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称由来
茶马古道作为一条古代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重要交通要道，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然而，茶马古道一词的出现却是近代的事情。
在古代，茶叶运输基本上有四个方式：人背、水运、牛车运输、马驮或牦牛驮运。水运盛行于东中部水网密集地区，牛车则是另一种经济的运输方式。边疆地区由于河道不畅、旱道崎岖，茶叶运输基本上靠背夫和驮马。
茶马两词的连用，并不是源于运输方式，而是源于宋朝开始的“以茶易马”政策，由此产生的“茶马互市”“茶马司”等概念已沿用将近1000年（以北宋熙宁八年即公元1075年宋朝在各地设立买马司记始）。从北宋一直到清初，茶马贸易的主力一直是四川和陕西马政，两省年输出大量茶叶，每年交易战马5000～20000匹。茶叶成了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直接影响国力、军力的强弱，也间接成了控制边疆少数民族的利器。
“茶马古道”这个概念在被提出后的一段时间内，仅仅是作为一个学术用语在小范围流传，而其他领域的使用频率较低。2005年7月至8月，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电视剧《茶马古道》[9]，此后，“茶马古道”原始、艰险、神秘的地理特征开始受到关注。2006年4月9日，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交通厅、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会在现普洱市宁洱县建立了“茶马古道零公里”碑，明确了茶马古道的起点。在官方的推动下，“茶马古道”被使用的场合与频率不断增加。
2008年3月3日至14日，单霁翔、刘庆柱等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重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提案，认为“‘茶马古道’能够表现我国西南地区一段时间内社会商品的互惠交换，以及思想的相互交流。随着‘茶马古道’所发生的宗教、知识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了文化的繁荣，意义十分重要”。
2009年4月1日，澳门民政总署管委会代主席李伟农在“茶马古道文化风情展”上发言：“因古代‘茶马互市’贸易制度而产生的‘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路经山峰峡谷，需要开辟栈道，穿越江河、急流，还要克服气候变化，马帮要有丰富的经验、坚毅的意志，才能完成‘茶马互市’的任务。”[10]
2010年6月3日至4日，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人民政府讨论通过的《关于保护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普洱共识》中指出：“‘茶马古道’是中国西部地区以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古老商贸通道，不仅是各地经济交往的通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感情沟通的纽带，为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1]
另外，“茶马古道”的末梢可延伸至南亚、东南亚，是我国西南地区与邻国交流的桥梁和媒介。2013年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式上致辞：“古代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与横穿云南境内的‘茶马古道’共同连接中国与南亚，开启这一区域间广泛的人员往来与经贸交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以举办南博会为契机，谱写与南亚各国合作的新篇章。”[12]
2015年11月10日，孟加拉国大使法滋勒·卡里姆在“古道记忆——驻华使节茶马古道考察活动”上讲道：“茶叶最初只是一片叶子，愿它现在成为联结东南亚、南亚沟通交流的一个纽带。”[13](https://www.daowen.com)
2017年5月18日，习近平同志对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致贺词：“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叶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14]
由于政府的大力宣传和频繁使用，“茶马古道”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学术概念发展成文化品牌和文化遗产，并迅速在国内外得到传播。
“茶马古道”的内涵通常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茶马古道”是指始于云南或四川，以马帮运输茶叶为主要特征，越过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地区，连接滇、川、藏的交通和商贸古道。广义的“茶马古道”是指我国大西南地区之间、西南地区与其相邻各国之间，以马帮为运输载体形成的经济、文化交流线路，即凡是以人赶马驮的运输方式，不论是从事茶叶还是其他商品交换所形成的线路，均称为“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成立了“茶马古道”研究机构，举办了不少学术论坛，产出了大量的著作、论文，其中也包括涉及“茶马古道”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成果。但是，对“茶马古道”一词的缘起、使用、传播以及充实与拓展加以全面系统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因此，对“茶马古道”概念展开深入的探究，厘清其演进背后的理论与实践脉络，显得尤为必要。
木霁弘等学者最初所说的“茶马古道”是指从唐代至民国时期以茶马贸易为特征的滇藏、川藏线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茶马古道”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充和深化。2006年陈保亚在《论滇僰古道的形成及其文化传播地位——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研究》一文中对“茶马古道”的早期主干道进行了探讨：“现有的材料说明，滇僰古道和滇越古道的连接构成蜀身毒道的主干。滇僰古道和我们考察过的茶马古道的一条主要线路重叠，所以是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的一条主干道。”[15]此后发表的文献中进一步扩充了茶马古道的内涵：“茶马古道不仅覆盖了历史上的‘蜀身毒道’‘旋牛道’‘五尺道’‘进桑麋冷道’‘永昌道’‘藏彝走廊’等，还包括了之前学者们提出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16]“另一种茶马古道的形成方式是转型茶马古道，比如唐蕃古道、陇蜀道、蜀道、灵关道、五尺道、蜀身毒道等。这些古道远在茶马古道兴起以前就已经存在，由于民族、文化的冲突，这些古道经常中断，甚至多年无人问津。随着茶、马运送的兴起，这些古道得到激活，迅速转型为茶马古道，成为整个茶马古道网络的主要干道。”[17]“原生茶马古道激活了西南地区很多局域古道，包括贵州古盐道、红河古道、岭南走廊、横断山走廊等。”[18]“马帮跨省越界的长途远征使得以往的局域网似的盐运古道、铜运古道、民族古道及马帮古道等转型成了茶马古道。”[19]
还有不少学者把“西域道”“南方丝绸之路”纳入“茶马古道”概念范畴。“从名称的约定俗成出发，我们仍然可以把张骞提到的西域道称为丝绸之路，但从这条古道的性质看，唐宋以来丝绸之路已经向茶马古道转型。广义的茶马古道应该包括唐宋以来的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上逐渐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南丝路再一次以运输货物为标志，也被称为茶马古道。”[20]
上述研究使“茶马古道”的内涵逐渐明朗，也极大地拓展了“茶马古道”所统揽的线路。而张翔第一次使用“西南古道网络”一词，将“茶马古道”视作古道网络展开探讨。[21]“茶马古道是以主干道为主的网络结构。主干道上有很多重镇，每个重镇是一个节点，从节点上又会引出茶马古道支线，这些支线上又有很多马店，每个马店又是一个节点，茶叶顺着支线延伸到崇山峻岭和牧场草原，以满足嗜茶民族的需要。”[22]将“茶马古道”视作纵横交错的网络形态，为从总体上把握其内在构成，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总之，随着内涵的不断充实与拓展，“茶马古道”正以一个泛化了的概念广泛地延伸到我国西南、西北地区以及南亚、东南亚的邻国，成为描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概念。
总的来说，第一，“茶马古道”一词最早是由木霁弘、陈保亚等6名学者于1980年在田野调查中提炼出来的学术概念，出发点是为了探讨西南民族间的语言关系，但“茶马古道”一词一出现，就展示了强大的场景描述力和跨界传播力。由于“茶马古道”提出之时，其所涵盖的许多路线早已被现代化的道路所取代，一些沿线文物已被摧毁或丢失，只能借助于亲历者的口述以及相关史料予以揭示，因此，学者们在对“茶马古道”进行追溯和解释时，难免会因依据的史料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观点。第二，“茶马古道”概念的覆盖面甚广，甚至包括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绝大部分的古道，但不论是以交通线路划分的“滇僰古道”“滇越古道”“永昌道”“红河古道”等，还是以运输货物种类划分的“盐运古道”“铜运古道”“买马古道”“采茶古道”等，均是“茶马古道”在不同时期、不同线路、不同交换物品下的称谓。这些古道可纳入“茶马古道”范围，但绝不等同于“茶马古道”，有些古道线路，甚至已经溢出了“茶马古道”的范围。因此需要对茶马古道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即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核心，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穿梭在我国大西南地区及其周边邻国，从事以茶叶为主的商品交换的交通和商贸古道网络。第三，“茶马古道”概念在国外的传播和使用，总体还不够深入，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尚未引起国外学者的充分关注。国内学界对“茶马古道”的范围可延伸至东南亚、南亚，甚至中亚、欧洲屡有提及，但对于“茶马古道”在国外线路的探讨较少，这也是“茶马古道”在国外传播受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在长期的演变和丰富完善中，“茶马古道”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一条“茶路”或“马道”的范围，成为古代、近代乃至现代我国西南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等各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交流的纽带，我们今天对“茶马古道”概念形成及其传播的探究，有助于推动其内在多元价值更加充分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