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人口分布变化的若干动因
引起城乡人口分布变化的各种因素也使人口的整体模式发生变化，所以识别这些起作用的因素并认识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正常的人口增加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的增加，即出生与死亡两方面人数的对比差额；二是内部移民或国内居民的自发迁移。第三个方面与前两者不同，为非正常的——由于战争而引起人口的暂时或永久的转移；它与自发性移民具有不同的特点。
表4.3 1950—1980年东南亚的农村人口①
资料来源：U.N.Statistical Yearbook
①农村的划分，依各国政府所定.本表及表4.4至4.9的数字是按中等程度的增长进一步估算的（参阅表4.15及本文有关段落）。
②该国的这些估算未考虑战后政策。
③新加坡居住在城市边缘（现已不作此区分）的人曾被当做农村人口，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城市就业而住在郊区，不是真正的农村居民.
由于资料缺乏，要确定地方居民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两者之间对比差额的变化颇为困难。因不同国家地区间对疾病的防治差别悬殊，所以必然出现人口的区域差异。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往往较好。那里供水系统、污水和垃圾处理、医疗设施和医院、防疟疾以及其它卫生计划等，所提供的保健便利在农村是没有的；虽然这些有利的方面因城市人口日益拥挤，交通以及可能的传染病的蔓延而受到部分抵消。出生率和死亡率两者都容易受到人口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及社会经济状况的悬殊差别的影响。早婚和想扩大家族成员的愿望容易导致出现高出生率，而想提高生活水平的社会风气和避孕知识有利于降低出生率。
国内移民可分两大类型：区间迁移和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这两大类型对人口变化前景的影响一直比各种程度的自然增长率的影响更明显，不过要测定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程度也颇为困难。区间迁移的明显例子，是菲律宾其它岛屿的居民向棉兰老岛迁移。这种迁移在十九世纪已自发进行。当时棉兰老岛人口还非常稀少；到1913年，菲律宾政府正式采用鼓励定居者的政策。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资助，而且交通设施也没有改善，所以农民不很愿意予以合作，这就妨碍该项政策在这个岛上取得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关于道路建设的计划的实施，改善了该岛的交通条件，所以1948至1960年间，棉兰老南部的四个省（哥达巴托、达沃、拉瑙和三宝颜）吸收了全国人口增长数的30%。这个增长包括150万新定居者加上预期的自然增长。这些移民中大多数来自菲律宾中部的米沙鄢群岛，尤其是保和、宿务、班乃、莱特和隆马各岛。
印度尼西亚还有另一种人口的变动，这就是对人口分布平衡的人为的调整。由于爪哇岛土地承担的人口压力很大，当年的荷兰人采用了一些旨在缓和这种压力的措施，其中包括改进农业技术、发展工业和疏散人口。这个岛长期来就有人口向外迁移，但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个时期才达到使每年10万爪哇人外迁（主要定居在南苏门答腊）的目标；而这个数字也只是爪哇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到1940年止，只有20万爪哇人移居印尼的其它岛屿。战后，根据这个计划继续鼓励爪哇人向人口较少的本国其它岛屿迁移。移居到的新拓殖区大多数分散在南苏门答腊，其余的散布在中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和马鲁古岛。战前的那些新拓殖区曾一直是独立发展的，并且以爪哇人的生活方式为其原则。然而，在本世纪五十年年代（当时发起移民定居的人数从每年一万人增加到五万人），这些移民新拓殖区被安排与当地的居民更好地结合在一起，虽然他们的新村庄的特点和农耕方法依旧保持爪哇人本来的式样。此外，也出现大量“自发迁移”的人，从爪哇东部和中部的人口稠密区移居到南苏门答腊。这些居住者每年约20000——30000人，其中多数人是早期定居者的亲属。但，除本世纪六十年代外，从爪哇外流的人数或多或少已被从其它岛屿非爪哇人的流入所抵消。所以在降低爪哇人口密度中，向外迁移效果是低限度的，但在为无地农民提供经济机会和在人口稀少地区增加劳动力这两个目标上，一般说，上述措施是成功的，尽管早期的某些新拓殖区有过失败的教训。
成为对照的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则完全是自发的。这部分是因为城市中心有些诱人的机会，也因为农村地区生活条件不佳。这种现象已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十分紧要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一点在本书第9章将予以评述。
有差异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和国内迁移，是造成人口分布变化的两个经常起作用的原因。而战争和暴动通过迫使居民离乡背井和移居它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口分布的变化，所以战争和暴动堪称第三个动因。由于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发生战争和暴力行动的规模、它的超出这个时期的持续的冲击，以及官方为防范其影响而采取的措施，使得人口分布发生变化的过程被赋以新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1948—1960年所谓马来西亚的“突然事件”，造成了约100万农村居民（其中86%是华人）的重新安居。这个大变动主要发生在1950年中到1952年底。其做法是把“擅自占地者”迁移到约600个紧奏的新拓殖区。其中480个被设计成“新村庄”，大多数至今尚存。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间，印支战争带来更大的冲击。据估计，1961—1969年间，在南越当局统治下的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一成了难民或战争伤亡人员。在1965到1969年中期间，难民总计人数为420万，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到1969年中，其中的130万仍留居在约900个临时帐蓬里，或者正在移居到农村之中（见图4.2）。当时有20000多人被逐出非军事区，迁到临时安排的不卫生的五个“单元村”去住。大量拥入城市的人，不再被当作需要予以帮助的难民看待，尽管难民区在持续扩展。岘港原来只有25000人口，这对变成有34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西贡吸引了25万以上“撤退者”，其中多数人可能还得回到农村地区。
图4.2 1969年南越130万未定居难民的分布
在柬埔寨也发生类似的情况。1967年初，大量越南的难民越过边界进入柬埔寨，随后，这种迁移迅速加剧，使村庄、工厂、种植园和其他资源遭到巨大破坏。在1970年3月到1971年12月的20个月中，柬埔寨的三分之一人口，即200多万人由于战争而流离失所。到1975年止，在金边附近的贫民窟中寄居的难民达140多万人。但在战争结束后，这些难民和一些金边常住居民又被遣送到农村去住，并在那里从事农业劳动。
老挝的经历与柬埔寨及越南南方大致相同。1962年—1970年间，约70万人从巴特寮地区移出迁居到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这种迁移的原因是官方试图使巴特察失去食物等物资的供应，另一方面也因为，居民这样做可以避免轰炸带来的苦难。这70万从巴特察迁出的流民，有约一半重新在老挝东北部居住下来，其余的多被安置在琅勃拉邦、北部的会晒省、内耶式里省各地方首府的附近，以及万象平原和湄公河谷地。
整个东南亚的人口分布在不断地变化。概括性的基本类型提供了一个构架。在这种构架内，自然的增长、移民和混乱正在引起人口状况的不断调整和变动。正式的国际间的人口迁移，是根据个别移居者的经济和社会需要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漫长的海岸线、武断而又不适当确定的陆地领土边界使得严格的控制成为困难。大陆国家的边界基本是殖民统治者划定的。它几乎没有考虑民族上和文化上的近似性或建立部族保留地问题。由于官僚政治和远隔的城市未能有效实行管理，所以有不少人越过国界线成批移居邻国，而这些情况在人口分布变化上既看不见，也不具什么意义。
控制人口向城市移动更为困难，虽然某些城市，如雅加达，已经采用限制性管理试图阻止大批人口续继涌入。一个较为积极的做法是有时录用一群经过挑选的农村居民，由政府提供经济资助，引导他们在一些新农业区拓居，但在许多年轻人的眼里，这些新农业区无法和城市的吸引力相匹敌。近年来，马来西亚已经实行了若干效果良好的再安置计划，但他们的目标显然在于经济，而且与总人口的增长和分布有关，其影响所及也有限。
东南亚人口压力的问题还不是土地绝对短缺的问题。多数国家都有大面积的可耕地有待开发。大面积的土地也没有开展多样化的生产利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是地方性的，人类占有的广大地区实际上还没有考虑到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问题，在人口对土地压力确实大的地方，如果出现在城市，就出现地皮紧张（地价也必然昂贵）；出现在农村，农民则会精耕细作地利用那里的土地，而人们还是宁愿，或者说习惯居住在这些地方。所以城市人口密度很高而资源条件与人口不相称的情况，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城市和沿河、沿海低地。这种集中趋势的继续发展，正在不断导致人口密度从聚落集中区向外锐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