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因山为陵的由来
贞观九年（635），唐高祖去世，唐太宗准备按照汉高祖长陵之例，制定崇厚的山陵制度。但虞世南上书劝谏。《旧唐书·虞世南》载：
臣闻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显，珍宝具物，以厚其亲。然审而言之，高坟厚垄，珍物毕备，此适所以为亲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以为长久万代之计，割其常情以定耳。……今为丘垄如此，其内虽不藏珍宝，亦无益也。万代之后，但见高坟大墓，岂谓无金玉耶？臣之愚计，以为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显。今之所卜，地势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须，皆以瓦木，合于礼文，一不得用金银铜铁。使万代子孙，并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庙，岂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为坟垄，又以长陵为法，恐非所宜。伏愿深览古今，为长久之虑。
唐太宗将虞世南的意见书交给群臣详议。司空房玄龄及其官职以下群臣进行了讨论，结果是：
谨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唐会要》卷二十）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终于改变初衷，采用此议，史载山陵制度颇有简省。若以东汉光武帝原陵高六丈换算唐尺，则约合五丈。回观唐高祖献陵高五十尺，可知它与所定制度大体是一致的。
唐代自营造献陵起，皆采用陵制从简的方针，至唐太宗与其文德皇后，更是固守这一方针，从而使唐代的山陵制度确立下来。
《新唐书·文德长孙皇后》载：
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及大渐，与帝决……后曰：“……妾生无益于时，死不可以厚葬，愿因山为垄，无起坟，无用棺椁，器以瓦木，约费送终，是妾不见忘也。”……及崩。……谥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
《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五《王礼考二十·山陵》条载：
贞观……十八年，帝谓侍臣曰：“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九嵕山孤耸迥绝，因而旁凿，可置山陵处，朕有终焉之理。”乃诏：营山陵于九嵕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务从俭约。(https://www.daowen.com)
如前所述，秦汉以来，厚葬之风达到极点，既靡国费，以营高坟，又须严密警卫，即便如此，仍难免后世发掘之灾。何况厚葬足以诱导盗掘，这种情况西汉人刘向已经讲过。利用自然形势以为山陵，用瓦石代替金玉珍宝，不仅节省，而且可以避免盗掘之难。这种高远贤策，肯定是有识之士的共识，未必即为虞世南的创见。但要不囿于旧习，不碍于颜面私情，来实行这种新的改革，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此而言，唐太宗采用因山为陵的制度，不能不说是千古之英断。
制定因山为陵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一）利用自然山势，可以节省人力。
（二）从平地仰观山上，形势雄伟。
（三）容易防止盗掘。
如果亲自考察九嵕山昭陵与梁山乾陵的情况，就会感到北宋游师雄所说“民力省而形势雄”是很中肯的。
从唐太宗与文德皇后起，规定送终俭约之制。但这一制度在唐代三百年间究竟实行到什么程度，却是值得怀疑的。9世纪后曾经亲至中国的阿拉伯人苏莱曼说：
从前，中国的王公死后，有将所有财产，即器具、衣服及高贵玉带等与遗骸一同埋葬于陵墓之中的风习。但此风习现在已不流行。原因是为获得埋藏的财宝，盗贼曾多次发掘陵墓。
这种说法仍难绝对凭信。纵然此后不如秦汉时代那样奢靡，但唐代帝陵，厚葬财宝的情况仍相当普遍，这是可想而知的。在五代初期，唐代诸陵差不多皆遭发掘。当时就曾发生过从陵中盗出所埋金玉财宝的事（《旧五代史》卷七十三《温韬》）。这是胜过一切的证据。