跨洋交流，形成独特的艺术形式。

2012年12月21日，在罗氏海外后人罗笑娜等人的倡议下，龙岗罗氏定朝公海外血亲 100 余人回乡寻根祭祖，海内外罗氏族人等待了近一个世纪、跨越万里海峡的寻根之旅终于美梦成真。2017 年 11 月 5 日，鹤湖新居隆重举行“缅先祖·聚乡情——鹤湖新居落成 200 周年庆典”。据粗略统计，罗氏后人现在有 8540 人，散布在 18 个国家和地区。此次祭祖不少宗亲从海外赶回来，罗氏在鹤湖新居禾坪上摆下 250 桌大盆菜宴席，运用电子设备播放罗氏迁播海外的史迹和著名人物风采，播放由罗笑娜主持拍摄的她本人寻访外祖父的纪录片《寻找罗定朝》；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博士、北美知名学者罗金生专程回乡参加庆典，并接受记者采访；深港两地的音乐人罗永源，带着自己出资组建的韵鹏民乐团，来鹤湖新居现场表演；深圳作家罗敏军专门撰写《鹤湖新居落成 200 周年庆典祭文》，并组织专人，将鹤湖罗氏整理的族谱以电子书的形式进行呈现，让宗亲们借此找寻自己的血脉来源，感受血浓于水的家乡亲情。

图4-8 罗氏后人宣读《鹤湖新居落成200周年庆典祭文》（陈武远摄影）

“血缘是根，文化是魂”作为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已深深地扎根于客家群体之中。海外客家后裔罗笑娜的回乡寻根引发了一连串的轰动效应：大批记者采访这个新闻事件，罗笑娜主持拍摄的《寻找罗定朝》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麦城国际电影节上荣膺“最受观众欢迎奖”；罗笑娜著《寻找罗定朝》和罗敏军著《远赴加勒比》均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罗敏军著《祖父的故事》则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至此，深圳滨海客家历史与客侨文化引起广泛关注。

图4-9 《寻找罗定朝》和《远渡加勒比》书影

4.海外赤子，情系桑梓

陈英豪，原籍深圳观澜牛湖，1906年出生于北美洲的牙买加，是第二代华侨。其父陈登宁早年移居牙买加经商，家庭经济基础较好。为了让孩子能够学习中国文化，陈登宁在陈英豪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委托妻子携带陈英豪返回观澜牛湖家中，让陈英豪在牛湖侨办的广培学校读书。

陈英豪从广培学校毕业后进入香港拔萃中学。拔萃中学毕业后，陈英豪考入复旦大学专攻法律。1931年毕业后，赴美就学于斯坦福大学，修得政治学硕士学位之后转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在芝大时，陈英豪和胡镜先为同学，意气相投进而结为夫妻。

1940年秋，陈英豪回国，先任职于中央设计局，不久奉中央海外部派遣到牙买加负责中国国民党党务与侨运工作。因陈英豪在牙买加亲友众多，与当地侨胞尤为坦诚合作，故不辱使命。1946年，陈英豪回国任上海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总务处长，同事无不佩服其才华并欣赏其魄力。正当这时，他的父亲陈登宁所经营颇具规模的陈泗行岌岌可危。无奈之下，陈英豪于1950年携妻儿回牙买加定居，主持商务。他与妻子胡镜先女士建立了嘉立铁器工厂并改变了小城法尔茅斯的面貌。陈英豪四次出任中华会馆主席，积极组建中华文化中心，不时去讲演中国文化，深受华人爱国人士欢迎。时人评价说：“古老的港口城市由于陈（英豪）这位未被埋没的天才而变得更加美好。”

陈英豪先后两次任牙买加国参议员，一生为侨运事业劳碌奔波，1975年退出政坛到美国迈阿密定居，仍积极推动侨务工作，不遗余力，得到中国外交部好评。1978年，陈英豪回祖国探亲，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吉溪地处深圳市龙岗区圆山街道保安社区。300多年前，吉溪开基祖陈愈周举家从广东梅州五华迁至此地，开拓基业，生生不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不少吉溪人为了生活，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海外谋生，让吉溪成为著名侨乡。在吉溪，80%的家庭都有华侨，有近千人分布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87岁的陈玉仁是土生土长的吉溪人，20世纪80年代曾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工作。他说，吉溪人虽然漂泊在外，但从不会忘记自己的根。早年，海外吉溪华侨很看重一件事，就是要让子孙后代“入唐性”（中国人的本性），不让“番性”（外国）同化。因此，华侨多会把出生在国外的儿女送回国来读书，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如吉溪籍华侨陈新民与陈宪民出生在塔希提。当他们至学龄之时，父亲便通过老华侨将他们带回国“入唐性”，两兄弟在家乡吉溪学习传统文化，直至二十六七岁时，才离别家乡重返海外谋生。

吉溪陈氏宗祠已有二百五十多年历史，2003年，全村父老乡亲与海外侨胞集资180万元，重新修缮，并确定每年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举办“吉溪文化节”，在陈氏宗祠前搭台举行纪念活动。

据吉溪文化节筹办者之一的陈居然说，文化节迄今已连续举办17届，而且越办越精彩。吉溪的海外游子不忘桑梓情，总想回乡参加节庆。2019年底，吉溪籍法属圭亚那华侨、法属圭亚那华侨公所原主席陈文新，专程从南美经欧洲转机，经历20多个小时飞回家乡参加节庆。而同样是法属圭亚那返乡的华侨陈泉芳，回乡后发起组织由60多位华人华侨银发老人组成的合唱团，参加节庆表演和全国性比赛，被称为“湾区客家文化的传承者”。

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带来商贸繁荣，客家人移居海外后，注重营商之道，凭借勤劳、节俭的传统，秉持“诚信经商”“和气生财”的理念，善于从小处做起，造就了客家人擅长经营的小批发行和零售业。据龙岗罗定朝的孙子回忆，当年祖父来到牙买加，就是白手起家，从小本经营的零售业做起。一般客侨经商选择五种地区：一是四通八达之区，人们汇集之地；二是风景优美，为游客喜好之地；三是有铝矿出产，经外人开发之地；四是繁植甘蔗，有食糖出产之地；五是土产作业，出产丰富之地。总之，凡人气聚集之地、可以经商之处，不论是繁华的贸易市镇，还是偏僻的乡野山村，到处都会留下客家人创业的足迹和汗水。在经营过程中，客侨凭借诚实、便利、周到的服务，甚至可为贫困者提供“赊账”，为周边社区带来很大的便利，赢得了本地人的信任，也赢得了极大的商机。客家人经营的小批发行和零售业规模日渐扩大，经营范围扩展至五金农具、面包、酒水、雪糕、药品、杂货、布匹、汽车零件等日常生活用品，成为遍布各地、名副其实的百货商店，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中国商店”。

许多客家华侨创业有成后，不忘反哺原乡，把资金、商业意识乃至异国风情都带回来，不少客家村落都曾经是盛极一时的墟市。以观澜古墟为例，鼎盛时期的观澜老街“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除益章票号、恒隆票号、宝山金铺、公益酒家、福记表店、叶广生表店、满生制衣店、叶满杉木铺、登康狗肉店等老字号外，更有当铺、茶楼、客栈、轿馆、字画店、赌场、妓寨、鸦片馆、扎纸店、棺材铺、杂货铺、镖馆、药材铺、海鲜铺、榨油作坊等，各种行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是远近闻名的繁华墟市”。

因此，滨海深圳的客侨文化有别于传统客家人的农耕主义，形成了“重视商业，融合中西”的文化性格。综上所述，深圳客侨文化是具有客家传统特色的华侨文化，具有“爱国、爱乡、开拓、包容、敬祖、重商”的特色。

图4-10 观澜古墟保留的西式建筑（秦军校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