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起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带的丛林草莽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茶马古道。其中丽江古城的拉市海附近、大理州剑川县的沙溪古镇、祥云县的云南驿、普洱市的那柯里是保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广义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族与藏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为目的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族聚居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族聚居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也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
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除南线争夺南诏外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唐代中原与西藏地区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唐代内地茶叶输往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道。
后来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裂状态，青藏道已失去了军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直至北宋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从而使青藏道由唐代的军事政治要道逐渐发展成为茶道。所以说，把唐蕃古道在当时交通大要道的地位定义为“茶马古道”的确是狭义了。
而且甘、青藏族聚居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具体来说，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察隅—邦达—林芝—拉萨。(https://www.daowen.com)
“茶马古道”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是在“番人嗜茶，汉人需马”需求诱导下产生的。中国是茶的故乡，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就有饮茶的习惯，创造了灿烂的中华茶文化。茶对藏族人来说，就如阳光、空气一样，是生活中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藏族谚语有“汉家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足见茶在藏族日常生活中比粮食更为重要。一般情况下，不论贫富，“人们每天至少饮茶五六次，每次人必十数碗”，可算得是饮茶最多的民族。
为什么藏族对茶情有独钟，饮茶蔚然成风呢？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和人们的生活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对这种习惯的共同需要。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正是这样。一方面，藏族所居高寒、缺氧、干燥、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菜。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另一方面，藏族聚集地区虽不产茶，但与其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却盛产茶叶。千百年来，四川、云南所产之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藏族聚集区，完全满足了藏族人民之需，而藏族聚集区的土特产品也随着茶叶输藏的贸易被运到内地，弥补了内地所缺。于是，在藏汉民族商贩背夫、驮队、马帮的披荆斩棘下，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开辟出来了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它像一条绿色的飘带，横亘在青藏高原与川、滇之间，蜿蜒于“世界屋脊”之上。穿过崇山峻岭、大江大河，越过皑皑雪原、茫茫草地，像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内地与藏族聚居区相连接；似一座跨越时空的金桥，把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传送。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族聚居区之马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也就被称为“茶马古道”。[1]
《封氏闻见记》一文也记录了唐代互市情形：“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2]这时的茶马互市主要是唐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换。与西南藏族间的交换行为尚未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吐蕃势力东渐成为唐王朝的隐患，唐对藏实行怀柔政策，在对藏贸易时较为谨慎。如魏徵谏言指出不宜对藏市马：“今立可汗未定，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怀恩，诸蕃闻之，以中国薄义重利，未必得马，而先失义矣。”[3]到了宋朝，中原地区常受少数民族政权滋扰，战争频繁，战马需求量大，拉动了茶马贸易的发展。“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皆良马也。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4]该时期的“茶马互市”得到空前发展，相关榷茶、茶引、茶马司等制度也在此时得以建立和完善。元朝由蒙古族建立，蒙古向来盛产战马，因而开展茶马互市的意愿并不强烈。明沿袭宋朝的互市制度，增设互市地点。“亦设置茶马司为茶马交换的唯一机关。其设置地如碉门、黎州、雅州、筠连以及洮州、汉中，并秦州、珉州、河州、临洮、西宁、甘州，庄浪皆是”，“又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缨诸物，以偿茶课，自立课额，立仓收贮专用以市马”。[5]清朝互市盛况有所衰落，主要以茶交换土特产或畜产品，且由于印茶入藏，西南茶叶市场受到冲击。
如上所述，为加强对茶马贸易的管制，榷茶、茶引与茶马司等制度纷纷确立，其功能主要是阻断民间贩茶渠道以增加朝廷收入，同时消除中原良马不足的军需隐患。“西陲藩篱，莫切于诸番，番人恃茶为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茶马事务由朝廷操办，民间少有涉及。“此时番汉贸易，盖为官家所专营，他人无权染指；然以限制过严，终无成绩之可言。”由于朝廷的严苛管制，压缩了茶马贸易空间，无法满足“番汉”两地的民间需求，因而催生了一批铤而走险的私茶走贩：“贩茶之人，其视充军甘如饭食。罪至于徒已非轻典，而陕西军民宁从三年之徒，不肯出杖罪之赎。盖充发军人及摆站哨之囚徒，随到随逃，以为常事。……其逃回者又复贩茶，屡禁不止。玩法至此，可谓极矣”。[6]
民间私茶贩卖与官府经营的茶马贸易，二者的贸易通道有所不同。官府经营一般通过官道进行，如“清代在西南地区构建了‘三纵一横’的主干交通动脉，包括四川官路、云南官路和桂林官路这三条官马陆路，以及长江官路这一水路”。[7]而民间贩茶则常常经由“将这些动脉（官路）联系在一起，以及向遥远的周边地区不断扩展的，数量远为庞大的西南古道构成的毛细血管网络”。[8]“五尺道”“灵关道”“博南道”等便是这些西南古道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不同称谓。
此外，在“茶马古道”概念提出前，在关于“汉藏关系史”“康藏交流史”和“汉地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流史”等的研究中，对“茶马古道”也有所涉及。如白滨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任乃强的《民族研究文集》和《康藏史地大纲》、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等。其中，任乃强的《康藏史地大纲》，系统地介绍了汉代以后至民国时期的康藏交流状况。《民族研究文集》是任乃强关于民族关系研究的个人论文集，讲述了康藏民族由来、文化交流及地理沿革。两著作中有“茶马市易”“茶马贸道”“茶马要地”“边茶贸道”之称，但只是轻描淡写，未单独列出着重阐释。1980年，木霁弘、徐永涛等6位学者在做方言调查时，将马蹄印、马店、铁索桥等沿路景观与藏族嗜茶习俗结合起来，逐渐提炼出“茶马古道”这一概念。1988年，木霁弘在《中甸汉文历史资料汇编》序言中使用“茶马古道”一词，用来指称“滇藏道”。1992年，木霁弘等人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对“茶马古道”的内涵作出了初步的界定：“茶马古道在唐代就形成了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核心，西出印度、尼泊尔，东抵四川盆地西缘，东南至桂林的网络。”“茶马古道”是主要以滇、藏、川三地为中心区域，向西延伸至西南邻国，向东拓展到邻边省份的茶马贸易交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