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教序》碑及《圣教序记》碑
值得注意的第三种文物是大雁塔南门左右龛内的石碑。左龛内是永徽四年（653）十月中书令褚遂良所书唐太宗御撰的《三藏圣教序》碑。右龛内为永徽四年癸巳十二月十日唐高宗御撰的《三藏圣教序记》碑，上书“尚书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书”字样。右龛之碑因要与左碑相对，故采取了自左向右竖排的体裁。两碑均高九尺四寸。碑文部分高四尺九寸，宽三尺一寸。在碑冠下部，刻有佛、菩萨、四天王。碑底则刻有天人乐舞图。碑的左右两侧，刻有艳丽的蔓草边缘。碑文字体遒健逸雅，“波拂如铁线”，诚为褚遂良书法的代表。后人玩赏褚氏真迹，达到流连不舍的地步。但关于此碑题额，却存在着一些疑问。有人认为是后人补笔，甚至有人因其怀疑此碑的真伪。
图片八十 大慈恩寺大雁塔《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图片八十一 大慈恩寺大雁塔《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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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八十二 大慈恩寺大雁塔《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冠
图片八十三 大慈恩寺大雁塔《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底
图片八十四 大慈恩寺大雁塔《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底
褚遂良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担任中书令。太宗死后，永徽元年（650）被贬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652）被召回京师，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四年九月壬戌，在张行成死后十三日，也就是九月甲戌，继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这种经历与《圣教序》碑中所记“永徽四年（653）岁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书令臣褚遂良书”相比，是很不一致的，故判为后人误记。褚遂良谨书太宗御撰，自应署其当时官名。其次，《新唐书·宰相上》虽记永徽四年“九月甲戌，遂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壬戌，行成薨”，但《圣教序记》碑载：“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丁亥建，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书”，以左仆射误记为右仆射。褚氏决不至于误记自己的官职，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他人的伪作。褚遂良继张行成为右仆射，这在《新唐书·本纪第三 高宗》及《新唐书·褚遂良》中都有明确记载。《新唐书·宰相上》若倒记左右仆射，则张行成与褚遂良的事实相反，正确的表述应当是：“九月壬戌，张行成薨，甲戌，褚遂良为尚书右仆射。”若此说不谬，则此碑所记，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可以断定上述问题只是出于表面上的观察。（参见图片八十至八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